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薛之明
人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我们注定会遇到不同的风景 ——引子
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在离家五里的一所乡镇中学读书。周一到周六在学校住校。每个星期六下午上完两节课后，带上干瘪的布袋和空菜罐子回家，在家里歇上一宿，星期天下午再从家里背上一周吃的粗粮和咸菜回校上晚自习。
同学大部分和我一样，来自周边的村庄。这些村庄，在皖东大地非常普遍。一个村，往往同姓居多，以血缘宗族为主。村庄的命名也多以地理特征加上村里的大姓来命名。比如，岗徐，洼黄，洼张，涧王。也有的村庄按大小、方位来命名，如大朱，小朱；前张，后张；东孙，西孙等。在中国，研究村庄的命名，那是民俗学家的事，绝对可以写一本大书。可惜，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昔日热闹的村庄已现“空村化”。我出生地——寿陈，三年前，已全部搬迁，房屋被夷为平地。只有村西头那一方池塘，和塘埂上一株干枯的柳树默默见证着村庄的兴废。“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只有在梦里了。
学校生活是紧张而快乐的。早晨五点多，我们在嘹亮的广播声中起床。打着哈欠，揉着惺忪的睡眼，在白炽灯“丝丝”声中晨读。有读历史纪年表的;有读英语单词;更多的是背诵古诗文。我们在读书的当儿，身体还要不停地晃动，以抵御来自教室外的寒冷。晨读结束后，天也麻麻亮了。我们一路小跑着去食堂，用热水洗手，刷牙，洗脸，吃一口热乎饭。初中三年，教过我的老师，有十几位，印象最深的是生物老师。老师身材高大，说话风趣幽默，写一手飘逸的板书。
课余，我常常和伙伴们在校园内漫步。我在那里呆了三年，学校里一草一木，我都熟悉不过。左手三排十二间红砖红瓦，是三个年级的教室，右手三间水泥砖房，是校长室、教导处和教师办公室。调皮捣蛋的我们常常成为办公室的“常客”。
校园没有围墙，完全开放。附近的农民喜欢抄近道去田间劳作。他们赶着牛，拉着车，穿过书声琅琅的校园，别是一番风景。
镇西南二里处，有一片岗地，老街上人皆呼“西大山”。山上高低错落地生长着许多杂树，有刺槐、楝树、桑树，尤以矮松居多。山脚下有一方竹林，清风拂过，摇曳多姿。林间常聚集着一群麻雀、斑鸠，叽叽喳喳，叫着，闹着，似乎在开一场盛会。
暮春时节，我们在午休时间来到这一片林子。读书，下棋（有一位同学，用黄泥做了一副象棋，我们一直玩到毕业也没有坏），谈天，或者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在软绵绵的草地上将身体摆成个“大”字，便有了“天人合一”的顿悟。慵懒的阳光从槐花的缝隙中洒下来，斑斑驳驳。
孟夏草木长。草木经一冬一春的阳光雨露，这时都在拼命生长着，秀而繁阴。长的草里我们是不大去的。有一回，一位女生在灌木丛后小解，被栖息于草丛中土公蛇咬伤脚踝，差点丢了性命。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一入五月，农人们开始忙碌起来，割油菜，插春秧，给春玉米、春花生除草，整理打麦场。小满十天后，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眼望去，翻滚的麦浪，似金色的海洋。大人们在地头估摸着产量，计算着收成，相互说着恭维话。开镰了，一簇簇麦子被放到，扎成捆，再用牛车拉到晒场上，铺开暴晒。男人们戴上破草帽或者裹上一条旧毛巾或者干脆光着头，在烈日下，用石碾子一遍又一遍在麦秆上碾压，直到麦粒脱落。孩子们将卸下的水牛牵到池塘“打汪”。妇女们用木杈将麦草叉起，在场边堆成垛。男人们在树荫下喝过茶水，吸过纸烟后，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扬场”中去。
每年麦收时节，学校照例要放“忙假”。孩子们要回家帮父母收麦子，老师们也要抢收自家地里的麦子。孩子们在午季里是大人的小帮手：男孩子割麦，打捆，推车，起场，样样在行；女孩子放牛，喂猪，洗衣，做饭，减轻了母亲的家务活。
麦收完了，农人们的工作又转入到播种上。栽麦茬秧，给春秧田除草，施壮苗肥。旱地开始种上夏花生，夏玉米，芝麻，黄豆。种的最多还是红薯。这作物原产于美洲，明万历年间闽商陈振龙由吕宋岛“贿赂当地土著，得其藤数尺”混过关卡，带回国内。明末大旱，政府开始在全国推广栽培。因耐旱，产量高，深受农民喜欢。
待到大田的甜瓜断苦，西瓜瓤红，孩子们放暑假了。
远离了枯燥的课堂，远离了繁琐的公式，远离了老师严厉的眼神，对于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来说，最快乐莫过于暑假了。
暑假注定是我们的世界，这广阔天地仿佛有着无穷的乐趣。
