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早晨，那姆妈心情十分好，对爹说：“元已，你现在生意红火，”爹没让她说下去，嬉皮笑脸地抢着说：“这全是侬有帮夫运呀。”那姆妈手指在爹的脸上点了一下。爹又说：“真的。劳家不是娶了侬这二房才发起来的，从一个摊贩到在大妈路上开店。我眼红，所以要抢侬过来，让侬来帮我啊。”“好了，好了，不要拍马屁了。侬呀，现在天天玩牌，客人多，我一个人忙里忙外地吃不消。阿拉去叫个娘姨来好哇？”“好啊。”于是她上午就到荐头店里，找来一个大姑娘，帮着做家务事。这样，姊姊和我也轻松了许多，而那大姑娘烧菜本领不比那姆妈差，那姆妈一天之中也就买菜一项了。空闲之下，有天我看到她坐在桌边，从美女牌香烟盒里抽出一张锡纸，拿出一小包白色粉末倒在锡纸上，拿包自来火划着了一根火柴在锡纸下面烧，嘴凑在锡纸边上吸，一吸，白粉像条线似的全到她嘴里去了，然后喝口茶。过了几天的一个傍晚，她带着我到宁波路二百零九号去。那是一幢很大的房子，从宁波路北大门进去，走过一条狭长的走廊，再走过一个颇大的、四方形的天井，又是一条狭长的走道，上楼到了二楼东头的一间房里，那里有三个大人，其中一个我一眼就认出是在外滩公园看到的那个比爹要年青的白脸。那个白脸在我们一进去就介绍了主人家，这家主人姓邵。那姆妈就让我叫他们“邵家伯伯、邵家姆妈。”邵家伯伯对那姆妈说：“曾家小开说你要过来，阿拉欢迎，至于侬想要借房子，我现在没有，要到明年端午节后，一间好空出来，那家人家合同到明年端午。侬现在可以去看看，要是满意的话，明年我就不同他们再签合同了。”于是所有人一起去看那房间，就在楼梯上到二楼后，右手拐弯，下四格楼梯有一大间屋，在这间屋里面还有一小间，据说住着夫妻俩，在天津路泰济里开个香烟小屋。外面这间，东西长，朝南有窗，但晒不到太阳，因为离开不足一米就是另一幢大屋的墙壁。这里有一个好处，它还有朝南向上的楼梯可到晒台上去。这二楼上，除了这间屋的人可用外，没其他人家来用。看过后，回到邵家去，我这才看到这个走廊尽头还有个过街楼，是家裁缝店，而邵家屋原来很大，他在进门后又隔出一小间，借给了一家做锦旗的人家，在那小间里剪字贴字，做成锦旗送出去给定的人。到了邵家后，那邵伯伯说：“我去买酒去。”他要邵家姆妈带我去山西路买熟菜去。于是我跟着那邵家姆妈去买熟菜，从宁波路山西路向北转弯有饭摊、熟菜摊很是热闹。在买熟菜时，那摊上有一小姑娘，就跑出来，看着我就叫“哥哥、哥哥。”我被她叫得怪不好意思，邵家姆妈就问那小姑娘：“小妹妹，你今年几岁了？”熟菜摊上的夫妇俩看到自己的女儿这么冲动也觉得好玩，就回答：“五岁。”“哎，你那孩子几岁了？”邵家姆妈看着我，说：“回答叔叔吧。”我十分羞怯地说：“七岁了。”邵家姆妈脱口而出：“正好一对了。”大家轰然一笑。我羞得躲在邵家姆妈身后，而那小姑娘却跨前一步，伸出小手来拉我的手，我急忙躲开，大人们又是一阵大笑。在邵家吃了晚饭后，曾家小开和我们一起离开邵家，在路上从上衣口袋又摸出一小包给那姆妈说：“这个只能作偶尔调节调节精神，可不能迷进去，那对身体不好。”那姆妈说：“你给了一包，我到前几天才吃掉，我不会迷进去的，这个我知道。当然，我们之间同样如此，这些我都拎得清的。”曾家小开帮我们叫了三轮车，待我们上车后才走。这年立冬后，我们不仅回掉了娘姨，也退了安东旅社，搬到台湾路，靠近天津路的一条弄堂里的一排房子的中间门号里的一间后楼。