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沪一带，冬天下雪是常有的事。凡到了12月底，气温掉到0度以下，就开始有预兆。下雪子，听到“噼啪”的声音，人人都探出头去看：下雪了吗？下雪了吗？这时候最难熬，冰冻的气息扑面而来，雨伞罩不住的袖口和裤脚都冻得要死。再冷一点反倒好了，天不这么沉重地砸冰，就成雪。上学的时候咬着热水烫好的牛奶，沿着花坛边边走。一脚踩在混了泥的碎雪渣里，一脚踩在草堆的厚雪里，不出三步就一定听到爸爸在三楼的厨房边洗碗边往下喊：雨思，好好走路，当心拐高。

虽然是年年见面的常客，但是我们遇到下雪天，还是免不了哇啦哇啦地惊喜起来。中午下课回家吃饭，妈妈就把裹成一个球的我拉到楼下用那台顽强的傻瓜相机拍照。她在市区上班，早出晚归，工作繁重，岁月留下珍贵旧影，感谢雪。

雪天睡觉前会问爸爸：“卖早饭的人明天来不来了？”家隔着一条小路就是菜市场，通往学校的路就在市场旁边，三条小区道路横穿而过，形成三个十字路口，早餐摊种类繁多，生意极好。每天早上7点开始忙起来，穿不同校服的孩子和穿睡衣的大人一起挤在一起，到处都是“煎饺五个馄饨一碗”、“蛋饼不要葱”和“甜烧饼三个油条两根”的期待。

早餐摊子6点就开张了，除了新年正月里，他们天天都按时和面，点起炉子，等待被光顾。那条菜市场旁热气腾腾的拥挤小路，离家念书之后最常想起，尤其是，爸爸真的把热包子热蛋饼包在皮夹克里带回来过；打包的小馄饨，倒进瓷碗里时冒着滚烫水蒸气的样子，把一整天都描绘得像系着丝带的礼物一样。

我住在这样的山下镇子里。

80年代的老结构房子和2000年建的公积金房各占一半；树很多，苍绿。难以想象它的五脏俱全，甚至拥有三家公立医院。老人与旧房子，让它呼吸缓慢，逐渐疲惫，年复一年挖掘机与混凝土改造着。住客熟悉彼此，饭后去做客搓麻将，或者在大梧桐树下摆桌椅打牌下棋。和爸爸买菜回来，常常遇到不太认得的老人和他打招呼，就叫一声“阿婆”“阿公”，似真的记挂过一样。理发，也跑进店里去叫一声：“丽萍阿姨，我来了”，就边看电视边等。剪完了，爸爸就正好买完菜领我回去。

小镇有一个90年代建起来的澡堂。一楼买票，二楼洗澡，大开间。每逢冬天，和南方人的习性截然相反，我们镇子人会去澡堂里洗澡。

澡堂中年女人很多，不乏带着一堆衣服来省水的，常常要排队。碰上带着小毛毛头来的，就更不得了，小毛头怕水的哭声很惨。

我每每磨蹭着不愿去澡堂，因为别人都和妈妈一起去，我没有。那是她最忙最辛苦的时候，我常常见不到她。几年前她还和我开玩笑，说一年大雪，爸爸看错了闹钟，凌晨4点就让她起床去等公交车上班，足足冻得发抖才发现看错时间。

女人的躶体，水汽之中，曲线柔和，不知原由地，都像母亲。

难得她可以和我一起去澡堂了，我却故意不愿意，以哭闹要挟她长久的缺席。妈妈生病前一直是丰满的女人，梨型身材。120斤。你要相信，她真的看起来异常年轻，很早就花上千保养，二三年级的时候，她和我一起梳羊角辫去，我们互称姐妹，我初中，还有人说要给她介绍对象。

妈妈20岁生我。进城打工，没有文化的女人都站在了百货大楼柜台后。幸亏她很吃苦。吃苦也是一种聪明。曾经爱打扮，买一身又一身不同颜色剪裁的职业装，用发蜡打理卷发，喷香水，午睡时躺在我身边说40岁要为爸爸赚一只劳力士——都随着癌症没有了。

大病之后她终于休息，因为化疗的缘故，整个暑假都躺在我身边喊痛。我拼命讲笑话，哄她吃东西，这是我们两独处最久的一段时间。

还有一个丰满的女人，在我妈忙得无法脱身的年月，扮演她的角色。她老一些，姓熊，叫小妹，有个儿子比我大4岁，我们两家相隔只有几幢房子远。

爸爸电话她：”小妹，下午带雨思去洗澡吧”。我就抱着自己的脸盆，放上毛巾拖鞋和换洗衣服，站在单元门前等她来牵我。也常常被带过去吃中饭，她给我做芋艿排骨和鲻鱼，边看我吃边说：”大妈妈做得好不好吃？一点味精也不加的哦。”

大妈妈会给我用一种桂花味的洗发水，这辈子最好闻。镇子上9月开始开桂花，10月落光。而我因为被带着洗澡，一直可以闻到次年2月。澡堂二楼负责查票寄存的女人看了我们两个，都以为是母女。洗完澡，她把换下的棉毛衫铺在浴室的石凳上，抱我上去穿好衣服再出去，不然会冷。