炎炎夏日，大人们经过麦收夏种后疏懒了，常常要睡午觉。孩子们可没有午睡的习惯。篱笆墙边，矮树丛中，你看，谁家的孩子光着膀子正在蹑手蹑脚捉蜻蜓，这小小的昆虫似乎并没有发现孩子的企图，待孩子猛然伸手去捉时，忽然一个旋身，飞走了。
捉不了蜻蜓，我们便去池塘戏水。水面有十几亩的光景，我们从池埂向池面一侧游，再从池面往池埂游，一个来回，看谁用时短。我那时虽不是第一，十几个孩子中也排名靠前。当然，这与我从小练习游水有关。母亲曾跟我说，我三岁时，滑进了自家门前沟渠里，差点淹死，幸被一过路人救起。我常常跟小伙伴们吹嘘，说我是水命，淹不死。
游累了，我们便在水面摸鱼。午后的池水表面很热，草鱼喜欢游到浅水区觅食。我们便比赛谁抓的鱼多。抓到的多为一搾长不到的小鱼，我们用扒了皮细柳条穿起来。有时，一中午竟能逮好几串呢。
快乐的时光总是易逝的，当日历翻到九月第一天时，我们又回到了久违的学校，一切是那么新鲜：往日雨天泥泞的校园道路，铺上了砂石；占地六亩的操场经过了整修，杂草被清除得干干净净；校长室所在的山墙上新刷了一块黑板，上面用白色的粉笔写着开学通知。
相同的校园，不同的教室，老师也有了调整。原先带我们英语的武老师，调走了。接替他的是一位代课老师，姓李，据说仅有高中学历。再上课时，同学们眼里便多了一份不屑，很不以为然。年轻的老师虽使出了浑身解数，课上的依然平淡无奇。我们常常在他的课堂看小说，说小话。或者在他板书时，故意弄出声响，待他回头时，我们又装作好好听课的样子。若干年后，当我也走上讲台，才明白喧闹无序的课堂对老师是多么大的伤害啊！
教师节很快就到了，学校照例要举行庆祝表彰大会。那一天，全校学生被集中到操场上。操场的正中央放了几张课桌几把椅子，课桌上铺上了红色的窗帘布，那是校长的主席台。高音大喇叭放着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连远在五里外田中劳作母亲，事后也问我，你们学校又开校会了吧。街上的居民，附近村子里活不多的农民，也都赶来看热闹。
校长回顾了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存在的不足，展望了学校的发展前景。末了开始念受到表彰的教师姓名，获得表扬的学生姓名。被表彰的老师在主席台前站成一排，接受校长和师生的祝贺。被表扬的学生，每人发一份奖状。奖状被母亲贴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那面贴满奖状的墙，成了母亲的骄傲。有人来访，母亲总是有意无意地去瞟一下。
初二学期，课程新增了一门物理。教物理的是一位秃顶的小老头，幽默风趣，我们渐渐地爱屋及乌，喜欢上物理课。老师总能够调动我们兴趣，让我们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这年暑假期间，我学会了踩单车。说来，还得感谢一位远房亲戚。他家有一辆旧大杠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但在我看来，确是宝贝。我软磨硬泡了好半天才答应借给我。我经常在黎明或者傍晚在打麦场练习骑行。天是那么蓝，云是那么轻，早起晚归的鸟儿在我身边欢快地飞过。不多久，我就能自如地上下了，惹得同龄的孩子们很是羡慕。
父亲决定给我买一辆属于我的自行车。当我知道父亲的决定时，兴奋极了，梦里似乎都在骑着车子在走。买车的事，经历了一些波折。那年秋天，连下了半个月的雨，成熟的稻子，来不及收割，倒伏在田里，发了芽，减了产。后来，父亲还是咬咬牙，往乡里的粮站，连送三板车稻谷，才给我换回来一辆崭新的“长征”牌自行车。这辆自行车，陪伴我度过了难忘的初高中岁月，直到到外地读大学，才退役下来。
高中是在离家几十里外的县城上的。
从此，有幸结识了许多德艺双馨的老师。教语文的是一位小老太太，齐耳短发，戴一副金丝眼镜。举手投足间，颇有一种大家闺秀的范儿。老太太教书很有章法，听说读写，字词句段，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如清风拂面，春风化雨。高二时，语文老师换成了王老师。老师的课堂也颇受学生喜爱。课堂常被老师用来读报纸，读名著。印象最深的是读《林黛玉进贾府》那一段。老师精彩的朗读，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原来语文还可以这样教，这样学。我们渐渐地喜欢上了语文课。
有人说，遇到一位好老师，是一辈子的幸运。我很庆幸在我求学生涯中，遇到多为认真负责的老师。他们渊博的知识，儒雅的风度，达观的心态，心系学子的眷眷之心，氤氲了我整个求学之路，成为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七月，高考，还是如期而至。十几年三更灯火的苦读，终于在两天的煎熬中画上了句号。生活又将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青涩的青春，似又带着甜蜜的芳芳，陪我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