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 · 吴思

• 元规则（meta-rules）：决定或选择规则的规则。放在中国语境中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 死亡是最彻底的损失，所以，暴力最强者拥有最高否决权。

• 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创造价值，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

• 核心计算：（人）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

• 杀人和害人本身毕竟不是目的，要获得更大的利益，首先要创造条件让牛羊长大，调动他们长肉和繁殖的积极性。根据血酬定律，同样是劫掠，对象价值一万元，或者价值一亿元，血酬的价值可以相差一万倍。那么，创造条件让对象发财，让他们拥有几十亿的身价，即使把劫掠强度降低十倍，依然是非常合算的。

• 虽然不流血的主仆互换并不罕见，但是，变成主人的从来也不是“人民”。“人民”是什么？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民，农民是一盘散沙，一粒一粒，互无关联。那时候（封建时代）既无议会，又无农会，数千万互无关联的沙粒如何变成主人呢？变成了主人的又怎么能算作农民——人民呢？

【二】命价考略

• 他的（以艾滋病人为例）生命的价格，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

•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现出巨大的差异。命价体现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藏族明末清初命价简略一览表（单位：两）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出现了“无价”的字样。无价只是主体自我估量的感觉，法律表达了这种感觉，恰好表达了谁是法律的制定者。

• 当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人民的生存权，与牛羊猪鸡的生存权一样，说到底，还是自己用肉蛋奶和皮毛换来的，具体到某个品种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是靠比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竞争来的。

• 一般来说，物质资源都是“身外之物”，但是，随着资源匮乏程度逐渐逼近甚至突破维持生存的底线，身外之物变逐渐演变为“等身之物”。

搏命集团及其制度背景

在讨论卖命问题时，我们没有提及社会环境。至少有两点环境因素，不提出来便有失公正。

一是地主的租子太重，搜刮太狠。假如刘某是自耕农，免了租子，就不至于去当土匪。 不过，要求地主不利用争夺佃权的形势取利，又有些不近情理。大概土改或土地革命的合理性就在这里。

二是政府失职。按照正式规定，遭遇灾荒，农民去县衙门报告灾情，不仅可以免税，还可以获得救济。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不作为的官府。不肯或不能掏钱护住血线，任凭匮乏突破生死边界，制造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庞大群体，然后再耗费大笔军费剿匪杀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却又徒呼奈何的官府惯技。

血线防护的缺失，这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特征。

【三】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说官话的利害算计

  本质上都是从自己的利害角度出发，争取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选择官方规则，或者潜规则，都取决于是否对自己有利。

2020/9/11 11:34:43

【四】刘瑾潜流

• （其实我们也不太好过分责备刘瑾。）抽水机规则行不行得通，并不是刘瑾这位太监所能决定的，刘瑾不过是在皇权不受制约的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已。他甚至不得不追求更大的权利，因为有人想要他的命。而权力一旦到手，那些巨大诱人的物质利益就显得唾手可得，伸手即得，叫世间凡人如何按捺伸手之心呢？

• 换句话说，只要帝国的权力格局不改，抽水机总是难免出现的。只要存在个别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凡夫俗子，只要他们将几颗管用的官印混到手，有了蛮横加害的能力，刘瑾的徒子徒孙便难免繁衍开来。这种繁衍与性能力无关，与武器装备有关。身怀利器，杀心自起，要他几条人命都没事，要几个钱又算得了什么？

  刘瑾不过控制了潜规则利益链条中的干渠和支渠，剩下的斗渠、农渠和毛渠各自有所抽取血肉的对象，这一层层的压榨最终有一个异常稳定的来源，那就是全国“官、吏、役”系统中直面百姓的役。

• 现在我们进入了官场的最底层，也就是潜流网的最底层，直接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毛渠系统。实际上，最基层的毛渠系统恰恰是最稳定的，就好像基本建筑材料一样，不管建筑样式或表面装修如何随着权利分布的变化而花样翻新，基本构成总是秦砖汉瓦，永远是衙役们面对百姓时的那副抽水机嘴脸。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刘谨潜流的水量如此充沛，如此源远流长，秘密就在于：虎狼与牛羊的伤害能力相差悬殊。牛羊们在虎狼的包围中出血流膏，势在必然，一味责备虎狼的道德休养不好，未免强“人”所难。

