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件收到协会新学期招新名单时，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批小孩了。

我习惯把协会里的学弟妹叫做小孩，介绍时往往也会说，谁谁谁是我带的小孩。那种感觉就像，这是可以推心置腹的自己人。后来我从小孩变成了会长，我带的小孩慢慢也开始带自己的小孩，看着他们煞有介事地向学弟妹介绍经验，讲自己讲过的段子。上学期两三个小孩在某个晚会上表演节目，我竟不能自已地跟身边的朋友说，你看那个看那个，是我们协会的小孩。朋友说我这是“吾家有女初长成”，我也笑笑默认了。

如果用心地去回忆，我会想起自己在三年半前招新时，把协会误认作同乡会加入时的模样。后来发现唯一的老乡就是当时招我入会的会长，内心有一种被特技骗了的感觉。大一下我开始接手自己的项目，大二上开始带小孩做活动，大三开始放弃了所有学生工作，只留下协会。一路马不停蹄地相逢别离，最终留下一小撮人矢志不渝。

大二时做一个明星的讲座，我与当时的会长和外联部长组成三人小组，与赞助商斗智斗勇。外联每天与赞助商煲电话粥确认细节，最后卡在一个小问题上僵持不下，竟到了两边撕破脸说“干脆不办”的地步。

最后我们与赞助商方面三人，在校内一家小咖啡厅马拉松式地谈判，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中场各自抽空吃了个午饭，才各退一步地谈妥。这些经历说起来云淡风轻，但那个过程艰难至极，如若不是当时的会长坚持，可能我早就败退。最终活动结束的一刻我几乎瘫倒在会场的座位上，第一次办这么大的活动，整整两个半小时，满手都是汗。后来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各奔东西，却从未忘记那段日子。

大三在交换时，与一位老师谈前途，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回去之后，别再做协会了。我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直到我开始在暑期实习与协会赴台实践时间的协调上出现问题时，我才感受到深深的压力。很难去形容那是如何一种感受。一面是你视为事业与理想的组织，一面是你需要面对的现实。最后我将实习时间压缩到四十天，在投简历时处处碰壁。只是觉得，可能协会更不能没有我。

有趣的是，最终一个实习能够最终通过，却是因为面试官对我的协会产生了兴趣。当时我刚刚就任会长，满脑是野心和战略，于是居然靠着竞选时的各种战略说服了面试官，让他在面对我说“实习时间只有四十天”时，不假思索地说没问题。

说是歪打正着也好，说是因祸得福也好，总之我抓住了一根可以两全的稻草，让理想主义得以侥幸喘息。

那个暑假我并不平静，经历着种种保研的失利打击，让我对自己三年来的所为有了更多思考，在实习结束后的第二天凌晨，我带着协会赴台实践飞赴台北。在台北的每一天，行程是紧张的，而我则更加紧张，保研日益迫近，而我竟因协会活动而难以全身心投入。那些天神经高度紧绷，我找各种人谈心排解，甚至依靠酒精入眠。所幸我酒量极小，一易拉罐台啤便呼呼入睡。但在台湾时对于许多问题的讨论与思考又让我重新燃起热情，那种冲动梗在心头，让我想去更多地学习，想分析想解释想理清这些问题。

我好想知道更多。

我已经许久没有如此被点燃。

从台湾回家后，我在家里逗留不到一周便匆匆返京准备保研，而心里的方向也日益明确下来。在与一位协会前辈交流时，他建议我去回顾一下自己关于台湾的文章，从中找些思路。

我说我并没有真正做过研究，哪来文章。

他说你就找找，一定会有的。

于是我翻开久未整理的协会文件夹，大海捞针地找自己写过的豆腐块文章，整理下来竟也有四万余字。那些稚嫩的想法和不严谨地推断，我看到自己看待问题的愚笨，却也感受到自己三年多的点滴进步。

社团做着做着，变成研究方向，也是蛮有趣的经历。

而今我收到最后一份名单，告诉我，这些人中的许多，以后就会是协会的新主人了。我要给他们更多机会去学习与锻炼，告诉他们协会的风格与态度，帮助他们在遇到各种挑战时从容应对。

一如曾经的他们如此待我助我。

我想这四年的经历并未能为我简历增添多少光彩，甚至在各种面试时会受到种种不屑与轻视。但恰是这种抛去功利浮华的关系，让我们更加亲密地相聚。尚有几个月任期便卸任会长，可以专心为自己并不明朗的前程奋斗，却有些留恋这里。

协会这四年，几乎就是青春。

在这里找到的，让我兴奋又踏实的梦想，我相信你们也会找到。

一遇社团误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