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常被人冠以“无用之学”的名号。殊不知，若真是“无用之学”，它又何以存在？“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1]。所谓的“无用”也仅仅是在“功用”的前提下来说其“无用”，但有些“用”是不能以“功用之用”来衡量的。凡是存在的事物就一定要有功用之用吗？若按此说来，灵魂是最无用的。按着功用来评定存在的意义，本就是把存在的事物降格了，“凡是存在的事物就要有用，不然就是无用了”这种论调实在是贬低了存在的意义。凡事物之存在，本身是不需要有用的。它存在，就是最大的价值了，而无需以有用无用来衡量它是否有价值或意义。换句话说，历史，即是功用。

        “历史之功用，并不在于物质的直接使用”[2]。“不知历史的人，大可以采掘马铃薯，或从牛身上取奶”[3]。以现实的眼光来看，历史自然是无用的。但是历史又确实是有用的，这要从大处、深处、远处来看。杜维运说，从这三点来看，历史有两种境界，一为淑世，二为致用。

        淑世其一：拓宽精神领域。历史经由史学家的记载而得以流传下来，尽管有史学家主观因素的影响，不能窥历史之原貌，但也能从各种史料中，慢慢地汇总出当时的情景，形成自己认知的历史。看到了前人之所为、旧时之样貌，其实是拓宽了自己的精神领域，拓展了自己的人生宽度，而当人看得宽广了，人生的高度也随之提高了，这就达到了哲学的境界。这样说来，穿越其实是可行的。这并非是肉体的穿越，而是精神的穿越，人的思维搭载上历史这个时间机器。便可以古今中外尽情遨游了。通过历史，人可以得见自开天辟地以来的所有世纪，在观看过去某一段历史时，在这个时间点，就与当时的人相遇，这种交错时空的相遇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是其他学科所不能给予的，这是历史本身就带有的一种特质，是它自诞生起就存在的本质，而历史之美，便存于其中了。这种历史之美，会带人徜徉于卷帙浩繁的书海中，享受到“精神上的解脱，学术上的好奇，以及知识上的享受”[4]。历史常形容为老人，但在这个维度上来说，历史更像是一位诗人，这位诗人于细微之处滋润人生，于灵魂之处美化人生，于深广之处开拓人生，这便是这位诗人的淑世之用了。

        淑世其二：启智和明智。历史能拓宽人生的宽度，而拓宽到一定程度时，人就会开始往上走，这就是人生的高度开始增加的时刻了。人生的高度通常来说都是由哲学所界定的，所以说，历史和哲学是不分家的。历史是哲学的浅层表现，哲学是历史的深层表现，二者互为表里，互为一体。历史上的事件，背后总是隐含着当时社会的思潮，这就是所谓“思想其体，事件其用”[5]了。在没有历史之光时，单纯的“知”，并不能生“智”。“历史使人明智”[6]，盖因历史当中，包含了许多先哲的思想，又记录着人类由古至今的经验，所以可作为现实的参考。如此说来，历史既是思想本身，又为思想提供了条件，动机与条件成为一体，试问智慧怎能不由此生发？历史是智慧的沃土，但只有在上面播种，才能收获智慧。如研究法国大革命，则不能不提理性主义，由理性主义又可挖掘出启蒙运动，据此向上溯源，可追溯到文艺复兴、古希腊哲学，由此看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7]，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思想通过历史散发出它的荣光，读史，可以让人清楚当下的思潮的起因，可以一眼看穿，不为浮云与流言所动。但反观当下，喧嚣与骚动充斥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浮夸成为博眼球的主题，网上的爆文看了许多却仍不知生活的方向，每天看了许多信息，却不知道都看了些什么。这与轻视历史和不读史不无关系。人生中遇到问题，首先要知道这表层的问题反应了哪些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找表面问题的解决方案。明确了根本，知晓了“是何”，才能知晓“为何”，继而得到“如何”，这是解决问题、也是寻找人生方向的密钥。另外，历史可助人识前言往行，若不知晓历史，则难免重蹈前人之覆辙，而人的智慧则在于不重蹈覆辙。新生儿降临时对世界的认知，大抵与人类初诞生之际对世界的认知是类同的。人只有通过读史，才能使自身从石器时代慢慢进化到农业时代，再进化到工业时代，乃至现在的信息时代。此为淑世之二用。

