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常有，张爱玲却只有一个。
一直不曾专门撰文写张爱玲，尽管读她的作品已经有很多年，从心底爱怜她的跌宕人生，仰慕她笔下的连珠妙语，每每重读，不可能不胸中万端，想要落笔千字直抒胸臆。可是，所谓近乡情更怯，要提笔写我心里所爱、所思的张爱玲，始终是一件必须审慎考虑的事情。
因为，她的世界，太容易被别人主观解构。就好比，我曾看过很多明明是三流写手杜撰的毒鸡汤，却不负责任地加个“张爱玲说过”的前缀瞒天过海，对此，我只好暗自替张爱玲“出一出恶声”。
又好比，世人总爱拿她的那句“低到尘埃里”形容绝世才女曾经的自甘堕落，把她和胡兰成“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结婚证词硬是扯成烂俗的文艺腔调，对此，我又不得不在心底替张大才女喊冤。
但凡仔细研读过张爱玲的人都会知道，她的文笔自成风格，那些打通所有感官的比喻，那些跳脱机巧的词语，那些辛辣生猛的段落，都毫不留情地戳穿温情脉脉的表面，直达凉薄人情的内核。
她，是荒原里一棵孤绝的树，生当傲然风霜，死亦寂灭无声。一生受尽东西南北风的刮蹭，用星星斑斑的血泪，结出磊磊璀璨的文字果实。
你要问问她如何活成了这般孤绝的姿态，她在《倾城之恋》里说的很清楚：“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你也许会原谅现在的我！”
而大多数人，但凡提到张爱玲，便只会条件反射想到汉奸胡兰成之妾，把那些碎片化的、片面化的评价收集起来作为谈资。
你这样探讨的张爱玲，未免太过娱乐化！
要了解一个人，不沉潜到她的作品中揣摩她的心路历程，不跳出外界盯着当事人桃色新闻评头论足的怪圈，不深入到她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世界中立体思考，我只能说，那不是“真爱”，那只是蹭热点。
思虑再三，我决定从三个视角，较为客观地还原一个不那么“妖魔化”的张爱玲。
视角一：张爱玲的原生家庭
现在，“原生家庭”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审视一个人的禀性而绕不过去的一个维度。
张爱玲的家庭出身，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了，用现在的话，“官三代”、“富三代”形容也不为过。曾外祖父是清朝重臣李鸿章——毁誉参半的历史名人，祖父是清流代表人物张佩纶，也是掷地有声的名字。光是这两个人，就足够支撑起张爱玲那庞大的，煊赫的家庭背影。
在《对照记》中，她这样形容自己的祖父母：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对照记》
可以说，一条传奇的宗族血脉，成就了一个传奇的张爱玲。她对自己的祖先即便怀有赤子之心，可是家族式微，祖上延续下来的“古墓般”的凉薄之意又成了她出生即带出来的“胎毒”，成为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冷感体质。
到她父亲那一代，尽管家道中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祖上留下来的家产，还是颇为丰厚的，上海、天津等处都有房产，家里洋房敞亮，汽车气派，佣人成群。光是祖母的嫁妆就丰厚得够一大家子人吃喝好多年。她父亲张志沂便坐吃山空，抽大烟，逛窑子，一副清朝遗少的模样和做派。
张爱玲的父亲从小被逼着背仕途经济类的古文，家里的帮佣告诉张爱玲：“三爷背不出书，打呃！罚跪。”父亲在棍棒下咽了不少四书五经，指望未来考取功名能派上用场。
可惜后来科举废了，那些文章再也无用，罚跪和挨打都是白费，他只能时不时在院子里踱着步子大声背诵那些段落——他是时代夹缝里的牺牲品，又像是个淘汰的残次品，而他也甘愿在没落的灰尘堆里沉沦下去。
相反，她的母亲是牢牢把握自己命运的那类女人，活的极为自我。张爱玲说她：“湖南人最勇敢！”在看到丈夫张志沂懦弱迂腐，改不了封建恶习的本质后，她毅然决然当一回“出走的娜拉”，和小姑子留学英国，与旧社会彻底决裂，把自己往新派、洋派上改造。
她成功了，离婚、出国、恋爱。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用壮士断腕的果敢和勇气重获新生。
但，张爱玲却不能随同她一起，从腐朽的氛围里跳脱出来，拥抱新生活。她和弟弟还是要跟着父亲过活。
