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帝国的崛起：从普鲁士到德意志》这本书讲述的仅仅是1415年腓特烈六世来到勃兰登堡边疆区，到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奥塞危机爆发的的这一段历史，并没有牵涉到后面的二战。但是一提到德意志，还是难免会让人联想到二战、希特勒，而且不禁令人心生疑惑：为什么那样一个给人深刻、冷静、理智，富有哲思印象的民族，会滋生出极端的纳粹主义？之前我写过书评的《东西街》，就再现了那段犹太人遭受迫害，家破人亡的悲痛历史。

那么，是否如日本人骨子里“菊与刀”的矛盾和统一一样，德意志民族也具有看似背道而驰实则统一的两面性呢？

对此，我很赞同杨义成教授在《不可不知的德国史》里所持的观点：“其实，德意志民族并没有什么神秘性。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特点，恰恰是符合历史逻辑的结果。”“德国人既非天使也非魔鬼；不是天生的哲学家，也非嗜血的战士。”

不过，德国人崇尚科学的精神并非传说，“德国制造”曾是这个欧洲强国在全世界亮眼的名片。如同普鲁士的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普鲁士的大学院校早就有了完善的体系。德意志和普鲁士“坚定相信科学永不出错并无可匹敌，相信客观真理和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它们能够重新诠释国家就是力量，组织就是力量，以及树立‘绝对完善的道德有机体’的信念。”

有必要先在这里为我这样的历史盲厘清一个比较低级的概念问题：“普鲁士”和“德意志”究竟是什么关系？“德国”和“德意志”这两个词又有什么区别？

读完《帝国的崛起》这本书，你也能找到答案。“德意志”主要指土地和祖国，强调民族。而“德国”却指一个政治独立的国家形态，属于国家政治范畴。只有在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德意志”和“德国”这两个词才真正实现了国土和国家的准确重叠。而本书主要说的就是在此时期，以及之前的一段历史。

说回到普鲁士的改革和复兴时期。

早在1716年，普鲁士便已开始在小学阶段施行义务教育了。德意志哲学家费希特在1807年发表的系列讲座中肯定了瑞士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观点，“教育必须既包含教育文化，也包含实用技能的指导；但最重要的是国家必须通过教育向人民灌输爱国主义精神，而且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教育必须为政治目的服务。”此外，长期以来，军队都是普鲁士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一个德意志男孩学到的第一课，就是自己生下来就是为了保护祖国的。普鲁士的军队组织和教育其实是融为一体的。

费希特的言论极大地鼓舞了普鲁士的教育改革。全新的教育方法经推广后，在普鲁士各地普及，并至今影响着德国的小学教育。当然，受到新思想影响的远不止小学，还有中学、大学，也不止教育机构。普鲁士在政治、管理、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全部焕然一新，因此最终强大起来并统一了德意志。

“对于德意志帝国而言，科学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加上国家的强大力量，就是一切政治进步的根本。所以国家未来的发展，就如同未来本身一样，包含了无限的可能。”

时至今日，创新仍是德国现代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贯穿整个中小学教育体系。二战期间涌现出的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一众科学大咖们，也都是德国人重视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开花结果。

有了这样坚定和一致的发展观，德国经济和国家实力的迅速崛起也就不难理解了。要知道早在1415年选帝侯腓特烈一世来到荒凉边疆（450多年后德意志才统一）之时，中国正处在大明朝永乐十三年，发展水平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还要说一下，我很欣赏作者约翰·马里奥特和格兰特·罗伯逊在《帝国的崛起》导语里所强调的“历史观”：“但在历史上，正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最明显、最简单的解释通常也是最荒谬的解释。在没有完全了解事件之前就知道结果，不探究过程和手段，反而将一切归功于历史使命，这比歪曲史实还要糟糕。这种只管结果不顾过程的历史观不仅歪曲了每个阶段的意义，还贬低了最终结果的伟大价值。”

如果将历史倒着看，好像很多事情都是“命定”的，例如霍亨索伦王朝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建立起勃兰登堡-普鲁士。之所以不由自主就能得出这样简单粗暴的结论，最主要恐怕还是因为这是最省力的，无需太多调研，无需严谨思考，反正不管什么事都往“一开始就注定”的理论上一套，准没错。

书作者的这个观点也让我联想到了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观，即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合力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其中经济因素起到了决定作用，但具体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又是可变的，每个人的意志都能有所贡献。

正是这些积极的历史观，而非“懒人”历史观，启发我们每个人，每个组织，乃至整个国家有了参与意识，为共建“和谐社会”，推动“世界更美好”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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