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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普通法，国王作为国王所作之一切行为，不因其未成年而无效。因为，国王在他里面有两个身体，即，一个自然之体（ Body natural ），一个政治之体（ Body politic ）。他的自然之体（若依其自身考量）是一有朽之体，可遭受因自然或意外而导致的一切软弱，可遭受因幼年或老年而导致的能力低下，可遭受其他人的自然之体可能发生的类似败坏。但是，他的政治之体乃是一个不可见、不可把握之身体，由政制和治理构成（ consisting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 ），其构成之目的为指导人民，以及管理公共福利，并且，此身体完全免于自然之体可遭受的幼年、老年以及其他自然败坏和能力不足，为此，国王在其政治之体里面所作之行为，不因其自然之体的任何无能力而导致无效或失败。

其效果（ Effects ）因与另一身体之联合而改变，不再维持原有的位分，而是分有政治之体的效果……此处的理由在于，因为自然之体与政治之体联合为一，而随着联合，政治之体清除了另一身体的一切不完全，使之成为了另一种位分，不同于其单独时所享有的位分……原因 [ 在另一个类似案件中 ] 不是由于其自然之体的职能被国王的尊荣所吸收……而是因为，政治之体与其赖以保有该土地的自然之体相联合与合并，在联合或合并的过程中，自然之体分有了政治之体的属性和效果。

凡是熟悉基督教早期关于基督论争议的人，看到律师会馆与早期大公会议中言论和思想的相似性，都会感到震惊。另外亦令人震惊的是，英国法学家（主要在无意识而非有意识的情况下）将当时的神学定义用于界定王权性质时，所体现出来的忠实程度。就其本身而言，将各种定义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从神学转到法律，倒是丝毫不令人惊奇，甚至都不值得注意。对等交换（ quid pro quo ）的方法——运用神学概念对国家作定义——已经运用了数个世纪，就好像反过来的情况，在基督教发展早期，罗马帝国的政治词汇和帝国的礼仪被用于满足教会的需要。

欧洲大陆的法学家并不熟悉英国所发展的那种议会制度，“主权”既不单独归于国王，也不单独归于人民，而是归于“王在议会”（ King in Parliament ）。即便欧洲大陆的法理学可以很容易构建出一个抽象的“国家”概念，或者将君主等同于国家，但绝不会将君主理解为一个“单人合众体 / 独体法人”（ corporation sole ）——这显然是一种来源复杂的混合物——在其中，政治之体由议会来代表这一点是绝不会遭到排除的。

，关于主教的属灵性质和属世性质，这样一个看起来如此明显的区分，却曾经由于授职权问题而几乎无望地缠夹不清，只能带着巨大的困难加以确立；后来，是依靠一位法学大家，夏特尔的伊沃（ Ivo of Chartres ）那清晰的思考，才终于建立起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承认主教的双重职能。在伊沃的襄助下，通过 1107 年的政教协定，英格兰规定了主教由世俗统治者授职、同时由教会祝圣。自此以后，英国的主教 - 贵族双重身份就得到了明确的界定。

这段话，主要是在神学措辞、而非宪制的措辞上，令人惊异地与都铎时期法律家的论辩构成平行。当然，那些法学家不是谈论神恩，而是谈论英国人民的政制（ polity ），他们可能会说“一个 [ 身体 ] 从自然而来，另一个从政制而来”；不过，这位诺曼作者与都铎法学家都得出了一种类似的拟制：一个国王的超绝身体，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国王的自然及私人身体连结在了一起。不过，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相似性，不应诱使我们无视中世纪的“双重性”国王概念与其两个身体的都铎后裔之间存在某种更严重的“生理学”差异的事实。

国王的权力就是上帝的权力。这个权力，在上帝是因本性，在国王是因恩典。因此，国王也就成了上帝和基督，但是乃是因为恩典；无论他做什么，都不只是作为一个人做的，而是作为那因恩典成为了上帝和基督者所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