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一

近日，读《传习录》。

曾听闻王阳明心学影响之广，又读《明朝那些事儿》知守仁一生赫赫战功，创立心学，教化世人脱理学之藩篱，为中华五千年两个半圣人之一。偶得其书，欣然读之，似论语，而其为文平直如话，颇易今人读。弟子徐爱曾以《春秋》艰涩，不辅以《左传》难通其意而问之。阳明以“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答之。又用“书弑君”的例子详细阐述孔圣的意思，删减历史，不详细记事，便是为了使百姓不知恶，从而使民风归于淳朴，归于大道。使人不禁想起当下图书市场，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畅销书，必读书层出不穷，成功类书籍大行其道，且不说劳神费力是否能全部看完，就连看一本此类书籍是否有收获，有何收获都无法明说。快餐式阅读，并不能够有效滋养人生，同时也体现了一种阅读心理上的浮躁。各类装帧精美的畅销书背后，是膨胀的书商利润，同时也是一些名著的无人问津。笔者亲身经历，

其一，李泽厚著《美的历程》一书，二版书薄了，字数少了，装订精美了，定价由三十多元涨到五十多元。

其二，《三个火枪手》一书畅销海内，其续集《二十年后》怕是没多少人知道，更别提再续《布拉日隆子爵》了，第二部市面上多少还有卖，但第三部只有八几年的旧书，且在省图没有藏本。

此外，又想起纪晓岚才高八斗，但一生不著书立说，言天下的道理古圣都已经说尽，不必再多费笔墨。由古观今，是的，我们不必人人都学纪晓岚，图书市场化是大势所趋，但我们应该做真人，读好书。又想起叶圣陶先生，为了小学课本上一个字的去留问题，专门找专家们共同商谈，其治学严谨可见一斑。不知现世作者能否如此对待自己作品。

希望人人都能够理性购书，理性消费，理性人生，使读书真正成为一件对自己有益的事，希望作者们对作品多一些打磨，多创经典。

是为记。

附：传习录 上 十二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贝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入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弒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弒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二，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