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洛・梅被称作“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杰出代表。他把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思想介绍到美国，开创了美国的存在心理学和存在心理治疗。

相对于重视存在思辨分析的欧洲心理学家，他更注重对人的现实存在（即存在感），尤其是现代社会境遇下人的生存状况的分析，强调人的潜能和建设性，致力于促使来访者重新发现自我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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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理解一个人，就是把他放在他的背景里去。

罗洛・梅幼时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氛围里。父母都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关系不和经常吵架，直至后来分居并离婚。用他的话来形容就是他有一个“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的母亲和一个“粗鲁“的父亲：母亲常常抛下孩子离家出走，父亲则将女儿患精神分裂症的原因归于受教育太多。作为家中长子，罗洛・梅很早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他幼年最美好的记忆是离家不远的圣克莱尔河，他称这条河是自己“纯洁的、深切的、超凡的和美丽的朋友”。在这里，他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或是坐在岸边，看顺流而下运矿石的大船。

有人认为是不幸的早年生活激发了他日后对心理学和心理咨询的兴趣。我情愿认为是在与圣克莱尔河的美好互动中第一次激发了他对自身存在的感知。这种感知尽管只停留在基础的玩乐等感官刺激基础上，但足以能够让他暂时脱离糟糕的家庭氛围而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个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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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圣克莱尔河是滋养罗洛・梅童年的沃土，那么心理学就是滋养他心灵的“圣克莱尔河”。

与阿德勒关于人的本性和行为的探讨，为他打开了心理学的大门；在联合神学院，与“朋友、导师、精神之父和老师”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立希的遇见，则带他进入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殿堂；邂逅同样不赞同弗洛伊德性本能观点，更重视社会文化对人格的影响的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则是进一步拓展了他的学术视野，确立了他对存在的研究。

罗洛・梅认为个体必须保持独立，才能维护自我的核心性。但是，人又必须生活于世界之中，通过与他人分享和沟通，共享这一世界。人的独立性和参与性必须适得其所，平衡发展。

而他也正是在与多位大师的探讨、碰撞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心理学父亲，丰富了自我存在的核心性；同时又在不断沟通、分享转介欧洲存在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实现了人格的社会整合。这些都为后续他开创具有美国本土的存在主义理论和疗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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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是让罗洛・梅体悟到自身存在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伙伴。

三十多岁正值壮年的罗洛・梅猝不及防地与死神打了个照面。他回忆道：“三十年代末我患上了肺结核，十多年内我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仿佛再没有明天的感觉。”肺结核在当时被视作不治之症，这与被宣判死刑无异。

 “突然间，我赖以生存的重要计划、人际关系、生活标准以及人生价值，完全都化为乌有。”在疗养院卧病在床的三年间，最常到访的朋友是焦虑，疾病直接威胁到了他的生命安全和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迫使他重新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

“因此我调整了自己的存在，我此时此地的存在——我所拥有的就是这个存在和我患肺结核的身体。面对死亡是个很有价值的经验，因为在这经验中我学会了面对人生。”

在与疾病博弈的过程中，最终他与焦虑达成了和解。他认为焦虑是存在的特征之一，正常焦虑是人成长的一部分，当人意识到生老病死不可避免时，就会产生焦虑。此时重要的是直面焦虑和焦虑背后的威胁，从而更好地过当下的生活。

疾病康复后，罗洛・梅在导师的指导下，以其亲身体验和内心感悟写出博士论文《焦虑的意义》，标志着罗洛・梅以人的存在为核心的思想的形成。疾病没有打倒他，最后真正成就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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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课堂上听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就入迷了，不同于以往硬邦邦的理论知识，而是切身感受到心理学的发展深深作用于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只是自己不自知。

最初面对著述等身的存在主义大师罗洛・梅，我是心存敬畏，无从下笔的。

读到《幸福课》中，陈海贤假想自己生命尽头与上帝的对话恍然大悟。假设上帝与罗洛・梅也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他当然不会问梅这一生挣了多少钱，写了多少书，取得了怎样了不得的成就。大概只会问：

“你有没有辜负我给你的生命？你有没有尽你所能实现你存在的价值？”    

这时候的罗洛・梅其实是不需要再向任何人证明他的成绩，因为有目共睹，对上帝来说这也微不足道。能让他证明自己存在的大概是与残酷命运抗争的片段：幼年生活的不幸、青年选择的彷徨、中年绝症的抗争、30年婚姻破裂的反思。

所以大着胆子把这位大师还原成一个生活中的存在，还原在他的存在环境中，穿过他成长过程中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和生涩的名词，真正感受到了理论背后的温度，不知不觉它们已经从脑里走进心里。我想这就是走进心理学大师对我来说的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