• 刘瑾则不然。天下乃皇帝之天下，并不是刘瑾的天下，亡了国也是亡他朱家子孙的国，刘瑾没儿没女、死后不怕洪水滔天，凭什么不能放纵？刘瑾不忌讳杀鸡取蛋，反正那是别人的鸡。

• 王阳明在逆境之中反思自己的作为，追问自己到底要什么，寻找支撑正义行为的精神力量。最后他发现那力量无需依赖外人的奖惩，因为它不在身外，而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名曰“良知”。

海瑞"日与群小较量是非"，感觉到“窝蜂难犯”。他的新规矩损害了千百官吏的切身利益，只要有一两个忍不住咬他一口，就足以叫他大病一场，何况是一窝蜂。不过一年，海瑞被迫辞职，再次验证了苏辙阐发的“君子斗不过小人”的历史规律。在辞职之后的私人信件中，海瑞叹道：“事与心背，奈之何，奈之何！百凡经理，垂成中止，可惜，可恨！”
在写给皇帝的辞职申请上，海瑞将这些感慨和疑问提升到理论高度。他呼吁：伏愿皇上，饬令我的继任者，不要因为我受到诽谤而轻易改变我制定的政策。“勿谓乡官过客口大难犯，不可不厚；小民口小，口碑不得上闻，而不恤小民。”
这又是标准的海瑞风格：透彻地了解症结所在，却又不肯承认“形势比人强”的道理，指望以个人的道德力量抵抗大势所趋。

【六】灰牢考略

2020/9/13 22:13:18

• 追溯到关于学习班的最高指示发表的日子，似乎并没有追到源头。专门研究延安时期的学者朱鸿召和我谈起过当时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把人扣下开会学习，不转变立场不放人。他提到1942年10月召开的一次西北局高干会，毛泽东做开幕报告，为了让那些与毛主席不是一条心的人转变过来，会期竟长达88天，不转变就不散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立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测那些被扣下的领导该如何打小算盘：脱离权位越久，自己的影响就越小，被别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再不转变，想闹二心，也没本钱了。

【八】出售英雄

2020/9/14 9:07:44

• 从头到尾分析起来，民众尽管没有固定的脸谱，却始终是理性的趋利避害集团，他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

在这种体制中，（封建专制体制）英雄是顺民转化为暴民的催化剂，是将扭曲的秩序拉回原位或部分拉回原位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而缴出催化剂和主使者则是暴民回归顺民的象征和保证。我们中国人民是非常好的人民，大家都不愿意当暴民，都知道那不是长久之计。

  张潮青归案了。段光清当时就拿出八百大洋让乡民去分，他说还有 八百，为什么不把俞能贵一块儿抓来？乡民拿了钱，喜到：我们这就去石山衕（tong,音同“痛”）抓他，太爷在后面慢慢走，只要他没跑，一定逮住他。众人赶到石山衕，俞能贵早听到消息跑了。乡民们便将俞能贵的家眷和送信让他逃跑的亲戚抓来———这些人是引导或发起报复的隐患，清除隐患的行为应该不难理解。段光清后来说，他宣布过不株连他人，也知道将家眷送到省里便难以活命，但是乡民既然送来了，他也不敢放，只是不给钱罢了。于是乡民散去。

  一个月后，有乡民送信，说俞能贵躲到奉化海边山上的庵里，鄞（yin通“垠”）县的乡民不好越出县境去抓。官府派了十几个兵丁赶去，果然将俞能贵抓获，装到木笼里，送到省上。很快，省里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将周祥千、张潮青和俞能贵“斩枭示”，首级解回县里悬挂示众。

  周祥千的妻子从此发了疯，整天在南乡的田野里乱跑。东乡人觉得张潮青和俞能贵起初也是为了乡亲，肯定不要悬挂首级了，免得乡民“目击心伤”。官府接受了建议，让地保将三颗脑袋埋了。

【九】硬伙企业

• 在我看来，这是一场打着皇家旗号，依仗合法伤害权，重新瓜分“血酬”或“法酬”的战斗。血酬————破坏性要素应当分得的资源————必定会有，但是分配必须公平，必须依据破坏能力的变化而灵活调整，否则就难免开战。

• “硬伙企业”————合伙对象都是那些很有害人本事或人家惹不起的硬家伙。这种企业形态的流行，表明了企业自身的缺陷————缺少抵御侵犯的能力或权利，换一个角度说，也表明生存环境中破坏因素的浓度超常增加。