那房子里还住着一对老年夫妇，是那姆妈的一家亲戚，，过二天要回浦东高桥去。我们俩就住在那儿，爹呢，有时回来，有时不来，那姆妈又回自己家去了。这样，我和姊姊都觉得轻松自在了。快过年了，俩老人走了。有一天我发现住在前楼的一家人竟就是山西路上摆熟食摊的人家，那小姑娘也看到我了。可我爹的没有规律的生活方式，使我们又过起了有一顿没一顿的。有一天，快没米了，姊姊说：“爹不回来，钱没有了，米也要没有了。这样吧，我们到菜场去检点菜皮什么的，烧咸酸粥吃。”于是我和姊姊拎着篮子，到台湾路上的马路菜场去检了点黄芽菜、青菜的菜皮来，姊姊洗好切好。那小姑娘看到如此光景，就回到自己家桌子底下拎出一条肉来给我们。姊姊不要：“你爸妈知道了，要骂你的。”那姑娘回家去，拿把刀在那条肉上哼记哼记地割下一块肉来，往我们的粥锅里一丢。待粥好了，她也来吃了一碗，她吃后：“我今天不到滩头上吃中饭了。吃夜饭时，我会告诉爸妈。为了在你们家吃午饭，我割了肉给你们。我爸妈不会骂。”

过了正月半，那姆妈又来了。其间，大阿叔来过一次，给我送了一架竹竿为骨，那年我们搬过的那样的纸为皮做成的飞机。他从房梁上甩过一根铅丝，将那飞机吊在梁下，手一推飞机就会飞。爹自从那姆妈回来后，天天回家了，又是天天打牌。那位包大听宋伯伯也常来了。有一天，他说要教我认字。他说干就干，第二天就带来一张白色方纸，他在那纸上写了十六个字：赵钱孙李，周武郑王。今天无米，明日请早。屋里打牌的人交谈，而且他们又占据了屋中央，宋伯伯要教我认字环境差了些。宋伯伯让我坐在床上，他站在北边的窗前，将字纸用图钉钉在墙上，他拿根筷子，点着一个字教一个字。他一天只教四个字。当我能顺着次序念出着四个字时，他忽然从兜里摸出一个字来让我认。一下就考住了我。他对我说：“已巳，不要紧。认字就像认人一样，你看到一个人，把他的模样记住了，还不够，还要记住这个人所特有的。这样，以后你再看到这个人，一眼就能把他人出来。这个赵字，它的特点像条船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叫肖，它就叫走肖赵。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给我讲解。再颠来倒去地教我一遍，又从兜里摸出字来。当我正确地读出这个字时，另有一个女音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是前楼的小姑娘站在门边。宋伯伯向小姑娘招招手，让她站到我身边，然后赞许地伸出一双手，分别摸了摸我们二人的头。宋伯伯夸我认字认真不分心，称赞小姑娘的聪明，因为她是在宋伯伯给我讲解每个字的特征时才来，默默地站在门边看着听着。由于宋伯伯不可能天天来教我。他要我在他不来时，拿他写的字的纸自己读读，他还说：最好的办法是，看到有字的纸呀报纸什么的，去上面找自己认识的字。于是在宋伯伯不来的时候，我们自学，前楼那小姑娘帮我找来好些有字的纸，有天她带来一张新闻报，我们不仅在报纸上找我们认识的字，还看到了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的漫画，虽然只有八幅图，可我们看了十分开心，因为我们好像看懂了些什么。我之所以喜欢认字，除了能得到乐趣外，还有二大原因：其一是可以躲开那姆妈找茬的眼光；其二是因为那姆妈自己不识字，也反对我识字。所以，我更要认字。她曾对爹说：现在，不识字好吃饭，不识人头难吃饭。爹对她说：男孩子总要识几个字，长大了在社会上混，可以便宜些。自从前楼小姑娘参加认字后，她把我和宋伯伯拉到她们家去，她们家朝南，窗下就是天津路了。这样，我们的学习环境一下子改善了，宋伯伯教得更认真了。可惜的是宋伯伯不能天天来。

