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亡有多种等级。土地的失去、庙宇的毁坏,还不是最高等级的灭亡。最高等级的灭亡是记忆的消失,而记忆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灭亡。
可以设想一下,当侵略者进入一个国家,废除了这个国家的文字,类似祭司这样能够读懂文字的人很快也被遣散,随着他们的老去,关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载就再也没人能读懂。于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一种文明,就此失去了“身份证”,成了一种不知道自己父母亲和子女在哪里的文明,这个人群的文化记忆也就从此消失了。
世界上如此多的古文明都灭亡了。有的遗迹还在,传承没有了有的连遗迹也不多了,只剩下传说;有的连传说也没有了,失去了最终的记忆。这种情景既让人感到苍凉,又让人产生达观。天下匆匆,能留在历史上的事情是不多的,而且它们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因此,就产生了佛家和老庄对于历史的不在乎,甚至对于记忆的不在乎。”
这是余秋雨在《问学》第一章《童年的歌声》里记载的和北大学生讨论文化记忆里最先开始的一段语言，读来令人深思。
记得我们小时候学过一篇文章《小英雄雨来》，里面有一个片段:雨来半天才喘过气来，脑袋里像有一窝蜂，嗡嗡地叫，他两眼直冒金花，鼻子流着血。一滴一滴的血滴下来，溅在课本那几行字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这段话在小时候读的时候，理解为雨来很勇敢，爱学习，现在读来就知道这是一个中国人，面对日寇文化侵略时，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对文化传承的一种坚持。
法国作家都德在小说《最后一课》借韩麦尔先生之口发出这样的呐喊:“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匙。”都德所选择的正是集中表现了这一巨大事件的生活片断：这是最后一堂法语课，以后学校里不许再教祖国的语言了，学生们从此要学异国统治者的语言了！作者把意义巨大的主题浓缩在一件日常生活的事件里，从而把一堂小学法语课提高到向祖国告别的仪式的高度，这就使得普法战争悲剧性的结果表现得异常鲜明，从而使得作品的主旨——普通人民的爱国情感和反抗侵略的意志不断地被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读者所理解所颂扬。
记得一次面试时主考官提到一个问题:“你在教学中是怎样看待母语的”，我就是结合自己所教的一些课文阐述自己对母语，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传承，以及自己平时在教学中、在主题班会中的一些做法进行回答，得到了主考官的称赞。
《问学》中谈到清代一个官员在纷乱战争中以死殉国的故事，我们感叹王懿荣在风雨飘零的时代里对文字的敏感，从买来的选品里发现甲骨文的甲骨并保存起来，使这些甲骨成为打开遥远记忆的一篇最真实的门户。这样甲骨文连接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而王懿荣之死可以看做是一个文化仪式。
“我们要记住他，不仅仅是记住这个人，更要记住那个极其关键的时刻，有一个结束中国学者的井台，以及井台附近窗子里的那堆甲骨，就证明了这个民族、这种文化，还没有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