当时的政治时局的波谲云诡，新旧社会潮流的回旋激荡，这些都给张爱玲一种冲击感，她的作品也常常会带有社会变革的大背景，在动荡的年代，小人物的命运浮沉如蝼蚁一般微不足道，情爱悲欢往往带有一种朝生暮死的幻灭感。
在《倾城之恋》里，“塌了的墙”这个意象频繁出现，白流苏和范柳原走到这断墙下，难免会生起“江海寄馀生”的落寞感，正应了那句：
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
死生契约，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实在是最悲哀的一首诗，死与生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一生一世也不分开。”好像我们做得了主似的——《倾城之恋》
父亲是东方的，母亲是西式的，这两种文化的基因在童年张爱玲的世界里深度融合。她那绮丽奇突的文字功夫背后，可见古文功底的坚厚深广，又兼有西洋文学的摩登和风尚。
早期，父女关系也曾其乐融融。他们畅谈文字，研读《红楼梦》，父亲对她写的《摩登红楼梦》大为激赏，还亲自给她拟写回目。
然而，父亲的世界像一座苍苔露冷的大宅子，“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有古墓的清凉”，因为到处是腐朽没落的气味。
这种阴郁就像晒不到太阳的墙面上长出的苔藓，蔓延到张爱玲的人格特征里，一片湿滑的冷绿。
离婚后的父亲把继母孙用蕃娶进门，两人可谓志同道合——抽大烟。那个女人带来了一箱旧衣物给张爱玲穿，“碎牛肉”色样的旗袍让少女时代的张爱玲很难堪，她觉得穿起来像满身的冻疮，在那个爱美的年纪，这不称心的衣服成了极为晦暗的记忆。这也造成了成年后的张爱玲喜爱奇装异服，似乎要补足曾经没有漂亮衣服可穿的缺口。
继母的介入，逐渐让父女之间开始有间隙，星星点点的的创伤不可避免地生成了。
继母诬陷她打人，父亲就不分青红皂白殴打她、囚禁她，张爱玲生病得奄奄一息他也不请医生。父亲对她的“狠”，也多半是源于对前妻的“恨”。他眼看着自己陷入封建的泥淖，前妻却如一只斑斓的凤蝶越飞越远，那么眼前总是外张望的张爱玲和自己早已不是一条心，怎么看都不再可人伶俐。
“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
终于，张爱玲借机逃了出来投奔回国的母亲，然而，即便母亲同意接纳她，也是在打乱了她母亲生活节奏，不得不勒紧裤腰带的情况下，这让母亲迫不得已放弃了自己的男友和单身的自由。这一点，她也和张爱玲摆在台面上说得很清楚了：“你要想清楚了，跟了我，是没钱的。”
这怎么听，都不像是出自母性本能由衷做出的决定，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壮丽牺牲”。由此，亲情被放在天平上衡量再三，赤裸裸地把利与弊称给她看，这让早慧的张爱玲更递进了一层生命的悲凉感。
“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在形容和母亲的紧张关系中，《小团圆》中提供了一处细节：有一次母亲牵着她过马路，细竹枝一样的手指给她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母亲平日里几乎不会给出体己的嘘寒问暖，在那种情境下，母亲牵着自己仿佛是出于不得已，而不是爱，所以过完马路后，母亲立即松开手，彼此都有些惶惶然的尴尬。
母亲立志要把张爱玲往西方淑女方向上打扮，从面容表情到行住坐卧，不一而足，然而，张爱玲的“粗笨”让母亲很失望，最终不得不放弃。
考入香港大学后，母亲就随美国男友远赴新加坡，张爱玲再次成为母亲的“弃儿”。港战爆发后，张爱玲回到国内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续读，学费却成了问题。在弟弟的撺掇下，父女二人相见不足十分钟，单刀直入解决了要钱的问题，张爱玲便转身离去，这一别，即是永别，从此二人再无重逢。
她和父母的关系，很微妙，有点酸，是黑与白之间的那灰色的过渡带，晦涩的，粗粝的，不分明的，时不时撕扯出个口子，露出亲人之间最不愿意看到的那种残忍。
亲子关系冷淡疏远至此，仅仅用悲哀二字似乎也道不尽张爱玲生命里那浓厚的阴霾，她需要光和热，可是父母都没有给她，她只能默默长成一株背阴的植物，低温、静默、敏感，顺延成了她一生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苍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