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是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于1985年出版的著作，也是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该书通过阐述美国社会逐渐从印刷统治转变为电视统治的现象，指出人类正在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并以此告诫公众警惕媒介技术的垄断。该书前言中提到，奥威尔曾预言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赫胥黎则认为我们终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在作者看来，两个截然相反的预言中，可能成为现实的并非前者，而是后者。

自《娱乐至死》发行后，有关该书的争议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有人评价作者波兹曼为引入媒介危机概念、重新定义现实世界的先驱者，有人抨击他是缅怀印刷时代、排斥电视时代的保守者。在我看来，波兹曼只是想要强调人们身处媒介制造的巨大隐喻世界中而不自知的现象，字里行间虽包含对印刷时代的崇尚，但绝无对电视时代的蔑视。

全书共分为两个部分，十一个章节，结构可大致看作“论点——论据——方法论”，即前两章为论点，后八章为论据，末章是方法论。第一部分的前两章标题明确地陈述了作者主要论点：“媒介即隐喻”和“媒介即认识论”。随后作者通过描述口语、印刷、电视三种不同的媒介如何经历从开始、发展、兴盛到衰败的过程，以此分析媒介变化对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

在本书的前半部分，波兹曼将重点放在了探讨不同媒介的影响上，不同于麦克卢汉所认为的“媒介即信息”，波兹曼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论点，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信息可以起具体明确地论证、说明、诠释世界，但当今普及的媒介并没有这一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蔽且有力的暗示，悄无声息地重新定义着现实世界。

然而，该种隐喻往往是复杂且费神的，举例来说，口语将思想以口头表述的形式传递给他人；钟表为时间创造了独立且精确的计量方法；文字使大脑的记忆有了崭新生命；电视把新闻变成了唾手可得的甩卖商品。为了深刻理解这些隐喻的具体含义，我们需要花费许多时间来认真思考这些媒介本身的作用，不妙的是，我们正在选择性忽视这些隐喻，并理所当然地接受媒介在我们身上灌输的巨大影响，把它们视作供我们所用的工具。

第三章到第五章作为主要论据，通过具体数据和历史事例说明了印刷如何在美国诞生、普及，直至衰落。波兹曼在阐述印刷时代起伏的过程中，总结得出了印刷时代的文化特点，即严肃完整、理性客观、真实可靠。但不可否认的是，印刷时代的确存在缺陷：印刷术唤醒了个体的平等现代意识，却销毁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使公众话语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却垄断了当时的媒介环境；印刷术使政治毫无阻碍地走进民间，却成为了从政者的傀儡。如此看来，虽然波兹曼肯定了印刷时代下铅字帮助人们启发理性、收获真理这一积极作用，他也对印刷术遭到受众疯狂的追捧产生了担忧，并率先发现了“娱乐业时代”诞生的早期迹象。

由于波兹曼对印刷时代的详细阐述和独到见解，书中从印刷时代到娱乐业时代的过渡丝毫不显突兀。电视作为娱乐业时代的宠儿，成为继印刷机之后的又一引人关注的关键词。事实上，电视的起源、发展和普及与本书所担忧的前景息息相关，因为电视已经获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媒介。但波兹曼并没有完全否认电视的用处，而是通过历史唯物观来辩证看待电视时代的利弊得失。在波兹曼看来，电视时代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时代的思维方式存在很大的不同，大量的信息在这期间被生产出来，而人们却越来越处于信息匮乏的边缘，即“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在电视时代中，电视决定一切，人们不再彼此交谈，取而代之的是彼此娱乐。娱乐成为正经的事情之后，娱乐业也随之大肆兴起，不光娱乐节目本身，就连政治、宗教、教育等一向严肃的领域也被一并牵扯进这场娱乐旋涡。在其影响之下，“形象政治”迭出不穷，民众在评价政治家时仅仅依靠电视所播放出的画面，于是从政者们开始逐个参与包装自我和制造假象的盛大竞赛；宗教传播方式也在电视时代发生了巨大改变，在电视画面的极大冲击下，宗教理念被迫转化为视觉化的表演，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其哗众取宠的表象后无疑标志着宗教神圣化地位的大幅下降；更为可悲的是，教育业也未能幸免——电视所倡导的教学理念从根本上与传统的教育理念相悖，但学校受电视的影响逐渐将娱乐方式安插在教学活动中，好让学生们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来接触政治、宗教等领域，自此形成恶性循环。

