见蔡明亮，说得我与蔡明亮很熟悉似的。事实并非如此，我只看过蔡导三部电影：《爱情万岁》、《天边一朵云》、《西游》。看《爱情万岁》的时候我年纪尚小，连爱情为何都不清不楚。《天边一朵云》倒是看得十分愉悦，西瓜、西瓜、西瓜。《西游》是在电影院看的，我坐在最后一排，一边数镜头一边啃掉了两只手的指甲。
我与蔡明亮不熟，但我还是去了他在方所的交流活动。
他一露面我就笑了，因为他和我一样穿了一双人字拖。那天台风预警（然而台风并没有来），心想这是不是他也穿着拖鞋的原因？他坐下，开始讲儿时在马来西亚的生活。他的语速缓慢，言语轻柔。
我必须说他的话太多，一个人不停地讲了两个小时。妙语颇多，倒也让人听得下去。
蔡明亮是看电影长大的，从三四岁到十二岁，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泡在电影院。他的爷爷在夜市经营面摊，奶奶就带着蔡明亮去电影院。九点，第一场电影放映结束，爷爷收摊，便又带着蔡明亮去看第二场放映（往往是同一部电影）。
谈到胡金铨。蔡明亮看了不少武侠片，他认为胡金铨的电影“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古代世界”。“现在的武侠片里你能看到古代人是怎么生活的吗？他们染着、烫着头发就出来了”。
谈到文学与电影。“我喜欢读小说，但我不拍小说”，蔡明亮是这么说的，因为“我的电影必须是我自己情绪的表达”。
谈到李康生。“我每天都和李康生在一起，但我不能说我了解他，但我似乎又很熟悉他”。
他还谈到特吕弗与《四百击》、谈到电影是作品还是商品，谈到电影的“手感”。我敢确定他事先并没有准备讲稿，因为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轻易地从一个话题转换到另一个话题。对于某些话题，他一带而过；对于另一些话题，他又有着过度的表达欲。
当然，这种过度的表达欲最多地体现在他喋喋不休地对听众解释这一次他在时代美术馆的展览作品。他将《郊游》这部电影搬到了美术馆，投影在一些使用过的纸张上，于是电影画面就有了另一种肌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一页一页地播放ppt，一张一张地讲解，也一遍一遍地问：“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这句话，他说了不下十遍。他似乎非常担心观众看不懂他的作品，所以他不停地解释着，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在美术馆里摆上树枝，解释为什么要用写过字的纸张，解释作品为什么起名为《郊游》。
然而，他的作品真的这么难懂？未必。如果不把《郊游》看作一部电影，而是一件装置艺术作品的话，它真算得上是浅显易懂。我与同伴So小声吐槽：“他真的觉得我们这么笨吗？”
无论他是否认为观众（听众）是笨蛋，我猜他都是很在乎观众的。从大约2001年起，他开始亲自卖票，电影票、展览票。他摸了摸自己的光头，说：“在台湾的时候，我很容易被认出来。我骑着机车出去，路上遇到人跟我打招呼。我马上停下车，卖给他一张我的电影的票。”他还在电影首映式上卖票，最多的一次卖出了300张。而在交流活动一开始，他就说他的展览目前卖出了400多张票。
自然地，在提问环节之后他又开始现场卖起票来。我看着排队的人群，打消了去向他蹭一张合影的念头。
离开方所之后，我与So开始谈论蔡明亮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把五六个形容词放在了他身上，同时也想着，我未必能从两个小时的聊天里就了解他，就像他未必了解他的观众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