初夏时节的一天下午，忽然响起警报声。市区的人对此并不惊慌，因为现在来的飞机机翼上都画有青天白日的图案，是来轰炸黄浦江上停泊的日本兵舰或轰炸江湾飞机场的。所以我们家里玩牌的人依旧玩着。这天宋伯伯没来，前楼小姑娘准备到山西路她家的熟食摊上去了，我与她一块下楼。我们这个弄堂很短很小，总共只有面对面各三个门号，可是弄堂口却有过街楼。这天过街楼上人家吵架，只听“乒”的一声，一块窗玻璃打碎，大大小小的玻璃往下掉，我急忙拉住小姑娘。这时，天上飞过二架飞机的呼啸声掩盖了玻璃摔在地上的破裂声。其时，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挑着一付担子急急忙忙奔进弄堂来，只听“喔哟”一声，那农民放下担子，人靠北面房子的墙，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举起一只脚，哭了起来。我们看他担子里有不少的菜，赤着脚，问他急急忙忙奔进来做什么？他说：前二天也来过飞机，轰炸他们那里的江湾的飞机场，有颗炸弹没有掷在机场里，掷在田里，炸死他们村里二个人，所以听到飞机声害怕。问他为什么赤脚，没有鞋吗？他说有鞋，在扁担上缚着。他哭，是为了脚底板戳着玻璃了，怎么回家去？前楼小姑娘捧起那农民的脚，脚底板已渗出了血，她对我说：“哥哥，你到阿拉屋里去，在碗橱下的抽屉里拿瓶红药水来。”我上楼去拿红药水，那姆妈看到我要进人家屋就叫住我，要我人家没有人在不要进去，我告诉她弄堂里的事，那姆妈不响了。我拿了红药水下去，那小姑娘用她小小的手指拔出了二块大些的玻璃，接着从头上拔下黑色的发夹，她将戳进那人脚底板肉里的玻璃屑一一剔出来，然后用红药水一涂，她大功告成似的对农民说：“叔叔，过一会侬穿上鞋就可以回家了。”她拍了拍手，对我说：“哥哥，我看我爹有时弄破了手，就是这样处治的。”这时，我感到背后有人正注视着我，我一回头，就看到那姆妈在后楼看着我们这里。

抗战胜利了。十月里的一天，从收音机里听到今晚南京路上有大游行。我吃了晚饭溜了了出来，从五福弄窜出就是南京路。大马路上灯火辉煌，所有房子上都披灯挂彩的，马路对面三层楼的小吕宋鞋帽店顶上的旗杆上升着一面当时的国旗，使这幢房子在这一段路上就像鹤立鸡群一般，当然东西两边的远处有更高的房子，那里如同白昼一样了，特别是西边的四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帐子公司、大新公司光辉夺目。南京路上在电车铁轨的南北两边，三步一个地站着戴着臂章维持秩序的人，要求人们不要越过铁轨，留出空间，好让游行队伍来到。我在人们的脚边钻了进去，到了最前边。一会儿，听到鼓乐声，朝东看去，中间一个白衣白裤有扇饰，身上斜背着大红缎子的带子，右手挥舞着逞亮的指挥杆，那指挥杆一头有个扁圆的球，他挥舞时，发出唰啦啦的声音，那人一会儿正走，一会儿倒走，指挥着军乐队边走边演奏。许多乐器上都有锦绣的旗布，很是好看，军乐队渐渐行进，也让人们慢慢由东至西朝后面退了一、二步。他们的方阵庞大，军乐队后边是中国军人，十分神气，步伐整齐，显得威武雄壮。中国军人的方阵后边是几辆大卡车，每辆车上贴着，两边车厢面向中国民众低头站着共八个日本兵，中间有四个中国军人监押着。在卡车后面有两辆新闻车，不时蓬蓬声响伴随着闪光，新闻车后面是辆敞篷车。车上右边站着一位光头，身披黑色大氅，一手搭在车的横档上，一手向民众挥手示意，两手上的白手套在光照下有点耀眼。他的左边站着一位夫人，也是戴着白手套，也在向民众挥手示意。在人们的议论中，我注意地看了看这位“蒋委员长”和夫人宋美龄。看了会，我又从人们的脚边钻出来，回家了。

