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很可能是中原大地上的第一位征服者。在征服中原各族的过程中，他与炎帝两部落联盟在阪泉进行了一次战争旷日持久的战争——阪泉之战。阪泉之战对开启中华文明史、实现中华民族第一次大统一有着非凡的意义。这场战争发生在华夏集团活动地域的东半部，较靠近东夷集团分布区，保存传说最多的是冀西北的涿鹿。
阪泉之战曾见载于春秋时期的史籍中。公元前636年由于内乱，周王出奔于郑国，次年狐偃建议晋文公“求诸侯，莫如勤王”。晋文公“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后来司马迁“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收集民间传说并进行实地考察，参证文献记载写成《史记·五帝本纪》，基本复原了阪泉之战的历史过程。
众所周知，最适宜耕种的土地一般是位于河流下游的冲击平原区。上古时期的很多文明区也正是集中在类似地区。一般而言，在大江大河的入海口会形成较大面积的冲击平原，如果人类能够掌握水流的规律并加以控制，无疑是最适合人类开展农业生产的地区。
但是河流并不总是直接流入大海的，特别是那些大河的支流，在这些支流的中下游地区同样会形成小块的冲击平原，而这些地区同样有可能诞生人类文明。今天所要谈到的黄土高原就存在着几个重要的冲击平原，做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它们无疑在中国的地缘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地图上将这几个小块的冲击平原标注出来。它们分别是，位于黄土高原中区的“渭河平原”，也就是“关中平原”（陕西境内）；位于黄土高原东区的“汾河平原”，也被叫做“汾河谷地”（山西境内）；还有就是位于黄土高原边缘，与华北平原相接的“河洛地区”（河南境内）。
对于这些高原上的“平原”，地理学家们有时会有不同的叫法，它们时而被称为“盆地”，时而又会被叫做谷地。不过怎么称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那平整的地形，和富有养分的土壤同样适合人类生存。并且由于有着高山的庇护，在很多时候它们往往会比那些处在入海口的三角洲地区更为安全。
而对“原始西羌”族来说，尽管它们最初的来源还存在争议，但他们无疑是最先选择了“渭河平原”做为最初的根据地。这块被后世称之为“关中平原”的盆地区，因为孕育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的皇朝——秦帝国，因此又被称之为八百里秦川。事实上它做为中国地缘中心的地位一直延续到了1100年前唐帝国覆灭的时候。
如果“原始西羌”族已经决定了在黄土高原上，完成他们向农业社会的转型事业的话，那么它们有几个合适的地区做为备选方案。除却刚才提到的三个主要由黄河的支流冲击而成的平原地区外（渭河、汾河、洛河），黄河本身在那个“几”字型的西侧和北侧河道两旁还冲击而成了两块条状的平原地带。
这两块平原地带有时被合称为“河套平原”，不过大多数时候它们有各自独立的称谓。西侧的那块一般被称之为“银川平原”，北侧的那块更多时候才是“河套平原”的代言人。
“原始西羌”也许曾经向这两个地区努力过，不过在这里他们必须面对蒙古高原甚至青藏高原边缘地区族群的竞争。事实上这种竞争一直贯穿于整个古典时期。尽管汉族曾经据有过这些区域，并以此这跳板向西、北的游牧民族发起反击。但更多的时候，这两块水草丰美之地起的作用是反方向的。
尽管“原始西羌”们无法了解他们的后世子孙们为了占据这两块黄河冲击平原所付出的努力，但面对同样的地缘结构，他们所能做出的选择却是相同的，即占据最为安全而又农业条件极佳的渭河平原做为根据地。这块北有陕北高原庇护，南有秦岭阻隔的盆地区，的确适合安静的发展文明。更何况它那厚达数十米，质地松软的黄土层，非常适合仅仅拥有石质工具的原始先民的耕种。而同时期的东部沿海及长江中下流地区，尽管由于拥有丰富的渔猎资源以及以此而获得文明初始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但由于这些地区的土质相较黄土更坚硬，要想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以满足部族内部温饱始终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地区的大规模开发要等到金属工具能够完全运用到农业生产之后了。
这也能从一方面解释为什么“原始东夷”能够创造比“原始西羌”更为先进的石器文化（玉石文化是石器文化发展的顶峰），却最终还是败于“原始西羌”之手。在技术手段落后的上古时期，易于开垦的黄土地始终是最佳的农业用地。上古时期人力是最宝贵的资源，谁占据了这些地区，也就意味着谁就拥有更大的人力资源。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原始先民们也不例外。汉语在造字以及遣词造句方面比之字母文字更有文化上的优势，“江湖”这个词尽管被后世引申为一个有别于正统社会，游离于正常社会之外的“亚社会”的代言词，但它也正解读了人类社会最初争斗的本质所在。那就是争夺水源及其周边适合生存的土地。
对于“原始西羌”来说，尽管可以将他们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但他们之间也同样存在的争斗。而这些争斗也正是围绕着那几条河流而展开的。
在说到上古的历史时(即公元前841年，东周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还是不得不从后世的史书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尽管这些通过口口相传最终被记录下来的文字，很多时候被蒙上了神话色彩，但依然能够从中找到一些符号来充实今天所要做的推断。如果能够抓住如炎帝、黄帝、涿鹿……这些名词的本质，一个信奉祖先崇拜的民族，口口相传的历史仍然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
