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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爸爸的电话时，我在理发店刚刚做完头发。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觉得并没有之前想象中的好看。我有点生气，犹豫着要不要向理发师说出我的不满。但我觉得说了也没有用，我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多不满，并不全在头发上，而且我也不想让他把我的头发再折腾一遍。

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爸爸打来的。我想家里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因为爸爸从来不会在这个点给我打电话。果然，他在手机那头问我现在在哪里，他说，你二伯走了。

“什么？不会吧！”我吃惊地问，声音略显做作。
“上午刚走。”爸爸说，然后他让我快点回家。

挂掉电话后，我再一次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依然觉得新做的发型不好看。

“你二伯走了”起初，我对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反应，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我二伯了。上一次见，还是一年前，他骑着他那辆老旧的三轮车，从塔山街上穿过。他看到我，问我在哪里工作，是不是放假了。他说敬老院发了一袋卫生纸，让我有空去拿。我想卫生纸又不是什么好东西，便笑着把他打发了。

“你二伯走了”我开着车，爸爸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我告诉自己车不能开太快，没必要急急忙忙赶回家。十年前奶奶去世时，我不是没有回去吗。我把音乐打开了，是黄家驹的《光辉岁月》。我大学时特别喜欢黄家驹的歌，正在播放的这首更是非常熟悉。我跟着哼唱起来，可是唱着唱着就哽咽了。我想，我的二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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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小说，我最喜欢的是《金锁记》。不知为什么，里面的曹七巧总让我想起我奶奶，而曹七巧那个被她毁掉的儿子就是我二伯了。

二伯是个苦命的人。小时候他因一次不听话被我奶奶打断了鼻梁。十几岁时，他因为每天运送稻糠，浑身起满了疙瘩无法治愈。从此，“歪鼻子”“大疙瘩”这两个外号就跟了他一辈子。

我不知道二伯是如何适应的，但我很讨厌别人这么叫他。上小学时，有一次刚放学，看到他出现在学校门口，同村的小伙伴指着他问，那是你的歪鼻子大爷吗。我连忙否认，说自己和他没关系。然后面无表情的从他面前走过，没有打招呼。为了我可怜的自尊心，我伤害了二伯，而这种伤害在他的生活中很常见。

二伯没有结婚，没人愿意和这样的人结婚。在兄弟姐妹纷纷成家后，二伯担负起了照顾我奶奶的责任。他很孝顺，也很听话，印象中他几乎没和奶奶顶过嘴。好像所有人都知道我奶奶脾气不好，他却除外。他总是笑呵呵的，不管和谁，都开得起玩笑。

他自己有一块地，平时除了打理这块地，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几个兄弟和妹妹干活。我小时候很喜欢二伯来我们家，因为他会给我讲很多故事。他的故事里总会有一个傻子，我记得其中一个是傻子在一棵树上乘凉，每次一张嘴就有一颗枣子掉下来。傻子的恶嫂知道后，赶走了傻子自己来到了树下，结果一张嘴，树上掉下了一只毛毛虫。这些故事现在想来依然好笑，它们像一千零一夜一样，撑起了我的童年。

二伯很爱喝酒，有一次喝多后，在屋后的稻地里睡了一晚上。我想他骨子里应该是个很有趣的人，只是没有人在意而已。奶奶去世前，二伯一直和她住在一起。早些年有人提议让他收养个孩子，但是我奶奶不同意，她说有我们这些小辈在，哪个不能养活他。其实是我奶奶有私心，不想没了二伯的照顾。在奶奶的反对下，二伯妥协了。我有时真不明白二伯，为什么他这么听奶奶的话，为什么不为自己打算打算。