不得不说，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接触媒介及其带来的信息，但我们所看到的是经过加工的信息，它们被包裹成了娱乐来蒙蔽我们的思维。波兹曼于本书第八章的结尾如是总结：“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这句话被放在娱乐业时代背景之下也可以被理解为，于我们而言真正的危机不在于我们已经习惯娱乐是一种工具，而在于我们已经成为了娱乐手下的工具。

“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电视本身的不连贯性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从而适应娱乐业时代的发展。电视新闻具有简短、庞杂、富于变化的特点，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启迪，从而导致受众逐渐对信息麻木且缺乏判断力。这般普遍且危险的现象，使得波兹曼对于媒介一词有了重新定义，他在书中想讨论的重点之一便是媒体在我们的认识论中充当着一种怎样的角色。为了更好地论证“媒介即认识论”这一论点，波兹曼借用了弗莱个人的诠释，即早已超越了这个语境并且进入了很多新的语境，这些新的语境赋予人类尊严，而不是仅仅反思它的盲从[1]。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对于媒介的深入认识和理解，而不是坦然地将其视作一个无需多加研究的专有名词。

波兹曼的这一理解具有十足的先驱性，因为当我们将媒介传播的所有信息统统接纳为娱乐的一种体现形式，甚至当严肃领域也被定义为娱乐时，再没有什么值得被认真对待了。彼时电视上新闻主持人口中播报的不是重大新闻，而是琐碎糟粕；演员们脸上露出的不是真心微笑，而是无知麻木。但娱乐业时代果真会这样走向万劫不复吗？当波兹曼给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后控制文化”的定论时，我赞同的是前半句，后半句仍待斟酌，因为任何形式的媒介都是无法控制文化的，人类才是文化真正的直接参与者。在无比强大的现代媒介面前，人类看起来手无寸铁，毫无反击之力，但他们中哪怕最孱弱的也始终拥有最终决定权——拔掉电源插头。虽然这样的表述有些诙谐讽刺，但如此看来，我们并不否认媒介在未来极有可能主宰一个时代，而那时的人类也未必就会听从摆布。     

波兹曼本人所生活的时代之下，电脑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极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角色。但事实上，他已然对可以预见的电脑时代提出了警告，而今日的现实甚至比他猜想的更为悲观。互联网表面上集聚了印刷术与电视机二者的特征，为它们提供了貌似公平的“决斗舞台”，但互联网上实际上仍是媒介实现统治时代过程中的一个较大分支。如今颇为流行的电子书和云阅读虽然延缓了人类智力的退化，但它们依然阻止不了娱乐早在上世纪就对人类宣判的“死刑”。娱乐先后借助印刷机与电视这二种媒介，用充满隐喻力量的利器轻而易举地击破人们脆弱的思考防线，但娱乐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为自己赢得合法性，它在消解严肃本身的话语体系的同时，始终无法构建起一套新的有价值的认识论。因此，对于如何生成一套解释和认知世界的理论，早已缴械的人们根本无所适从，而这正是波兹曼所强调的认识论的意义所在。

根据波兹曼在书中描写的时代顺序，我们可以大致得出媒介的发展轨迹。在印刷时代，人们通过阅读报纸报刊和书籍以获得和自己生活有关的信息，因此行动与信息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这一切很快随着电报的发明而改变——电报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全球各地的新闻穿越时空和距离的阻隔被一一罗列到人们眼前，使得人们被迫修正信息的定义。而接下来被波兹曼称为“图像革命”则如精确导弹般击中了印刷术时代，革新了媒介传播。随着摄影技术被引入和应用，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照片开始统治人们的眼睛。然而，与字词语句不同，照片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把照片文字化。所以，文字展现的世界是一种概念，照片展现的世界则是一个物体，它失去了被记录内容在真实世界中的语境。某种程度上来说，图像革命之后的信息可信度极低，因为它可以被制作者和传播者任意歪曲；同时，信息接受者们不再需要如同理解文字一般通去获取知识和观点。最后登场的电视更是掀起了一场新的媒介革命，其影响不亚于引爆了一颗名为信息的原子弹。电报和照片以动态的形式结合展现于电视屏幕之上，娱乐不再有任何遮掩的必要，它名正言顺地夺走了严肃领域原有的地位，人们逐渐臣服于电视机，心安理得地走向退化。

可以说，娱乐在每个时代都完美贴切了人们的需求和渴望，它对严肃话题的颠覆过程好比“润物细无声”一般令人悄然不觉。正是这样毫无动静的偷袭，使得对媒介的认识论被重新推上了人们议题的首位。如果我们舍弃对媒介的认识论探究，而是将其定义为一个早就存在的专有名词，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消亡不是因为没有手术刀，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心脏。

