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昨天写好了一篇关于重庆轨道事故的感悟，结果不小心丢失了，让我好抓狂，白白浪费了一个多小时。

每天写东西的时间都是一点点挤出来的，看来下次要多加小心才是。

今天就写写我上午接待的一名群众的事情吧，让我久久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当时因为这位群众的诉求超出了我工作的范畴，加上我工作经历浅薄，很多问题出现在我面前都无法解释，通常是空有一番热情，却帮不到群众实际性的问题。我只是想通过记录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和感触。

当时我正在整理昨天的会议内容，一名身穿鸭黄色羽绒服的中年女人敲门，一边摘下口罩，一边从背包里掏出一大叠纸质资料。

我听见敲门声，抬头看去并询问对方有什么事情需要办理？

这位大姐面带伤神，精神涣散地走到我面前，将那些纸质资料递到我面前，然后开始无力地说着：“我得了肺癌，老公外遇也离开了我，我现在没有房子，在香山社区租了一个小居室，我想把户口转到香山社区，可是社区同志说这种情况是不能转户口的，我希望你们政府的工作人员帮帮我……”话未说完，这位大姐已经开始哽咽，并不断地擦拭眼泪。

我本来想直接回答她这个问题不属于我们部门负责，可以去找派出所等类似的话语时，我看到她那伤心绝望的样子，还有那医院诊断书上赫然写着“肺癌晚期”字眼时，我止住了要说出的话，内心好难受。

虽然我们部门负责的内容与该大姐的诉求不相关，但是我还是很同情地递过卫生纸并让她在沙发上休息一会。

大姐似乎找对了地方，坐在那里开始不停地讲述着自己的不幸遭遇。

在陆陆续续的说话中，我大致了解了这位大姐的情况。

简单地说，李大姐想解决落户问题后争取一些看病救命的钱。这个问题的中间有多复杂，在一线工作的同志可能都比较了解，涉及很多历史遗留问题牵扯其中。但是今天我遇到的李大姐这种问题算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却多年未果，这是中国当下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普遍的现象。

她叫李春，今年58岁，和丈夫生有一女儿，女儿如今已成家立业。大姐之前一直是共和村4组的村民，1998年那会，政府开始大规模地征地拆迁，李大姐和老公选择了货币安置，后来和老公一起买了一套房子，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像共和村这样的无数村委会都陆续消亡。

世事难料，几年前，老公外遇，李大姐知道已经无法挽回这段婚姻，只好与其离婚。离婚后的李大姐没有房子，只分到了3万块钱的财产和一些日常家居。

离婚后的李大姐，不想给女儿添麻烦，一个人租住在香山社区，长年生活在伤心痛苦中。2018年年初，因身体不适查出肺癌。一年来，经过各种治疗，最后手上仅存的几万块钱加上女儿的积蓄全部打水漂，毫无效果。

除了伤心，还有被男人抛弃的绝望和恨，这一切她都无法释怀和释放，积压在内心深处越来越重。

眼看着经济越来越窘迫，加上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糕。没有生活来源的李大姐，于是想寻求政府在经济上能得到一些帮助。可是，当初她的户口不知去向，连社保都没有，她此时才知道户口对她来说是多么重要。她想去解决户口的问题后，或许也能多争取一点看病的钱。

按照常识，我大概知道，要想解决户口问题，前提是要有一套房子，可是李大姐明显没有房子，她想把户口落在香山社区租住的地方，显然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不敢轻率地直接给她否定的回复，不想让她到处乱跑，我于是直接打电话问社区工作人员。对方给了两种途径：一是直接找派出所解决该问题，问他们还有集体户口没？（集体户口这个词我也不懂，不过可以大致理解为是拆迁后所有未落户的人），社区是无法解决的；二是可以将李大姐的户口落到她女儿的户口上。我听到回复后，直接建议李大姐跑一趟派出所。

李大姐好像看到了希望，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再三感谢后离去。

我继续工作。

大概半小时后，李大姐又来到我办公室，当我看到气喘吁吁的她时，我有些惊讶。

李大姐感觉整个人透支过度，喘着粗起坐到了沙发上。我连忙问，怎么这么快，还累成这样了？

李大姐忧伤地说，我坐的三轮车过去，派出所说还是要找你们政府。

这种踢皮球的问题在我工作的七八年里也见多了，内心一种气愤突然涌出，同时一种无力感又把我使劲拽回了现实。

也怪我平日里对这些政策学习的很少，加上此刻办公室我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没有更多的时间允许我在这位大姐身上花费。可是，我一想到李大姐的悲惨状况，内心又不免充满了伤感。

我劝慰李大姐，还是按照社区的建议回去找女儿商量一下，看能否将户口落到女儿那里去？

李大姐一脸的失望和无奈：“我不想去麻烦女儿了，毕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也有她的生活和难处，我就是想让政府帮帮我，可是怎么就不行呢，我该找哪位领导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一再安慰她，回家和女儿好好商量，毕竟是一家人等之类的话语，并让她留下电话号码，告诉她我一有空就去派出所咨询一下相关政策再回她话。

李大姐显然对我后来说的话不感兴趣了，她默默地戴上口罩离开了。我也失望地望着电脑发呆。

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了类似问题该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