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门而居
贺二娘，名贺玉珍，个子不高，长方脸，过耳的短发，慈眉善目，大脚大手，常年系一条黑不溜秋的围腰，一个川东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其实她并不是我的二娘，连转弯抹角的亲戚也算不上，只是同住一院的邻居。但她却比亲二娘还亲，几十年过去了，她朴实与善良的品性，她雪中送炭的身影，永远留在我的心底。
故乡的大院，是母亲祖父清朝末年，闯荡云南赚钱后返乡修建的，宽敞的院坝，高高的台基，正房六七间，侧房五六间，近丈宽的街檐，颇有气派。土改时，母亲家被划为了“小土地出租”成份，正房的一半便分给了贫农张世禄。解放前，贺二娘家穷，很小便嫁给了张世禄，于是我们就成了门挨门的邻居。
父亲教书，母亲读过女中，为抚育儿女，放弃了工作，于五十年代末，响应政府号召，带着儿女下乡，住在了大院。母亲知书识理，常给贺二娘一些帮助：给她剪剪发，读读信，教她些生活卫生常识，教带教育儿女等。这让她对母亲佩服不已，觉得母亲即有文化，又能干和善，便亲切的把母亲叫着“大姐”。因她在家排行老二，母亲便让我们叫她“贺二娘”了。
贺二娘的老公张世禄，绰号“张硬脖”，他给我们的记忆与贺二娘完全相反，是一个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人。他原本是一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没硬脖的习惯。后来仗着贫农成份升了官，当了生产队长，于是便威风起来。一遇不高兴的事，脸一板，脖子便愣了起来，那样子水泼不透，刀砍不进，于是便有了这个绰号。在院子里，他最与我们家过不去，在我们家人面前，硬脖子的时候也最多。究其原因，大约一是他觉得分了母亲家的好房，母亲肯定心里有恨，真的会像上级说的那样，“阶级敌人时刻都想反把复辟”，自己必须时刻提防镇住他们才行；二来恐怕也是要摆摆当家作主人，成为土皇帝的威风。
冬夜送苕
上世纪六一、二年，是最苦难的日子，我们一家六口生活在农村，除母亲外，都是小孩，没有劳力挣工分，是队里的“老超资户”，分不到什么粮食，生活十分艰难，全凭父亲微薄的工资支撑一家生存。在那个饥荒的年代，活命要钱，父亲的工资根本无法买回一家需要的粮食，一只鸡的价钱就是父亲整整一月的工资，父亲工资只能买些粗粮来应对。
开始买来红苕充饥，米饭只能等逢年过节才能少量吃到。母亲为让我们能够吃得香一些，总是变着法子煮饭，蒸红苕、红苕粑粑、红苕汤……可到后来，红苕也办法吃饱了，母亲只能叹息，少煮红苕，多渗水，用这样的办法来哄饱孩子们的肚子。
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为我们分食。饭碗依次放在灶台上，我们姊妹则围着灶台，饥饿地望着锅中的苕片，在腾腾的蒸汽中，母亲给每个碗里勺上大体相同的苕片，然后加上汤水，这就是我们的夜饭。母亲一声“端吧”，我们便迫不及待的端起碗吃起来。吃也有讲究，先喝汤，苕片只有碗里这几片，锅里再没有了，剩下是半锅汤，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仅有的几片苕片吃了，那是填不饱肚子的，还需要加一两碗汤才行。所以，我们都舍不得一下就吃掉这几片苕片，先喝汤，把苕片留下，再去锅里勺汤渗在碗里，直到觉得快饱时，才会最后把这几块苕片美滋滋的吃进肚子。当然，我们知道，母亲的那个碗里，苕片永远是最少的。