这么多年，二伯始终一个人。奶奶死后，他住进了敬老院。他的那块地给了我三伯家的堂哥，按照规矩，堂哥既然要了地，就要赡养我二伯，但是二伯还是住进了敬老院。从那时起，他就很少在塔山街上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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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塔山街上见到了我爸，他匆匆走过来，告诉我二伯早上就不行了，因为无法抢救，县城的救护车来了又走了。我爸接到敬老院电话，和几个堂哥一起将人接了回来，最后停放在我大伯家门口。我大伯住在一大片葡萄园后面。冬天的葡萄园一片萧条，葡萄树上挂满了枯叶，没有了往日的生机。我过去时，远远看到一个黑色棚子，我妈坐在前面，正在缝制孝衣孝帽。她见我来，拿了一个孝帽为我带上，然后笑着说，有点大了。有几个本家孩子在附近玩捉迷藏，看到我来，便拉着我一起。我看了一眼棚子，二伯躺在里面，被一层白布盖着，我想要走进去，又不敢走进去，孩子们又喊我了，我便和他们一起玩起了捉迷藏，我们玩的很开心。

不久，我爸和几个堂哥过来，说要去敬老院收拾二伯的遗物，我也跟着去了。到了敬老院，老人们都围了过来。我爸告诉他们二伯没了，他们都唏嘘不已。二伯的遗物少的可怜，几件衣服，四五瓶酒，还有一袋没吃完的鸡蛋。爸爸找到之前每天给二伯打饭的老头，将酒和鸡蛋给了他，然后又塞给他一百块钱。衣服是要拿走的，火化时用得着。我在门后又找到一张照片，照片放的很大，他们说正好做遗像。照片的背景是北京天安门，但二伯从没去过那里。

回去的路上，我爸他们在商量二伯的葬礼。有哪些人要请、流水席的规格、花圈要不要电子的…琐琐碎碎的事情有很多。二伯生前留下两万块钱，三伯家的堂哥以继子身份来主办这场丧事，他不想有除此之外的额外花费。当然他没有明说，他只是说，人死都死了。是啊，人死都死了，他们要算计的事情很多，没有人去过度悲伤。

第二天烧完早头纸后，二伯被拉去火化了。他被抬走前，透过白布，我看到了他鬓角的白发。我爸那天很晚才回来，听他说我才知道，原来当天火化的人很多，他们是需要排队的。

第三天没有活动，我在家里抱着手机过了一整天。第四天各地的亲戚都过来了，我姐姐也来了。我很高兴见到她，这之前我已经有半年没见过她了，她眼圈通红，说难以置信这一切是真的。当天晚上请的戏班子开唱了，没有什么恶俗的脱衣舞节目，只有杂技、魔术和唱歌表演。小朋友们都趴在戏台前，后来他们每人都得到一只气球，笑的特别开心。我在戏台下观看时，发现唱歌时台上的人并没有真唱，只是在对口型。

第五天，就是真正的葬礼了。整个葬礼还算体面，至少塔山街的人都这样说。怎么能不体面呢，二伯本是孤寡老人，临终却有人送、有唢呐响、有贴着名字的纸人纸马，这就够了。当然，体面也是相对的。那天来围观的邻居吴婶就说，这纸人纸马扎的不够细致，没有送他们家那口子时扎的好。三伯花了二百块钱叫来一个哭丧的，我们听了都觉得假。

在这个过程中，我给二伯磕了几个头。堂姐带着我和姐姐跪在灵棚里，我低着头，不仅哭不出来，甚至有点想笑。灵棚外都是在互相说笑的人，我和他们并没有什么不一样。我有点游离，彷佛自己是一个看客。我觉得自己态度太不端正，不像堂姐。堂姐的哭声传进我的耳朵里，听起来就很悲痛欲绝。只是眼泪和心情似乎都是速干的，起身后就消失匿迹了。

下午，葬礼结束，二伯被安放在镇公墓里。他是我们村第一个进公墓的，大家都说他会挑时候。

4
双十一的时候我为父母买了一个泡脚桶，但是他们总是想不起来用。那天晚饭后，我第一时间就去放水，然后插电等待加温。我爸有风湿，我告诉他泡脚比洗脚好的地方就是能把湿气排出去。我十岁的侄子听到后，自告奋勇地要承担起每天督促爷爷泡脚的重任。我妈当时在厨房里洗碗，我们在客厅就嘻嘻哈哈聊着泡脚和洗脚的话题。聊着聊着，我爸突然说，那天在医院，他为二伯洗脚。二伯的脚脏的难以想象，他用了整整三盆水才洗干净。你没见到当时那个水黑得哟，他笑着说。可是说完，我们就都不笑了。

我想，人生渺渺，微不足道，二伯终究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