四六年的春天，我们又搬家了，搬到闸北虬江路树林里。那是个迷你形的弄堂，总共两排四个门号。弄堂里十分清洁、清静，只有朝南有个进口，四周有围墙，墙外是树木、草地。弄堂房子也小。我们住在三号的亭子间，下面是灶披间，上面是晒台。底楼住一户人家，前楼住一户人家，他们还有上面一间三层搁，这家人家总共四个人，夫妇俩和一双儿女。男主人嗓门大，当他看见我爹时，双手抱拳一拱：“纪大哥！”把我吓一跳，只见我爹也同他一样地施了礼：“樊大哥好。”这人穿着很洋气，白衬衫，毛料西裤笔挺，且用软的玻璃吊带（塑料）吊着。他家的二楼比我们高了四格楼梯。（后来才知道，几乎所有的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都比前楼低四格楼梯）我家搬到这里才自己买了床，住台湾路时一切东西都有现成，被褥当然除外。买了一张可折的桌子，因为亭子间面积小，这种桌子两边可放下，留中间一块台面，所以它有八只脚，中间四脚，两边四脚可向中间收拢。在我们安顿得差不多时，樊家伯伯（爹让我如此称呼）穿上了与西裤一样材料色泽的西装来告辞：“纪大哥，前楼侬用好了，我们回来较晚，回来后，还有后间可活动的。”爹回答：“樊大哥，谢谢啦。”他走后，爹告诉我们，樊大哥是美商缝纫机厂的职员，有相当高的文化程度，就是他老婆也有相当的文化，他的女儿是前妻生的，在纺纱厂做工，他与现妻生有一子，在上海公学住读。有个有趣的事，他家女儿与我们那姆妈倒是谈得来，谈的都是她后母待她怎样怎样不好，说到情动处还流泪呢。我们那姆妈还安慰她，劝她，并说：“你都二十多了，为什么不找个人成家，那不可以客客气气地离开了。”说得那闺女脸红了。

在树林里住了半年多，其间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我们的大阿姨结婚了。结婚当天的上午，一辆小轿车开到树林里弄口，专程来接我们一家四人的。办酒的地方在四马路的大鸿运酒家。小轿车将我们送到那里又去接人。外公、外婆、大舅母、小舅舅、二位阿姨都在，一一见面后，那姆妈“阿伯、姆妈、大嫂、弟弟、妹妹”嘴不停地叫着。只是外公、外婆礼节性地应答后去忙他们的事，小舅舅自有一班年青朋友活络非凡，阿雯阿姨和小阿姨就一直伴着姊姊和我，爹也需场面上去应酬，所以那姆妈只有与大舅母相伴。中午吃了饭，下午有戏看，傍晚进行结婚仪式。二位阿姨告诉我和姊姊，我们的大姨爹姓童叫笃鑫，大阿姨家就在七浦路309号，后门与我们104号相对，大姨爹买下的房子，底下开工场，做洋烛模子也做洋蜡烛，楼上前楼就是大阿姨的新房。戏，我看不懂，但姊姊似乎兴趣很浓，可也不太懂，二位阿姨一边看一边还给她讲解戏文。傍晚，结婚仪式开始，我看到大阿姨穿着白色婚纱，在姨爹的陪伴下，按着乐曲的节拍，慢慢步入大厅来，后面有一对小小的傧相提着大阿姨的婚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