就“原始西羌”内部的争斗过程来说，炎、黄更应该被理解为黄土高原上同属一个文化体系的两个部族。当然，以中国历史的惯例来说，是非常强调个人的作用的。因此后世史家将之变化为两位帝王式的英雄人物也是很自然的。
关于炎、黄二族最初的聚落区，历史学家们已经多有考证。炎帝族被认为最初是聚落于“姜水”之畔；而黄帝族被认为是“姬水”之滨。姜水到底指得是哪条河，目前还处在争论当中。不过无非是在岐山以东还是以西罢了（岐山的位置在图上已标出）。换句话说是在渭河平原的西头。而姬水则是洛水的一条支流（此洛水又被称为“北洛水”，是渭水的两大支流之一，在图上有标示），也就是在渭水之北的陕北高原之上，现在那里有一个黄陵县，被认为是黄帝发源及归葬之处。
结合历史的记载以及当地的地理特点来看，炎黄两族最初的坐标我认为是可信的。即在“原始西羌”内部，炎帝族应该是最先进入关中平原，并取得优势地位的。而在此之后黄帝族也随之从陕北高原进入渭河平原。
关于炎黄之间的争斗，一般被认为是争夺中原的统治权。尽管中原的概念被后世扩展为从潼关一直到泰山的区域，或者说是整个河南省及周边部分地区。但对于最初的“原始西羌”族来说，中原更多的是指黄土高原东部的边缘地区，也就是连接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河洛地区”。
对于成熟于渭河平原的“原始西羌”族来说，当关中平原已经不足以满足生存需要的时候，最为合适的拓展方向便是向东。不过当他们走到黄河那个“几”字形河道右侧的拐点时，他们会遇到两个选择。一是向北跨过黄河进入汾河平原（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境内），二是沿着秦岭与黄河之间形成的那条狭窄通道，进入河洛地区（中心为黄河与洛水的交汇之处），进而进入华北平原。
无论是让原始先民还是现在的来选，后一条路无疑都是更具有诱惑力的。无法确定炎黄二族是谁先到达了河洛地区，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黄帝族最终取得了胜利，而炎帝族最终不得不跨越黄河去开发汾河平原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讨论炎黄二族的争斗，并不代表“原始西羌”中不会存在其他小规模的部族，亦或已经有部分“原始西羌”族已经向相应的地区进行了渗透。只是对于这样漫长的一段历史来说，他们并没能直到关键性的作用罢了。
关于炎黄二帝争夺部落话语权的那场战争，史书上记载为“阪泉之战”。对于阪泉这个地方在哪，一直都是争论的话题，特别是在这个历史可以卖钱的年代（旅游业）。我并无意卷入这种地域之争，只是依地缘的特点做一些推断，希望将来不要被某地政府引为证据。
其实有没有阪泉这个地方，或者是否真实存在阪泉之战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崇尚武力的原始先民来说，为争夺土地而爆发争斗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既然史家们已经把最终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战役称之为“阪泉之战”，那也不妨借这个名，寻找一下炎黄二族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地点。
关于这个地点究竟在哪，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一般而言位于太行山东侧，华北平原之上的“涿鹿”（河北）；位于黄河以北，汾河平原以南的“解城”（山西）；以及位于洛水与黄河之交的“洛纳”（现属郑州所辖之巩义）。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涿鹿”，“原始西羌”内部的统一战争还不至于跑到华北平原去解决。关于涿鹿被认为是“阪泉之战”发生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后来这里的确发生了一场决定命运的大决战，不过主角并不只是炎黄二族了。由于原始资料的不足，古人往往将两场战争混为一谈了。
可能的地点应该是在后两个地区，“解城”可以理解为进入汾河平原的桥头堡；而占据“洛纳”更是可以被理解为取得了中原的所有权。如果按造史学界一贯的观点，认为炎黄之争是为了争夺中原的统治权的话，那么“洛纳”应该更有可能是矛盾的爆发点。
“原始西羌”内部整合的结果就是，黄帝族占据了河洛地区，并得以获得直接进入华北平原的机会。而炎帝族则选择了越过黄河，沿汾河向北拓展领地。对于渭河平原来说，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认定在当时谁更具有优势。不过在1000多年后，同样兴起于岐山之侧的“周人”声称自己是黄帝的后代，似乎证明了这块炎帝族的祖地已经换了主人。
其实对于“原始西羌”来说，谁作为盟主并不是最重要的。后面的事实证明，血毕竟浓于水。在遇到共同的对手时，炎黄之间还是能够同仇敌忾的。
关于上古族群之间的争斗，无论是哪种观点，都是以推断具多。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名人”的争夺，并非始于现代，古人早就在这样做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华夏族早早的确认了自己的正统地位，因此周边的族群无论是否能够入主中原，大都希望为自己找一个华夏族的出身；另一方面是因为，华夏族是一个讲究祖先崇拜的民族，因此格外注重自己的出身。
由于上古史料的缺失，我们只能从历朝历代人们口口相传的传说中窥知一二。虽然传说是不牢靠的，但我们后人依然根据地缘结构来判断某个方向或某个年代发生的事情的可能性。我们脚下已不是昨日祖先涉过的流水，但我们仰望的高山千百年来依然和那时一样巍然矗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判断某个地方是否适宜生存与发展时祖先和我们一样聪明。希望以后有更多类似《竹书纪年》这样更古老的记载资料出土，来回答那个我们千百年来一直不停思索的终极问题：
我从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