2020/9/15 12:11:11

【十】洋旗的价值

• 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轮船是应该赞美的。轮船挤垮木船，这是很正当甚至很正义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便是技术进步、社会发展、消费者受益。这套逻辑当然不错，不过，必须有一张社会保障的安全网拦着，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逻辑不被生存竞争的逻辑挤垮。中国政府没有少收费，却没有编织这张网。

• 1824年，清政府试行将运河漕运改为海运，漕帮水手陆续失业。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南北运河漕运全部停止，四千艘漕船的水手、纤夫、脚夫彻底失业。在没有安全网的社会里，这些人干什么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当了盐枭或土匪，另有一部分加入太平军，稍后又有部分盐枭和土匪转入捻军，还有一些加入了镇压太平军的湘军。

• 1886年，运河漕运重开。1901年，由于轮船和火车的兴起，漕运最后停止。失去饭碗的六大漕帮又干什么去了？他们流入江湖，赌博贩毒，走私敲诈，组成了强大的黑社会————青帮。

2020/9/16 10:49:47

【十一】地霸发迹的历程

  《话说当年谦德庄》描绘了一块地盘，勾画出民国初年的一个强人，这个人运筹经营，凭借暴力定分立规，留下了另一种发财致富的故事。

• 1 李珍的发财故事

  谦德庄位于天津城南，方圆二里多地，这里的居民多数是指身为业、卖苦力气的人。民国六年（1917年）闹大水，一些灾民流落在此谋生。这片土地基本上属于两家所有：一是天津有名的富户“李善人”，一是天主教会崇德堂。

  谦德庄初开辟时，本是韩慕莲父子的天下。韩慕莲是天主教徒，崇德堂的收租人。他有个儿子韩相林在谦德庄开了韩家小店，暗设宝局，招赌窝娼，从中抽头渔利。父子二人四方进财，腰包越来越鼓，就惹得附近西楼村的李珍、李玉兄弟俩眼红起来。

  恶霸李珍，是天津青帮头子白云生的徒弟。李玉绰号“花鞋小李三”，在天津也是个知名的“混混儿”。李家兄弟自幼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专干骗人、讹人、坑人的勾当。他们勾结小王庄地保甄连发————这个人手眼宽，能串通官府，闹起事来打官司，甄连发在衙门里有人——又买通路春贵当“肉墩子”。此人是西郊辛家院人，担筐卧篓一条扁担来谦德庄一带找饭吃，李家兄弟看他身高体壮，有个虎把劲，就指使他去打头阵。路春贵前往韩家小店砸宝局，刀砍韩相林。韩家父子人单势孤，打官司又输在堂上，从而气走塘沽。

  挤韩夺地，李家兄弟如愿以偿了。为了在这块地上站住脚，免得再被别人挤走，李珍走了三步棋。

  第一步，由甄连发出面，花钱运动乡西五所（类似今日的警察分局）的毛署员，办下来几套警察服，两条大枪，在谦德庄义园前建立了“小局子”（即警察局派出所），先后几任警长都是李珍的心腹。干脆说，“小局子”等于是李珍开的。

  第二步是建立组织。李珍纠结了甄连发、路春贵、穆文彬，还有人贩子程海庭等，成立了一个名叫“保安公司”的机构，网罗了一批地痞、市侩、讼棍、刀笔。在谦德庄它占着天，霸着地，平地抠饼，雁过拔毛。

  第三步是广收门徒。保安公司的杏黄旗一举，开山门，摆香堂，三山六岳的妖魔鬼怪，江河湖海的鱼鳖虾蟹，都聚集在李珍门下。

• 2 打造与草食动物的关系

  在整个故事中，最抢眼的冲突，要数李珍斗曹八。用李珍的话说，这关系到保安公司能不能干成。

  曹八养房吃租，又有些势力，租客不敢赖账，自己经管房产自然合算。李珍横插一手，非要代收代管，这分明是硬抢，曹八当然想对抗。问题在于，究竟是对抗合算，还是依从合算。

  如果选择对抗，收益明摆在那里，假定每月可以少损失一百块大洋。风险呢？李珍派二十多个流氓来曹家闹事，将造成多大损失？这取决于闹事者打算闹到什么程度，闹多久，是伤人还是毁东西。无论如何，损失必定超过每月一百大洋，不然就失去了威慑力。在不知道对方来多少人来闹，闹到什么程度的情况下，曹八花钱雇了十多个大兵，应该说，这是很叫人为难的决策。设身处地替他想想，雇一个还是雇二十个？雇一天还是雇一个月？雇这么多大兵要动用多少关系？花多少钱？合算不合算？

