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韦伯在本书的标题中就已经把要研究的对象介绍得一清二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开篇,借由其学生奥芬巴赫关于巴登州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经济状况的研究,韦伯提到了不同于传统天主教的新教与经济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紧密联系。随后,韦伯反驳了对该现象的传统解释——“新教徒乐意吃的舒服,天主教徒则乐意睡得安详。”他指出,新教并不意味着沉溺世俗的享乐,其同样带有浓郁的禁欲主义色彩。“所谓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虔信派教会为一方,以参与资本主义获利活动为另一方的冲突,可能实际上会证明双方的关系竟然非常亲密。”韦伯论证的中心也就被揭示了出来——“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共同参与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
本书中韦伯的观点不同于我们日常接触最广泛的唯物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可以看到,与马克思同时代的韦伯对马克思的学说呈现出极大的保留态度。他反对唯物主义单因论的解释,认为历史现象是由复杂而多元的因素共同作用而得出,认为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产物。韦伯在研究的过程中尽力地采取其一贯的“价值无涉”态度,即不带有主观好恶的评价,仅对现象进行归纳和推理,并得出一定的结论。他的学说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因而会寻找个人作为典型的范例并从中抽象出整个群体的特征,本书的论证也正是以这样的方法进行下去的。
一、资本主义精神
在谈及资本主义时,首要任务是弄明白一个问题: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们对资本主义或多或少都有着自己的理解或印象,但在这里需要强调,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严格区分出“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并不与我们平时谈论的“资本主义”有着同样的含义。在本书语境下,“资本主义”意味着买卖,交易以及对盈亏平衡进行计算,事实上这样的“资本主义”广泛存在于各种时代的商业中,带有浓重的有传统主义色彩。韦伯想要具体阐述的则是这两个概念中的后者——现代资本主义。当然,韦伯并没有给出这个词的具体定义,事实上他认为:“因为其内容涉及一种由于独一无二的个体性才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所以不可能按照‘属加种差’的公式来定义”。并仅仅描述了一些它在经济形式上的特征:市场上相对自由的交换,精密的效率计算,在有组织的生产经营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意义下的资本主义区别于传统的商业,是具有理性主义的因素在内的。而“资本主义精神”便是基于现代资本主义做出的进一步解释。
第二章开篇,韦伯便试图用一些名言使读者能够把握一些“资本主义精神”的气质:“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一个人若一天乱花4便士,一年就要乱花6个多英镑......”这样举例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能从这些名言中模糊地体会到“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些特质:斤斤计较,精打细算,利益至上......韦伯想要阐明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这样一种带有禁欲主义性质,在现在的眼光看来有些偏执的思想。他选取了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些名言的作者,作为典型的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来阐述这一概念。富兰克林认为“赚钱”正是唯一的目的,而并非用金钱来享乐。相反,享乐被作为一种极不可取的浪费而遭到厌弃。他将赚钱作为自己的一项天职。而这样“人活着就要去赚钱,就要把获利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的看法,正是韦伯想要阐述的“资本主义精神”。
在明确了这个概念的意涵后,韦伯回到了“前资本主义”——即传统主义与后资本主义的对比中来。与我们平时对资本主义疯狂追逐利益的印象不同,韦伯并不认为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对获利的追求便是二者的区别。“中国的官吏、古罗马的贵族、现代的农民,他们的贪欲和任何人相比都毫不逊色。”对金钱的追求自古有之,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是什么导致资本主义精神出现的区域——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制度异常发达,其他地区却难以发展出体系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呢?韦伯通过事实的罗列说明:事实上,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要早于资本主义。我们需要看到这样的“上层建筑”先于经济基础的发展以及对于“经济基础”发展的推动作用。
同时,是怎样的另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念影响着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较西方的标准来说相对落后呢?韦伯称这样的精神为“前资本主义心态”,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将获利正当化,将获利看作自身的天职,以合法的手段不断赚取利润成为了合理的,甚至是应当提倡的。而传统主义——即前资本主义,则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一直具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普遍特征:靠赚钱以谋利时的绝对无耻。”传统主义下的宗教根深蒂固地保有这一观点,圣托马斯把获利的欲望视为卑鄙,佛罗伦萨的安东尼认为获利的活动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同样,前资本主义的劳动者有着与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者完全不同的特征。韦伯用计件工资的例子对此加以说明:提高报酬并不能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反而会使其降低。这是源于前资本主义下人们知足心态——劳动者仅会赚取生活所需的报酬。我们可以想象出,在传统主义地区的某个行业如果诞生了一个资本主义模式下运作的企业,由于采用了更精密的管理方式,更科学的生产模式,其产品质量更优、价格更加低廉,这便不得不迫使其他传统模式下,过着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作坊为了生存而加入资本主义的行列中,这颇有当代社会“内卷”的风范。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也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对传统主义巨大的冲击——毋宁说是革命,不仅仅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生活上的。因而这两者必然产生水火不容的矛盾,发生激烈的斗争。资本主义必须获取支持来赢得这场斗争,在韦伯看来,为了某目标而积累财富的工具主义行为,不可能具备引发这种革命所必需的持久能量。只有庞大的人群中极端严格而连续的条理性的活动才能引发这样一场革命——这样的支持来源于宗教。
前文已经提到,“资本主义精神”蕴含了非理性的观点——从纯粹幸福论的个人利益观点上看。这一无理性因素的起源,正是韦伯关心的部分。由于前文所述:韦伯发现了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内部亲和性,因此,他尝试从宗教的角度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