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企业”，指的是拥有独立研发能力和自有品牌的中国制造企业，比如通信设备行业最早的“巨大中华”
——巨龙、大唐、中兴、华为；
汽车行业的比亚迪、吉利、奇瑞等。
这些创新型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和部分地方性国企，它们在起步阶段拥有的资源非常有限
——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落后，甚至没有行业准入资质。
吉利汽车老总李书福当年为了争取造车资格，喊出一句很悲壮的话：
“请允许民营企业家做轿车梦。哪怕失败，就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
当年这些企业要啥没啥，它们的自主研发努力普遍不被看好。
当时人们更看好另一类企业，相信它们能够挑起中国工业的大梁，这就是“市场换技术”战略下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
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指导下，我国大型国有工业企业与知名跨国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一批合资企业。
通过合资企业，跨国公司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国企能够获得国际先进技术，实现双赢，所以叫“市场换技术”战略。
在通信设备行业，邮政部下属国企先后与多个跨国公司合资成立了上海贝尔、江苏富士通、广东北电、北京国际、南京爱立信、青岛朗讯等一系列明星企业。
在汽车行业，当时中国主要的汽车生产企业“三大三小”；
也就是上汽、一汽、东风这“三大”；
北汽、广汽、天汽这“三小”；
都各自与跨国汽车巨头“结对子”，组建了合资企业，如北京吉普、上海大众、广州标致、一汽大众等。
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到1998年年底，国内共建立了557家合资企业。
中央政府对这些合资企业寄予厚望，把当时国企中的优质资产和骨干人才全部划拨给合资企业，希望它们能够通过吸收跨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领中国成为工业强国。
后来的情况与人们的预期恰好相反：
实力雄厚、被普遍看好的合资企业，实际上沦为跨国企业在中国的代工厂，不但没有发展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自主研发能力，甚至连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原研发平台也被抛弃。
而当初并不在中央政府“市场换技术”战略视野之内，也不被坊间所看好的那批企业，却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中坚力量。
起步时要啥没啥的创新型企业，为什么能全面超越“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合资企业？
“有心栽花”的市场换技术战略为什么失败，而“无心插柳”的自主创新之路是怎么成功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封凯栋。
从2003年起开始研究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工业政策，20年中访谈了几百位中国工业领域的企业管理者、工程师、学者和政府官员；
以非常扎实的调研和数据，梳理还原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工业发展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豆瓣评分高达8.8分。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技术创新能力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通过与外方合作建厂、组装生产就能自动获得的，“世界工厂”并不必然走向“工业强国”。
在“市场换技术”战略下，合资企业被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按照跨国公司的“计划性指令”进行生产。
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合资企业自身丧失了自主创新能力，而且因为它们与本土企业的联系互动被掐断，导致整个产业链中的系统设计、关键零部件研发、关键仪器和关键材料供应都掌握在西方企业手中。
整个产业链无法建立起内生的创新互动反馈体系，于是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怪圈。
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意外”：
它们因为被排除在“市场换技术”战略之外，只能创建自有品牌、走自主研发之路。
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活下去，它们把大批被合资企业边缘化的本土工程师重新集结，根据本土市场的客户需求快速更新迭代产品，和大量的本土上下游企业紧密互动，与本土研发机构和高校展开密切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工业创新体系开始“再组织化”，最终建立起一个内生的“工业创新组织系统”，这才是中国走向工业强国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