        淑世其三：促进和平。历史会让人了解自己与国家、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在历史里面，需要抛开自己所有的成见和知识，像当时的人那样去思考，这样就会明白为什么当时的人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就会明白国会制度和自由何以成为了英国人的一切，明白德国何以成为举国同心的国家，就会对当时的人有同理心，带着一种“理解之同情”来看待当时的历史，从而懂得何为宽容。戴上历史的眼镜，看到的就不是浅薄的表象，而是另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这副眼镜能让人看到事件背后的复杂成因，看到宗教狂热之下的悲凉、看到拿破仑做决定的彷徨与无奈、看到土豆引进到英国这件事，又隐藏着未来怎样的风起云涌。现代的国际关系，早已不是以前的零和游戏，就像自由主义会替代重商主义一样，共创双赢的理念也会替代非合作理念。但这不是自然而然就产生的，这需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而历史恰是构建起友谊之桥的最佳桥梁。若整个世界都融入历史当中，各个国家就有可能放下各自的成见，世界和平可能会因此实现。现在中日韩三国所做的“东亚战争的战争记忆”便是历史在地区和平中起到促进作用的现实例证。构建东亚地区共同的战争记忆，是在把东亚地区融入一个历史共同体当中，如同“希腊”并非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个文化概念一样，“战争记忆”对于东亚地区来说，也是一个文化层面的名词。当这个地区对过去的战争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东亚地区的和平才可能发生。此为淑世之三用。

        历史的淑世之境，主要在于精神的世界，它会把人类带到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它不着实际，却有作用。而其致用的境界则是配合淑世的境界而来，是一个实际的境界，即既着实际，作用更显。

        致用其一：资治。“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8]，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史学家对历史资治的定义。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国家在治理中所设置的职位和颁布的条例，无不构成这个国家的历史。在西方的史学传统中，史学家们都知道要从历史中寻去政治轨迹，来规定当代的政治原则。英国近代史学家仍然认为，“文官的训练，要靠历史”[9]，不仅英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历史是政治哲学的渊源，“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馋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其变而不知其权”[10]。所以，若要从政，必先读史；若要成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则要精于史。历史的资治作用，由此可见。此为致用其一用。

        致用其二：历史是国家的血脉传承。国可亡，而历史不可亡。国家没有了，可以根据历史重塑，找回过去的记忆；历史没有了，又该如何塑造、如何找回呢？ “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全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11]，元朝如此，明朝亦如此。“近克元都，得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明太祖于洪武二年谓廷臣曰。清灭明后，也继承了这种传统。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当时最熟悉明史的遗民万季野被请至京师，万氏修史二十余年，不署衔，不受俸，与人往来，其自署惟曰布衣万斯同，这是为故国而存史的”[12]。此上皆后世修前史，敌国虽灭，然敌国之史不可灭。国虽亡，但其遗民以存故国历史为己任，是亡国之历史能存留下来的关键。历史的保存，比国家的保存更为重要，这是一代代史官和史学家们所担负的重任，也是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秉笔直书的原因。他们守护的是历史，守护的是国家的血脉，而历史精神也在这代际传承中浮现其样貌。国家之兴亡与历史的关系甚是紧密，可见历史的致用功能如此重要。此为致用之二用。

        历史之二境界——淑世与致用，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国家都是根本之用。“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树木的根本确立了，才能枝繁叶茂。貌似无用的屠龙之技，终会在它轰然落地的时刻成为人的强壮根基。人类未来的出路、人类灵魂的疗愈，不在外在，不在虚浮的表面，而在于历史之中，在人的内心之中。“治愈我们的良方并非存于席卷社会风潮的龙卷风，并非存于君主制、贵族制或是民主制，而是在我们低头倾听时所听见的、内心微小的声音。它叩击我们的良知，带领我们去往更深广、更智慧的人性之中。”[13]。在历史中，我们见到微小又深广的人性，见到人类由古发展至今的步履，见到矗立在时间尽头的高山，最后，我们在那里，遇见“先天未画前”的自己。

       人类能望到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到多远的未来。

       历史于我，即为功用。

[1] 黑格尔,《法哲理原理》, 序

[2]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 297页

[3]Ernst Scott, History and Historical Proble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P4

[4]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 299页

[5]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 300页

[6] Francis Bacon, Of Studies, 1597

[7] 此为意大利史学家Benedetto Croce (1866-1952)与英国史学家R.G. Collingwood (1889-1943)所倡之说

[8] 戴名世, 南山集, 卷一四,《史论》

[9]A.L. Rowse,The Use of History, Macmillan, 1946, P6

[10]《史记·太史公自序》

[11]《元史·刘秉忠传》

[12]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 307页

[13]  Abraham Cowley, Of Agriculture, 1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