最难熬的是春荒。春节刚过，家里的粮食就捉襟见肘了，母亲每天只能以少量的粮食凑合着勉强度日，有时拼凑些杂粮，把它磨成，再加细糠做成粑粑，有时连糠粑粑都没有了，只能找些喂猪的红苕根根、牛皮菜来煮，每人一汤勺。有时在一大锅水里搅上两三把杂粮面粉，就靠这种“糊糊”（四川方言kaokao）来填充肚子。有时也去挖野菜，什么鹅香草、侧耳根、水芹菜、鱼鳅串、车前草、棉花菜、马齿菜、灯笼花、粑粑草等，清洗干净，加上两把包谷面或粉渣搅和煮来充饥。每天肚子饿得生痛，常常瞪着是一双饥渴的眼睛四处搜索，巴不得有点什么东西塞进嘴里。
相比之下，隔壁贺二娘家就比我们好过多了。他家有劳动力，能挣工分，口粮分得多，每年还可“领现金”，“张硬脖”又是队长，还能多吃多占一些，所以看到他们家有饱饭吃，常让我们羡慕不已。
冬天，一个墨黑的夜里，门外下着小雨，寒风凛冽，突然听到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母亲打开门，一个人影提着什么东西，一闪身进到屋里。微弱的灯光下一看，是贺二娘，她手里提着一个水桶，上面盖着她的围腰。母亲正要问话，她示意别说话，把桶轻轻放下，揭开围腰，原来里边是半桶红苕。母亲轻声道：“你这是……”贺二娘红着眼眶低声说：“大姐，看着这些娃饿的……，心痛……”说着，拉过一个竹筐，把桶里的红苕一根根捡放在里边。母亲拉着她说：“你……要是被你男人看到了，又要挨骂……”她一边捡着红苕，一边附在母亲耳边说：“大姐，放心，他睡了我才过来的。”捡完红苕，像完成了一项心愿，对着我们一笑，提着水桶，又悄无声息地侧身出门，消失黑夜里了。母亲眼里闪着泪光，指着竹筐里的红苕对我们说道：“你们记住，这是贺二娘拿来的……”从此，贺二娘冬夜偷偷给我们送红苕的身影，就深深地印了我们幼小的记忆里了。
悄扔柴火
那个艰难的年代，不仅没有吃的，也没有烧的，即使挖回的野菜也会因为没有柴火煮而犯愁。树木早在大跳进“大炼钢铁”、“大兵团”时就遭了殃，一年一生的黄荆、马桑等灌木，还没长成便被人们提早送进了灶膛，连竹叶、草根、水田里剩下的禾桩蔸也不放过，山坡是光的，山沟也是光的。我们放学回家，常常背个背篼，拿个柴扒或镰刀，漫山遍野捡柴，傍晚回家，背篼里也没几根柴火。实在没法，为节约柴火，煮的红苕和野菜，也只能半生不熟的吃了。
一天，我正在阶檐上做作业，贺二娘则在她家阶檐上搭建的柴楼上整理柴草。她家喂养生产队的耕牛，每年要分二十几亩田的稻草，牛根本吃不完，那些稻草就可自己使用，所以她家的柴楼堆满了柴草，她家是不缺柴火的。当天“张硬脖”到公社开会去了，只有“张硬脖”的母亲无所事事地坐在阶檐上。我正在写题，忽然，“啪——啪——”声响，我吓了一跳，回过神来一看，我家阶檐上多了两大捆谷草，显然是从贺二娘家的柴楼上扔过来的。正疑惑着抬头向那柴楼望去，正好看到贺二娘呶着嘴，在向我做着手势，叫我赶快把谷草拿回家去。我看了看隔壁阶檐，没见到“张硬脖”的老妈，可能是已进屋去了。心里一喜，马上把谷草匆匆地拖进了家里。待我拖完谷草出来，贺二娘已从柴楼上下来，那“张硬脖”的母亲又重新出现在她家阶檐上了，贺二娘拍拍围腰，抱起自己地上的一捆谷草，若无其事地进了自家屋子，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
