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们高三。
那个时候，学校每周放假一天半，寄宿生大多不回家，白天要么睡觉、逛街；要么踢足球，打乒乓球。周六的晚上，有的去看电影、有的去看录像。而我的最爱是打桌球，县图书馆里有几个桌球台子，到了周末就被我们几个包了场。
那个时候，很少用成本的复习书，教材上满满的都是学习笔记。课桌里除了课本外，还有各种小说和老师们亲手刻的油印资料。同学们成绩参差不一，没有人想过要补课。
高考之前，我很少想象读大学的情景，家族里没有一个大学生，只有一个听说读过黄浦军校的叔爷爷，却随蒋介石逃去了台湾。
高考之前，我倒不止一次策划过自己落榜后的生活。想象过如何把家门口的那一亩三分地打桩拉网养鸡。前年，队上终于出现了一个年轻人，田里养鱼，山上养鸡，做着我二十多年前没做成的梦。
高考如期而至。7月8、9、10号，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我们在考场里挥汗如雨。三天共考五科，理科生考语数外物化，文科生考语数外政史。每科各150分，总分750。分配考场时，我被安排在自己的教室里。高考时，没有监控器、安检仪、屏蔽器、身份证验证机等先进设备，我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有紧张感，就像在参加一次期终考试。
高考结束后，立马估分填志愿。好友李林为人低调，估分特别保守，他根据估分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分数出来，我们才知他成绩好得吓人，全省排名第九，却不得不和北大清华说拜拜！如果哪个北大清华学生在他面前神气，我一定会像阿Q一样警告他：“我们先前一一比你阔得多了！”几年后，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的MBA研究生。
我们估完分，班主任发哥（我们的爱称）给我们一张填志愿的草表，让我们回家和父母商量填志愿，第二天到校再填正表。
我家离学校直线距离并不远，天气好的时候，可以从学校植物园望到我家屋后连绵起伏的麓山。但是在这不远的距离里，却横亘着两条河：一曰澧水，一曰道河。河把路变得曲折往复，路程便成倍增长。为图方便，估分的当晚我就住在澧水对岸刘市的大姑婆家里。
刘市街道不长，却很繁华。大姑婆家的房子是一栋两三层的小洋楼，有一个后院，里面种有各种花草。可惜98年一场大水，十里坪溃垸，倒口正对着大姑婆家，把小洋楼冲得一片砖瓦都不留，大姑婆两老各抱了一块棺材盖板，在洪水中漂浮了一夜，才躲过一劫。
那个时候填志愿，没有电脑，更不用说手机。我没和父母商量，随便选了几个学校，随便选了几个专业。其实，随便和不随便在结果上也许没有区别。
第二天早晨，我一觉睡到自然醒，我吃过大姑婆给我打的三个荷包蛋，便骑着一辆破单车晃晃悠悠到了学校。一进校门，碰到一个同学说：“你才来呀，都快到十一点了，班主任正在等你。还有几个同学等你好久，都走了。”我心里一惊，急忙跑进教室。教室里，空空荡荡，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发哥一个人坐在讲台上，焦急地望着门口，见我进来，喜出望外：“快点，只差你一个人了。”我急忙拿过志愿正表，用铅笔飞快地涂了几个学校和专业的代码后交了上去，就像涂一张英语答题卡一样简单。当时哪里知道，这一张匆匆忙忙填涂的纸竟然决定了我今后的人生方向，至少使我回家养鸡的美梦成空。
出了教室，我骑着自行车飞驰，终于在街上碰到一个同学。两个人花八块钱买了一个大西瓜，没有水果刀，我用拳头捶开，两人坐在绿树成阴的校道边上分着吃了，吃得满脸都是西瓜穰。西瓜是自然熟的，那时候的人还不够聪明，还没有进化到在西瓜里注射甜蜜素和红药水。但是瓜穰依然很红，沙沙的感觉，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西瓜，没有之一。
高考揭晓，我幸运地上了本科线，上了一个不好不坏的大学。“福兮祸所伏， 祸兮福所倚”。多年后，我又觉得当年考上大学也是一种不幸。我错过了世间无数美好的事情，包括我做了无数次的养鸡梦。我还被弄丢了农村户口，没有了田地，成了一名光屁股坐轿的老师。
18年来，我感受着教育的风吹草动。教育产业化、素质教育、减负、循环教材⋯⋯一个个高大上的名字横空出现、闪亮登场。教育变得更好了吗？人人心中自有答案。
记得班上曾有这样一个学生，成绩很好又非常听话，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却无缘无故害怕考试，以至害怕到不想读书，上课时胡思乱想。我安慰她，如果把亲情、生命、健康、高考等很多词语放在一起时，考试就成了最没有价值的东西，大学成了最没有意义的地方。它并不能决定我们将来过得更好，或者更坏。她半信半疑。
我无能为力，一想起她，心中就非常难受，想要逃离，却无路可走。每一届里都有这样的学生。澧县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尧学说：“以前上不上大学，是截然不同的人生。现在上不上大学，是截然不同的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路！
黄昏时，站在兰江闸上，我看到了一轮红日从天上掉下来，落在了浩淼无边的澧水河里。澧水向东流去，一路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