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将会永远记住一个人的名字——呼格吉勒图。

这个人长眠于地下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婴儿长为成人。这也是他沉冤（流氓杀人犯）昭雪所用的时间。

在今天回头看这起案件，会有种黑白电影般的荒唐之感。1996年的4月份，18岁的呼格，在隔壁的女厕发现了一具尸体，之后去报案，却在48小时的审讯之后被定为嫌犯；两个月后，内蒙的冬天，他穿着一件单衣，被五花大绑地公审，绝望、惊恐地扫视着押解他的武警战士，饿着肚子被押解到刑场上，一声枪响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很快，刊发在呼和浩特当地媒体的《“4·9”女尸案侦破记》。文章里，诸如“冯志明副局长、刘队长等分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一齐扫向还在自鸣得意的两个男报案人，心里说，你俩演的戏该收场了”、“临场领导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即便是眉头的一起一伏，都是无声的命令”，都很难称得上“新闻手法”，更像是绘声绘色的地摊文学。但是，在“熬了48小时之后才获得的”口供之后，文章的结尾却是斩钉截铁的：“杀人罪犯就是呼格吉勒图。”

二

9年之后，身背数十起命案的惯犯赵志红落网，却能精确地描述出作案的时间地点和细节，并在案发现场被拆迁改造后依然熟悉地指认。这是一个冤案，事实已经很明确了。推动复查案件的小组建了一次又一次，新华社的记者发了5篇内参，无罪的判决却依然等待了9年之后才到来。

世间最无力的事，莫过于衰老不可逆转，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可以想象呼格父母上访时的表情与哭喊。幸福或许相通，痛苦却难以理解。若非亲身经历，很难有资格说出“我理解你的感受”。

2005年，在赵志红落网并主动招供此案之后，当时复查的内蒙古政法委“一位主要领导”就曾经公开对媒体表示：“以法律的术语讲，当年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的证据明显不足，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冤案”，“杀错了”。但同时，在赵志红被不公开审理时，10件命案中只被起诉了9件。缺席的一件，就是他主动招认的呼格案。如果不是连续的内参文章，赵甚至可能当时就被判处死刑，使案件进入更加死无对证的境地。“在复查期间，没有遇到阻力和障碍”

已经退休的赫峰，退休前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刑侦。赵志红的落网，就是他一手策划。亲眼看过呼格笔录和口述的他，也成为复查此案专案组的重要负责人，多年来一直推动此案进程。在他的表述里，“检察院、高院几年前已经查的很清楚，结论和我们公安基本一致，是错案。为什么迟迟没有启动再审程序，是上层的事情，基层的公检法也没有办法。”   而连发5篇内参的新华社记者汤计，则在9年的时间里反复感到震惊的同时是无奈。

首先让他震惊的是，当赵志红供述自己是真凶后，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凶手精斑样本却“莫名丢失”了。包括当赵志红供述了10起命案后，起诉书也是莫名其妙变成了9起。很明显，有人意识到了错判，却迟迟不肯正视，甚至想继续隐瞒。无奈的汤计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从有关人士处了解到，每当自治区政法委研究呼格案时，内蒙古高院派出的参会领导都是那位呼格案的二审审判长”。因此，他转而呼吁跨省异地审判。

很明显，复查的过程中存在人为干预。

直到2013年，内蒙高院再次启动复查，新任的院长胡毅峰，才让汤计感到“转机来了”。为什么？

“法院内部先前的消极因素被禁止介入，案子因而推动很快”。

耐人寻味的是，2014年11月，在宣布此案进入再审程序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案件启动复查和再审过程中是否受到了当年办案人员的干扰”的问题，内蒙方面的回答是：“在复查期间，没有遇到阻力和障碍。”事实与表述相互矛盾，构成了电影般的曲折情节。

判完了，然后呢？一纸无罪判决，和一句“对不起”，于是成了当时的新闻热点。但还不足以完全告慰死者和生者。时代洪流之间，皆不可承受的，是生命的重与轻。

三

呼案昭雪后，微博上一张《呼案办理人员都去哪儿了》，列出了冤案18年后安然或升迁或退休的人员名单。而在判决的背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呼吁，严查冤案的制造者责任。确实，必须读懂这样的表述，才能理解今天这种呼吁的逻辑。确实，当年的办案人员心里也有很多“委屈”。在过去的司法体制下，求快、求政绩，行政命令推动的运动式“严打”，可能成为冤假错案的形成土壤，但审判机制也一样存在漏洞。政法方面的压力，不能完全做主的法官，和集体形成案件意见的“委员会”。通常来说，就是审判机关的领导层形成一个集体决议，然后交由审判庭。但如果你要倒查，又追不到某个具体的人的身上。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宋英辉的观点认为，“就呼格案来说，事发1996年，当时DNA技术手段还未普及，只有北京等极少数地区有条件进行，所以未对呼格吉勒图指甲血迹做DNA技术鉴定，是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应用历史的眼光对待，当然这并不能成为免责的借口。从诉讼的过程、案件的复杂性和人的认识能力上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百分之百杜绝冤假错案。”

这就是当代司法改革中“审判中心制”的由来：以往主要由侦查机关确定案件性质的流程，现在要改为审判中心。以往做不了完全的主的法官，现在要完全担起责任。不仅是审判的责任，还有被倒查的责任。如果有“领导干预”，同样要留下记录。

有人问，迟来的正义还是不是正义？如果说当事人已经无法见证正义，当年以“正义”之名换取政绩与升迁之人却依然安坐钓鱼台，那这种正义还是不是正义？

答案显而易见。

四

虽然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但司法的进步却常常因为个案而推动。所以我们会铭记这个父亲姓李、母亲姓尚、自己却有蒙语意为“幸福之地”的少年，正如我们铭记在收容遣送过程中被打死的孙志刚，惨遭刑讯逼供的“杀人犯”的赵作海、佘祥林、滕兴善。

法制日报评论《呼格吉勒图案件中的悲剧感》称，纠正一起错案，检讨刑事司法制度和司法运作存在的问题加以改革，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纠正错案之后的痛定思痛，深刻检讨，不仅对死者的亲人有意义，对于一般民众更有意义。

培根曾言：“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司法错误，往往人妖颠倒、草菅人命。《十五贯》和《窦娥冤》里的冤案，旨在唤醒人们秉公执法，切勿善恶不分、冤枉无辜之人。然而，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日臻完善的今天，竟然出现一个又一个的冤案，令人惊心！这既是对我国公检法机关执法的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是对一些地方办案的真实性的一个拷问。

卡夫卡曾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在法的门前》。里面那个在法的门前徘徊的乡下人，却因为门卫的阻拦和恐吓而不敢进去。

“我只是一个最低级的守门人，从一个大厅到另一个大厅都有守门人，而且一个比一个更有权”。从年轻到衰老，直到死亡，他都没有勇气走入那扇门，直到大门关闭：“这道门没有其他人能进得去，因为它是专为你而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

​终于，一扇门打开了，还有很多双眼睛从外面向里面眺望。

2017年12月18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