提及《娱乐至死》，当今社会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人们在采用作者的某些说法时，不知有心还是无意，把“娱乐至死”解读为“娱乐致死”，似乎娱乐本身就可以致人于死地，这无疑是对作者本意的篡改。类似的误读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例如人们常常以各样的规章制度干涉一些先进媒体节目的制作，把“娱乐至死”作为旗号，指责大众媒体上的娱乐化倾向和某些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反对迎合市场，呼吁严格审查。尤其是随着选秀节目的崛起和民间曲艺的复兴，“娱乐至死”的声浪仿佛更加喧闹。某种程度上，“娱乐至死”的潜台词被扭曲为“主旋律万岁”，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夸大事实的头条新闻反而成了深度报道，空话套话的会议讨论反而成了深刻反思。    

事实上，只要是仔细阅读并思考过《娱乐至死》的读者，都会理解波兹曼个人所表述的娱乐至死并非如此。他并没有对娱乐节目的泛滥和媒体的娱乐化倾向表达明确的喜恶倾向，更多时候他在呼吁人们回到书籍中去，认真地写作、思考，而不是沉溺于电台、电视节目的欢愉并不自知。波兹曼所提出的“娱乐至死”这一警告，更多是针对于媒介受众，而非媒介平台。在波兹曼看来，印刷机更适合理性思考，而电台电视只会沦为大众娱乐，因为在电视创造的话语体系里，所有的事件都独立存在，被剥夺了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联。人们不会深入探讨某一例新闻事件，因为电视的相关报道就近在眼前。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已经在这样的娱乐中麻木不仁，如同波兹曼描述的那般：“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在对娱乐至死做进一步诠释时，波兹曼在书中指出，是媒介本身限制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譬如以电视为代表的图像革命使得“我们对于真理的看法和对智力的定义随着新旧媒体的更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波兹曼也不愿自己的观点被曲解为赤裸裸的“攻击电视”，在他看来，虽然电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话语，其情感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他所表达的“电视认识论”是，电视的思维方式与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一旦电视一劳永逸地取代了印刷品带来的理性思考，只会给严肃的知识和领域带来巨大伤害。用波兹曼的话来说，我们如今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被用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正如同把“娱乐至死”曲解为“娱乐致死”一样，人们对波兹曼的作品和观点仍存在着许多误解，首当其冲的就是对该书批评的核心的争论。《娱乐至死》批评的核心并不是娱乐化的内容，而是类似于电视这样的媒介形态。内容与媒介二者的概念应该被清晰的分开，因为这一点是理解这本书的关键——媒介是内容的载体，但是这种载体会对内容产生影响。此外，该书所批判的其实不完全是娱乐行业，而是政治、宗教、教育等原本严肃的公共行业陷入的娱乐化。娱乐行业本身的存在或发展并非十分严重的问题，但若是娱乐和非娱乐之间的界限在未来的某天完全消失，那将是一场不可挽回的灾难。最后，该书最终的落脚点并不是讽刺和批判，也不是对人们逐渐走向被娱乐统治道路的披露与惋惜，从该书末章中波兹曼给出的两大方法论辨析与探讨就可以看出，波兹曼提倡积极寻找维护文化精神的方法，并鼓励受众提升对各种媒介形态的认识。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描述，也是对沉浸于娱乐业时代而浑然不知的受众的哀悼。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今天已经处在波兹曼描述的世界里，处在一个信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敏锐，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书中的预言“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正在指向今天的现实。

在全书末章，波兹曼试图给出解决文化泛娱乐化这一现状的方法。他先通过对《1984》和《美丽新世界》二者截然不同的极端社会的分析，阐述未来真正摧毁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恐惧、警惕的东西，而是我们一直热爱、追求的东西，之后再对技术中性这一观点进行批判，以此论证技术就如同画家手里的画笔，作品的模样由画家所决定，而我们的文化也由掌握媒介的人来决定。波兹曼总结道，只有深刻而持久地认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在媒介与文化齐头并进的时代背景下，娱乐有适宜娱乐的场所，严肃有专属严肃的语境。即使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我们对于媒介的辩证思考也不应该停止。文化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普遍化更应使我们保持警惕，明确娱乐与严肃二者的分界，避免在严肃的时候捧腹大笑，娱乐的时候嚎啕大哭，促成一场滑稽戏，亲身上演娱乐时代下的温水煮青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