  曹八显然认为合算，他以为可以把李珍吓住，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甚至更进一步动用关系，把李珍绑走了。但是李珍方面在官府也有关系，花钱托门子把李珍捞出来了。李珍不屈不挠，扬言要二打曹八。曹八失算了。

  曹八失算，是因为他光想到了自己的损失，没有算清楚人家的损失。假定曹八赢了可以节省每月一百大洋的“代理费”，李珍栽了不仅拿不到这一百，还可能失去几十户甚至上百户人家的代理费，单凭这笔账曹八就要输。再说，曹八即使输了，不过输掉一笔代理费，大部分房租仍在，李珍输了却要一无所有，只能背水一战。更何况他把李珍一绑，让人家威风扫地，在李珍的行当里，没了威风便没了活路。

曹八搏的不过是那点钱，李珍除了搏钱，更多的钱，还要搏*前程，搏活路，这简直就是搏命。曹八打算为了节省一点“代收管理费”而搏命吗？曹八知己而不知彼，理当一胜一负。

  此时曹八有三种选择：一是继续走官路，靠官府解决问题，这就要花钱托人拼关系。真拼起关系来又如何？曹八买通官府的最高出价不过花每月一百大洋，李珍买通官府不仅可以赢来曹八的一百，还可以横征整个谦德庄，因此他的出价必定高于曹八，曹八并无胜算。第二种选择是雇人自卫，但是雇佣的规模和时间很难掌握，而且防不胜防，开支不小，效益不高。第三条路就是向李珍让步，每月让人家横吃一口。三条道路条条受损，三害相权取其轻，曹八认为向李珍让步的损害最轻。

  肉体伤害是有价格的，任何损害都是有价格的，在历史事实中，甚至人命也是有价格的，其价格取决于被害者对损害的估价，取决于他实际支付多少钱避害，取决于受害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譬如绑票赎票，民国初年华北一带小康人家的“票”价大概在银洋二百元上下，而富裕人家的票价动辄成千上万，人命的价格差距数十倍。

  实际上，决定损害价格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避害的其他方式的成本，套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避害选择的机会成本。譬如受害者家属可以请警察出面解救人质，曹八可以请军阀出面收拾李珍，菜农也可以要求官府维持市场秩序。这样做要花时间，打官司要花钱，托人走后门还要花比较多的钱，甚至还可能出现加害方和受害方争相抬价买通官府的场面。同时，受害方还有进一步遭到报复的风险，官方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成功率也未必理想。人们通常会依照潜规则的标准估计官家出场的价格和出场后的态度，这种货色质次价高，但毕竟是一种替代选择，可以视为避害产品的价格竞争。受害方将选择风险和成本最低的避害方式，避害的价码由此确定。

• 3.肉食动物之间的规矩

  李珍发财故事的第二个亮点，他发财的第一步，就是指使路春贵砸赌局。李珍勾结好“在衙门里有人”的地保甄连发，又买通了靠一条扁担吃饭的路春贵当“肉墩子”，让他去韩家小店砸宝局，刀砍韩相林。韩家父子人单势孤，打官司又输在堂上，从而气走塘沽。李珍“挤韩夺店”成功。

  如果把打曹八和打菜农比喻为肉食动物吃草食动物，那么，砸赌局的故事就有了狼吃狼或者黑吃黑的性质。整个过程说来简单，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传统和精巧的利害算计。

  卖命者的核心计算是：为了获得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伤亡的风险？或者，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用古人一句更简明的话表达，就是“身与货孰亲？”孰亲呢？那就要看身是谁的身，别人的身还是自己的身，百万富翁之身还是饥寒交迫之身，也要看具体部位，是小手指还是整个脑袋，是钢琴家的小手指还是乞丐的小手指；货也要分什么货，锦上添花的货还是雪中送炭的货，等等，不可一概而论。权衡种种利害之后，依然打上门去，说明卖命着认为这是合算的买卖。破坏方和赌场方都找到了合算的策略，有关卖味和挂钱的规矩便形成并固定下来。

