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读小学时，父亲也在小学教书。

我读书的小学叫红军小学，父亲教书的小学叫红岩小学。

红军和红岩是两个生产大队，都属尚店辖区。清楚记得那时候写信，我家地址全称是湖北省随县三里岗区尚店公社红岩大队一生产队，那时候的尚店还是小公社。那时候是指上世纪七十年代。

父亲是民办教师。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的区别是，公办教师拿工资，民办教师拿工分。工分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钱，但工分可以分粮食，年终生产队决算后多出来部分兑算成钱。那时候，一个棒劳力一天挣10分，10分值2角多钱。

母亲在家挣工分，一天7分。我们兄妹4个，属于家大口阔，父亲母亲挣回的工分不够分粮食。所以，我家每年倒欠生产队口粮款近百元。一百元，于那时候来说是一笔巨款。

我家是下放户，1970年全家从随县城关镇下放农村，到1979年返城时共欠生产队口粮款900多元。900多元，那时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幸亏家里有台缝纫机。母亲为乡亲们缝纫衣服稍微可以补贴一下家用，但杯水车薪，总是入不敷出。

从我懂事起就觉得，村里都很穷，很多人家一年到头，能看到10块头的日子少之又少。我家有台缝纫机，家境算好一点，但我仍感到家里很穷，除了平时的柴米油盐之外，经常拿不出多余的一分钱，更别奢望购买其他用品了。

我和妹妹上小学，要买笔买作业本，还要交学费，一学期学费1块5角钱，经常一欠就是2、3年，害得老师常常在班上点名。

母亲极其节俭，舍不得整支铅笔让我带去学校，生怕我不小心弄丢了。所以，只要我买来新铅笔时，母亲都要用菜刀将铅笔砍成两段，然后分半支铅笔让我带去学校。就这半支铅笔，还得要用布条缝个铅笔套，然后用棉线吊在脖子上，这样可以让铅笔用上更长时间。

有一次，半截铅笔已经短得不能拿捏了，我就缠着母亲要买一支新铅笔。当时，一支铅笔要3分钱，可是母亲找遍了抽屉的角角落落，也找不出一分硬币来，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因为没钱买铅笔，我哭着喊着不肯去上学。母亲皱着眉头，只得从瓦罐里摸出一个鸡蛋，让我去尚店食品所把鸡蛋卖了买铅笔。尚店是小公社所在地，辖红军红岩红兵红英红日红峰等几个生产大队，有个小街，街上食品所综合社百货店收购站日杂店卫生所农机站一应俱全，红军小学就在尚店街边。

那时候，学生的学习用品靠鸡蛋，农村的家常日用也指望喂的这几只鸡下蛋，俗称“鸡屁股银行”。把攒下的鸡蛋拿到街上卖了，再买些食盐和针头线脑。

那时候鸡也是不许多喂的，一家几口人就只许喂几只鸡，喂多了就是搞资本主义，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队就要把多养的鸡逮着杀了。

所以，那时候在农村，金贵的鸡蛋是舍不得吃的，要拿去卖钱，5角钱一斤。不足一斤就论个，一般5分钱一个，太小的鸡蛋，食品所就收4分半一个。

母鸡每天下的蛋母亲心中是有数的。有一回，母鸡下蛋了，我偷了一个藏着，准备第二天卖了去买作业本，害得母亲到处找鸡蛋，边找边说“怎么今天少了个鸡蛋，早上还在母鸡的肚子里摸了有蛋，难不成下到外面去了？”边找边用审视的目光盯着我，我差点撑不住就坦白交待了。

第二天偷偷地揣着鸡蛋，屁颠屁颠地去上学，乐极生悲，路上一个不小心摔了一跤，鸡蛋“咔嚓”一声在口袋里摔破了，悲痛的真想号啕大哭。放学回家又赶上母亲洗衣服，掏口袋便发现硬硬的鸡蛋液残留痕迹，自然是挨了一顿胖揍。末了，母亲还讲了一通故事，故事梗概就是“从小偷针，长大偷金”。说有个小孩从小喜欢小偷小摸，小孩的母亲还表扬小孩能干，后来小孩当了土匪，被逮着枪毙时，说最后的愿望要吃一口母亲的奶，母亲来喂奶，他却一口咬掉了母亲的奶头，土匪说，都怪你从小不教育我好好做人，害我今天挨了枪毙。

以后，我再也不敢偷鸡蛋了。

这件事在我脑海里沉浮了许多年，以致后来我一看到鸡蛋就想起作业本，一看到作业本就想起破碎的鸡蛋，然后就是“从小偷针，长大偷金”的故事。

因为“鸡屁股银行”的缘故，那时候想吃鸡蛋就是奢望，只有过生的时候，才能吃到母亲煮的一只荷包蛋。这个规矩一直沿袭至今，几十年了，每年生日，望着碗里那只只温润如玉的荷包蛋，童年的故事里就充满了温暖。

母亲用她的缝纫手艺也可以换来鸡蛋吃。记得那年农闲的时候，大队会计蒋婶请母亲去她家里帮忙缝补衣物，把缝纫机扛去了她家里做了两天，中午饭，蒋婶把好几只鸡蛋放在碗里不停的打，然后下油锅炸的蓬蓬松松，好大的一碗金黄金黄的纯鸡蛋松，她儿子蒋守全和我同班，两个小孩大快朵颐风扫残云，这是儿时关于鸡蛋最顶级的美味记忆。

那时候的农村，是舍不得做纯鸡蛋吃的。平常的日子，来客人了，用香椿、用葱或韭菜煎鸡蛋就是大菜。

如今网上有个段子，提问鸡蛋算不算荤菜？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我想，只要是我这个年纪，只要有过那时候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心中就有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