此后好多天，我们便能吃到煮熟的野菜苕汤了，吃着野菜苕汤，香软留在口里，贺二娘的好却储存在心里了。
劝阻丈夫
临近中秋一个下着小雨的夜晚，刚十岁的大哥，见弟妹们饥饿，母亲无奈的叹息，想为家里分忧，便趁着夜幕，带上平日挖野菜的竹篮和铁撬，躲着母亲，去院坝下边队里的芋头地，想撬几个芋头回家。刚撬了两三窝，就被“张硬脖”发现，拧小鸡一样拖到了院坝里，一边愣着脖子不停地吼骂：“妈个小杂种，也竟敢在夜里出来偷东西了呵！都出来看看呵，自以为是知识分子，说自己的儿女教育得好，怎么样，还不一样是贼！”
院子的人都被“张硬脖”的骂声惊醒，母亲赶紧打开大门，来到阶檐上。看到大哥被“张硬脖”拧着衣领，耷拉着头，站在飘着雨丝的院坝里，头上的雨水顺着发尖滴落，旁边是摔在地上的竹篮和铁撬，几个芋头七零八落地滚落在脚边。母亲跑过去吼道：“放开我的孩子！天大的事我来承当！”一边从“张硬脖”手里抢过自己的孩子来。
贺二娘也匆匆赶了过来，对“张硬脖”说：“就放了吧，他还是个孩子。” “张硬脖”瞪着她吼叫：“放屁！你以为他们表面上装着服服贴贴，可怜兮兮就同情他们了？我们分了他家的房，分了他家的地，他们就甘心？”
贺二娘去拉男人说：“看你扯到那里去了，不就是饿的嘛。他们也不是地主富农，不过就是小土地出租嘛，大姐对我们也从来没有个什么不好的，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走，回去吧。”“张硬脖”一时恼羞成怒，猛地把贺二娘一推，骂道：“狗日的臭婆娘，滚开！”贺二娘站立不稳，一下子被推倒在地。母亲赶过去，扶起贺二娘说：“玉珍，谢谢你……你回去吧。”贺二娘站起身来，含着愧疚的泪光看了母亲一眼，低着头向屋里走去。
母亲转身走到大哥面前，眼光直射着他：“你这是干的什么？”“妈妈……我错了。”大哥把头低到了胸口，不敢正眼看母亲。“啪——”又气又恼的母亲，挥手给了大哥一个耳光，厉声吼道：“谁叫你当贼的！谁叫你当贼的！”接着是连续不断的耳光，自己的泪水也不停地涌了出来。大哥“卟嗵”一下跪在地上，迎着母亲的耳光哭着说：“妈妈……我错了，我不应该做贼的呵……我不应该做贼的呵……”贺二娘抹着眼泪跑过来，拉起大哥走开了。
母亲擦了眼泪，转身对“张硬脖”说：“人已被你抓到，你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我认了。”“张硬脖”昂着脖子冷笑道：“那是当然，未必还会饶了你？”他把地上散落的芋头和铁撬捡到竹篮里，狠狠地说，“作案工具和偷盗的东西全部没收，另外罚赔芋头五十斤！还得开批斗会！”然后提着竹篮耀武扬威的回屋去了。
第二天，母亲做好了挨批斗的准备，全家都笼罩着惶恐之中。可结果却出人意料，没有挨批斗，也没有赔偿芋头，此事不了了之。后来才知道，这到不是“张硬脖”发了善心，而是原本软弱的贺二娘这次较了真，如果男人还要批斗大姐，罚赔芋头，她明天就回娘家，一辈子再也不跨进这个家门，而且还要把他多吃多占的事全都说出去。凭贺二娘凭一己之力，我们家才免除了遭受批斗的屈辱之灾。
此后，我们家门脚下，有时会发现有几根红苕、几把柴火，装有少量米粒的小布袋，不用说，这是贺二娘趁着夜晚悄悄地放到门脚下的。
五十多年过去了，苍天自有明鉴，“张硬脖”早已离世，贺二娘年近九十，却仍可劳作，健康硬朗。我们姊妹读书考学，在外地工作，也时常回到故乡去看望她，话乡音，聊旧事，其乐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