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奶奶说，小时候父亲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从学校回到家里，就不出去，好像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姬会议，一个是邻村的杨同学。
但父亲有一定文化，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
我春节开始写春联，我没有练过书法，当然写的不好，此时我父亲露了一手，他写的字比我漂亮，当然也是一般水平，跟他的钢笔字差不多，然而他本人很满足，因为他写得比我强。
我整天在家写日记，父亲有一天告诉我，村里的卫生室已经有六、七个人了，没有一个化验员，让我去洛阳学化验。
此时已经是1982年了，我在洛阳瀍河医院学习，这家医院当时就在东大街的大石桥旁边，距离我大姐家有三里路程。大姐家在东大街尽头洛川街的旭升大队，我就住在大姐家里。
化验室有两个人，一个叫常花娥，她个子很矮，胖乎乎的，花白头发，当时有50岁左右，她老家在诸葛村司马街，跟我奶奶一个村的，他的老公在第一人民医院，是化验室的领导。
另外一个姓张，40岁左右，身体很瘦，个头中上。当时的化验主要是验血和大小便，这个化验室并不验痰。
右侧隔壁就是骨科，也有两个学员，一个姓李，跟我都是偃师县的，他舅舅还是我的老师褚双岭，另外一个是新安县的，姓王，写字十分漂亮，这两个人都长得很帅。
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艾滋病，但美国已经有了。
我记得当时给病人验血，抽满血的吸管，会在自己的指头上顶一下，为什么？采血的量一定要准确，并且把多余的血吐出来，现在看来极端危险，然而，当时这种操作却十分普遍。
医院对门就是东关照相馆——就是那个给我们照毕业相的照相馆，我还经常看到那个很有风度的老头，可惜他并不认识我。
常花娥老师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已经结婚，小女儿就在二楼妇产科，她叫王丽，长得十分漂亮，从东关照相馆路过，才知道王丽还是照相馆推出的招牌人物。
那个时候，医院才开始按劳取酬，我记得，每天化验的单数，要经常计算，常老师眼花，就让我一张一张计算，现在看来，这就是中国医院高收费的起点，为什么？因为医院一旦跟利益挂钩，那他们肯定会不断增加收费项目。
常老师有个同乡和亲戚叫小赵，个头不高，平平凡凡，但常老师经常对我说，这个人过去有许多不堪的历史。他在部队学过扎针，回到洛阳一家大医院扎针，没料到，摸了女病人，犯了错误，于是被安排到了这个医院的透视室。
小赵已经结婚了，家里有两个孩子，媳妇是村里妇女主任，谁知道小赵仍然不收心。
就在我来医院的前一年，他在旭升和一个女孩同居，搞得鸡飞狗跳，医院批评了他，他只好夹起尾巴做人。
突然有一天，注射室的一个女护士领着她妹妹来化验，我给采血了，还化验了，当然是免费的。这个女护士个头在170左右，身材修长，我当时听出，她姓强，常老师跟她叫小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