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弟子的分化

孔子晚年对他的弟子粗略分类，大致如下：

一是在德行方面表现出众的，如颜渊、闵子骞；

二是在政事方面颇为出众的，如冉有、季露；

三是在言语方面出众的，如宰我、子贡；

四是在文学方面可堪造就并有突出成绩的，如子游、子夏。

可见孔门弟子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而孔子对他们又真切的认识与了解，在教育与训练中注意因材施教，培养学有专长，术有专精的人才。

孔子生前众弟子相互之间也存在矛盾，因孔子人格感召力，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团结的集体。

孔子死后众弟子服丧三年后，相诀而去、各奔东西、各谋营生，各复尽哀。

五大弟子自立门户，各聚徒讲学，孔门开始分化。分化虽与其政治背景与内部原因有关，但从学术史看，思想的解说本没有固定的模式，思想的继承更取决于后来者所处时代的需要以及继承者的才学、品德，分化是一种必然。

曾子坚持“吾日三省吾身”是道德楷模，他学术主要阐发儒家关于孝的观念，从伦理道德方面宣传孔子的遗说。

但把孝视为人生哲学第一义，其学术是“天地之大经”、“众之本教”，其思想倾向已偏离孔子路线。

有若重视孝悌道德，主张以和为贵，强调以礼为本。

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授业于子思，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

子夏应邀去魏国西河讲学，其弟子魏文侯置博士官，是国力推行孔学的开始。

儒学所面临的挑战与回应

战国初期孔门弟子虽出于利害难以集聚一起，但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与价值，相互之间并未发生太大冲突。

其中子夏与魏文侯关系，魏文侯借国力推行儒教，在儒学发展上起重大作用。

但因社会条件变化，子夏等人缺乏宏大的体系与构思，面临着深刻危机，典型代表就是墨子学说与杨朱学说。

孔门后学被统治者片面利用，因利害关系只是片面发展了孔子尊君独裁与扼杀自我的倾向。

如曾子关于孝道的禅释，子思关于正心诚意的发挥，子夏关于君臣观念的宣扬，实际上都是对孔子思想体系的片面理解，都存在内在的缺陷。

而此时，杨朱学说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与墨子学说的“非攻、兼爱、节用、节葬”是针对儒家的批判。

儒家八派与先秦儒学的终结

孔子是当之无愧的大IP，打着孔学的旗号财富与地位都会上升，儒学更是五花八门了。

韩非子就把儒学分为八派，但根据资料仔细揣摩韩非子的意思，探讨先秦儒学源流，便发现儒家八派的说法不是指孔子之后儒学分化的全部情况，而是指那些打着孔子招牌兜售私货的假儒、贱儒、俗儒。

面对儒学的挑战，孟子从理论上回应杨朱与墨子，担起儒学的时代责任与使命。

杨氏“为我”主张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否认君主，是为“无君”。

墨氏“兼爱”主张天下人爱无等差，不分亲疏远近，有反人常是为“无父”。

孟子认为杨朱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墨翟爱无等差的泛爱理想主义，是对常态社会具有毁灭性的伤害。

孟子学说算是尚能坚持儒学的纯洁性，但孟子后学无法继续坚持，只能采取一些变通的立场与态度。

邹衍的五行学说就是在儒学基础上，从历史脉络分析、观察事实，天才地认为中国是小九州， 之外还有大九州。

稷下学宫，齐国都成西门旁边的一个讲堂，是齐国最为重要的学术中心。

天下诸侯宾客、齐能贤士聚于此，为齐国服务宗旨，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拥有思考自由与学术自由，因而包容儒家、阴阳家、道家、名家等各家各派思想。

相互影响下儒学在齐地已变质，荀子作为后儒重建儒家思想体系。

荀子名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反对自然变异齐地儒者天人之学神秘主义的解释。

但都认为纯正儒者的孟子与荀子俩人在政治上虽都渴望统一，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

但他们主张不一样，孟子主张以道德的力量实现统一，而荀子提出“大一统”的思想，主张用“王道”统一，同时不反对用“霸道”。

在人性问题上，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

俩人的冲突，从儒家发展史角度观察，不分是非与优劣。可以说荀子的见解是基于新的社会现实，洞察到孟子的理论漏洞后做出的修补与超越 ，是对儒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但从孟荀二人的为学宗旨与方法来比较，孟子宣称接续儒家道统，但其对儒家经典轻慢，对非儒学派的文献一概斥为异端邪说，大有“六经注我”“唯我独孔”的味道。

而荀子他不仅系统传授儒家经典，而且旁及诸子百家；他不仅批判性吸收诸子百家，而且对儒学内部各种流派进行了系统清理与扬弃。

从这个意义上说，荀子学说的成立，也意味着先秦儒学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