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制止内战的同时，也采取措施，加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做好迎击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充分准备。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组织干部、部队北上，就是实施这一战略布局的先手棋，堪称“建立百年大计之部署”（《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增兵东北之部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相反,“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坚持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并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但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却对东北垂涎起来，欲与我们争夺胜利果实。而东北地区对于我党我军战略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取得东北，就意味着背靠苏、蒙、朝，使整个华北解放区与东北联结了起来，不但可以改变长期被包围的状态，有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而且还可利用东北幅员辽阔，且物产丰富，是中国重工业基地的经济优势产生的力量叠加效应，保卫华北、华中解放区，并支援全国解放。因此，抗战胜利后，如何调整战略布局，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以便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面前，能够更有力地进军东北和保卫华北解放区，已成为全党全军的紧迫任务。
对于这盘战略大棋局，毛泽东曾有过非常深入的思考，并且对于东北的战略意义更是洞察细密。早在1945年5月31日他在七大讲话中就明确指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第410-411页）。6月10日，毛泽东再次强调：“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 》第426页）。
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在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中共中央便作出派部队挺进东北的决策，并致电斯大林“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六道命令，并于8月12日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布，除命令受降外，二号、三号、六号均与进军东北有关，如二号命令要求：“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军作战，准备接受日军和伪满军投降。于此同时，毛泽东则专门致电山东分局，指示时任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万毅“万毅东北军（万毅曾任国民党东北军第111师333旅旅长）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此即大规模向东北调兵遣将的开始。
8月20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和冀鲁豫分局及晋察冀分局的电报，指示“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四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三省。山东之两团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即行出发，经河北会合冀鲁豫及冀中之两团，开至热河边境待命。每团官兵不得少于一千五百。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必须配备必要之地方工作干部。三处所集中之东北干部亦望交万毅带去。必须有良好之纪律。配备及出动情形望告。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东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抽九个团赴东三省》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而强调“必须配备必要之地方工作干部”的要求，显然是为东北解放后的地方工作布局。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赴重庆谈判，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亦认真研究东北政治、军事形势，全力实施争取东北战略。为知晓对我进军东北的态度，9月14日朱德总司令在延安与驻我东北的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进行深入交流，达成了其默许我进驻，我则不作公开的默契（《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25页）。我党紧紧抓住这一“千载一时之机”，在苏军撤离之前迅速展开了从各地抽调主力部队进驻东北的军事部署。
为此，9月15日刘少奇致电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为“迅速地坚决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决定组织东北局，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同上，第25页），并立即派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奔赴东北开展工作。9月17日再次致电毛泽东就调整战略布局等问题进行磋商，提出“我们全国战略方针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建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7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研究后随即复电“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并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同上，第27页）。
9月19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并发出致各中央局的指示电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指出“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人物纪念馆>>刘少奇>>著作选登）。自此“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核心是控制东北。当时我军形势是，华北、华中和华南日、伪军所据守的城市和交通干线，大都处在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包围和控制之下。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虽然遍及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但各地区发展尚不平衡。长江以南的人民军队尚未得到广泛发展，兵力比较分散、薄弱；华中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已经具有较好的基础；最大最巩固的是华北解放区，兵力占人民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三。依托华北解放区便可形成北取东北、南抗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有利战略形势。
为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9月19日党中央依据对我党关于军队、军队驻地和解放区问题的深入分析，正式作出了长江以南部队北撤计划。要求“将江南主力迅速北调，越快越好，浙东和皖南部队及党政干部全部转移，以此作为对国民党的一个让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27页），并于当日谈判中将此计划由周恩来、王若飞明确告知对方，即“第一步，我方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军队撤退，将我方所有军队集中驻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同上，第28页）赢得了良好反响。
在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进军东北的军事行动，星夜兼程展开的大背景下，按照党中央要求，1945年10月7日冀鲁豫行署冀南办事处发出训令，指出，“查东北四省解放后，需要大批干部开辟该地区工作。为此本处决定：凡原籍东北、无论男女和职务重要与否，一律抽送东北工作”。当月，冀南一地委（鲁西北各县）抽调县级以下干部100多人，由杨易辰、周持衡带队，赴东北地区工作。11月，冀南军区又抽出5个团的架子开赴东北。
为了夺取东北，我党先后派赴该地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20人，其中4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至11月12日已“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成为“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毛泽东文集·第四卷·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第73页），投入力量之大可谓前所未有。
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十几万主力和二万多干部，争分夺秒，水路陆路，乘火车、坐马车、徒步并用，向着中国这片最富庶的黑土地前进，终于在由美国飞机、军舰运输的国民党军队到达前抢占了先机。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巨大成就里，无疑也熔铸了冀南军民的一份贡献。
张范津 2022年5月23日（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即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