  生存资源是分层次的，所谓身外之物，只能用以称呼那些生存必需品之外的金钱货物，这条界限之内的则是“等身之物”，那是养身活命之物甚至是命根子。在饥寒交迫频临死亡者看来，寥寥衣食就意味着性命本身，绝非身外之物。这道界线是一条“命————物等价线”。突破了这条线，搏命换物就可以视为等价交换。此线之下的一切人类行为特征，就是追求生存机会的最大化。突破越深，交换之利越大。突破越广，搏命之人越多。庞大的搏命集团的存在，不断制造这个集团的社会机制的存在，乃是解释中国历史，理解中国社会的核心要素。

  血本经营是一门大学问。经营者要估算自身的风险，扣除贿赂官府和建立保护伞的费用，应付同行的挑战，争夺其他横主儿的地盘以达到合理规模，还要镇压受害者的反抗，建立并维持一套横规矩，支付部下的卖命钱，等等，最后还必须有余利。比起寻常的企业经营来，这个过程更加复杂，更加惊心动魄。

【十二】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漕口的生存策略和生存空间

• 1.踪迹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引用湖南巡抚骆秉章（1793-1867）的奏折，介绍漕粮陋规的瓜分方式，其中“漕口”一词，转抄如下：

官吏既视钱漕为利渊薮（sou,三）刁衿劣监即从而挟持之，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人数多者，一县或至数十人，名曰“漕口”。少不遂意，则阻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砌词控告，甚至纠聚多人，闯署殴吏，酿成事端。

• 2.安身立命的根基

  明清两代依靠运河南粮北调，供应京师和边防，维持漕运近六百年。围绕着漕粮的征收和运输，生长出一套盘根错节的潜规则体系，专有名词曰“漕规”。

  漕规是对法定利益分配方式的私下修改。首先修改与农民的关系，通过“浮收”多刮农民几刀：然后调整内部关系，根据各自的利害能力分肥。漕规在历代都遭到禁止。我抄录过江苏省常熟县的六块禁革漕规的石碑，从明至清跨越130余年，平均每代人都要在衙门和漕粮仓库之前立碑一块，禁革之词也如出一辙地严厉而具体。

  在抄录这些碑文的时候，我似乎能体会到立碑者的苦衷。经过数百年的博弈，谁输谁赢早已见了分晓，各个群体利害相制，摸索出了一套各自相安的规矩。百姓应该出多少血，各级官员胥吏应该分多少利，彼此形成默契，构成了稳定的均衡状态，改动非常之难。这六块碑本身就证明了改动之难。如果立碑真能解决问题，何必立上六块？而且碑文所禁革的一些条目居然百年不变，甚至不肯改头换面换个新的名字。

  看到“漕口”的谋生方式之后，我认识到石碑上面的规则至少有一种用处：它显示了漕规的不合法。这是潜规则分配体系的一个大把柄，“漕口”机敏地抓住了这个把柄，并且借此安身立命。

• 3.漕口和白颈

  漕口是由“刁衿劣监”组成的。“青衿”和“监生”泛指一群“生员”级别的读书人，俗称秀才。这些人年龄差别很大，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十岁的老人，只要考入府州县的国立学校就算数。入学后，每天听点名，在学官的教谕和训导下准备考举人。这些人收入微薄，正式在编的有一点点廪膳（学生伙食费），大概每天两升米的样子。编外生连这点收入都没有。

  在童声————生员————举人————进士的功名金字塔上，“刁衿劣监”位于倒数第二级。如果不能来个“范进中举”，他们几乎没有谋求官职的机会。老百姓早就嗅出了她们身上的穷酸气，给他们起了“穷酸秀才”之类难听的名字。这种穷苦地位注定了漕规这块肥肉对他们的吸引力，也鼓励着他们的“刁”和“劣”。

  “刁衿劣监”拥有平头百姓所缺乏的优势。其一，他们读书识字，了解朝廷的法规。其二，他们生活在基层，经常与官吏交往，经常聚集在州县学校里交流议论，知道官吏们违法分肥的内幕。其三，他们与更高级别的官员往往有私人关系，可以通过他们向上反应情况，至少可以自己“砌词控告”。其四，他们已经进入吃官饭的队伍，拥有比平民更多的权利，不那么怕见官。而官吏要收拾他们，又难免惊动“教委（学政）”系统，不像收拾百姓那么容易。其五，他们人多集中，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很容易通过集体行动分担风险，增强力量，暗害一两个人并不能解决问题。

  总之，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拥有信息优势，他们是一张可以伤害漕规的嘴。

2020/9/20 12: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