傍晚，爸爸和我散步过她家，就在楼下看一看302那扇窗户亮不亮，亮就去按门铃，大妈妈很喜欢我们去坐一会儿。有时她凑一桌打麻将，不打时陪我看八点档电视剧。朴素温柔的女人，长相正如年岁，而我记得她头发是最黑的，一把梳起，发际线是心形，嘴角微微下垂，却总让人觉得庄重温婉得很，有点像演孝庄的斯琴高娃。

我丝毫不好奇她为什么这么帮我们家，便年年消受这样的恩泽。吃和用，没有客气这一说。

回看父亲的日记，家里经济条件最差的那段时间，我刚出生，三个月就没有母乳喝，体质不好，经常发烧。爸爸带我天天打出租车跑儿保，看病缺钱，都是直接敲大妈妈的门去要。小学开学第一天，没有人给我梳辫子，爸爸绑不好，又不想我自卑，九月一号早晨六点半，她一脸惊讶地开门，爸爸拿着牛皮筋和梳子开口求：“小妹，帮雨思梳个辫子吧。”

那时候每年给大妈妈百年都是仅次于奶奶姑妈的要紧事，除了红包，她还会给我准备一袋干荔枝。“开春吃荔枝，涨力气”。

十几岁后同样寒冷的冬天，我不再需要她陪我洗澡。搬家之后，也不再需要澡堂。给她拜年，就排在了可有可无的事项里。可是就算隔年才去，也有干荔枝。

小镇经历着市政建设的福利。平改坡，背街小巷，煤气水电换管道，2000年后的一切都没有商量余地。

母亲病愈之后，马上找了新工作，却在35岁的年纪上被炒，负气打完官司，堵了一把创业，试错究竟成本高昂，合伙人是她亲姐姐，我姨妈，却明着闹翻了，本金全无。妈妈善于隐藏情绪，这一切我都只能从爸爸的只言片语里猜测。

她找了一份频繁出差的工作，不再买衣服，不做头发，暴瘦10斤。生活残酷之处，除了不如意十有八九，还有万事都需要钱。养我最花钱。

我知道她内心痛苦不堪，因为她信了佛。家中有了诵经机结缘的经书；有时她花一大笔钱和人买了泥鳅和鱼开车去放生，不信任何科学道理。

我离开了山脚的镇子念高中，寄宿亲戚家。我读书，妈妈工作，这样的安排，使得爸爸出入只一人。大妈妈也因为公婆家里拆迁，把房子让出来给老人住，一家人租了45方的一楼老房子。恐怕没人能弄清“拆迁”这两个字究竟给一户人家带来斥力，庞大的家族，一户刚拆掉，无处落脚，很多无关的人已经拿好户口本排队。

高中在离西湖很近的地方，年年下雪，不是看山，而是看湖了。日日走在曙光路上，忽然有了自己的世界。10年始，手机大行其道，很多人都陆续拆了座机，遗失联系。如此就顺势忘记了小时候打电话给大妈妈洗澡，爸爸还编过一句儿歌调侃这个“88”打头的号码有某种，很妙的缘分。

我父母，大妈妈，这些人，因为困难的生活成了朋友，在不困难的年月里，没人计较当年投入。山脚下的镇子异名为各条街道，但同样承载频繁的人员流动。总能看到刚来的人，聚集在夜市和小商品市场，年轻而疲惫。城市，依然没有给任何人，更多翻身的可能。

未知他们也有我冬天里的大妈妈可以依靠吗?

父亲爱上跑步，消磨孤独，由此得到快乐。我逐渐开始处理自己的金钱，掂量未来，渐渐遇到家庭和阶级带来的阻力——这都硬生生地存在着。压力从考试分数变成了比过对手的筹码，一万个祈求，要顺利，要比别人好，不可以穷。

期间我知道大妈妈儿子当兵回来了，还是毫无长进，懒散无用。买菜路上再见面，问她：“拆迁怎么样了？房子什么时候分？儿子最近怎么样”摆摆手，还能有什么期待。

高三，她查出了肺癌，我在准备自主招生，寒假里没去看她，爸妈去了，我从朋友圈里见了大妈妈手术前一天的照片：头发剪短，骤白，眼袋和法令纹极深。

我妈已经很多年没踏入肿瘤医院了。最危急的时候，她就躺在同一地方的床上，靠打白蛋白保命。

走过大妈妈易主的旧房时，我忽然想起从前这么期盼地抬头看窗户是否亮着，太多年过去了，恍惚还以为上年才去给她过拜年——

“荔枝干吃到春天，涨力气的”。

我已两年没见过大妈妈了。

山脚下仍然住着千千万万的人家。无论如何改建，菜市场总在清晨因为早餐热闹起来。住在山下的第20个年头，哪怕再担心体重，也毫不犹豫地选择热爱那里的地沟油早餐。

这一年，我也真正离开了小镇，离开了那整座城市求学。今日在满屋子外语的咖啡馆写到这里，竟有一种，我们两代人何其相似的错觉。

南边再次下雪的时候，我们不在那里，就会不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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