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 第一，国家的统一。
第二，经济效率的提高。
第三，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关于统一、效率、平衡，这三个目标同时实现是不可能的。我把这种内在的冲突称为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如果要破解这“不可能三角”，就必须改变“平衡”的定义，将经济资源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转变为人均GDP、人均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
* 大城市生活或生产的代价也是存在的，对大城市居民来说，毕竟要长途上班、还有拥挤、污染加上心理压力这些问题，而在小城市这方面的问题就相对较少。高收入、好的公共服务，便随着相对严重的“城市病”和高房价，其实恰恰是地区间生活质量平衡的表现。它既是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它本身就是一个实现地区间生活质量平衡的机制。
* 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是到大城市去还是离开大城市，其实是每个劳动力、每个企业自己权衡的结果。生产要素的市场要能过做对价格，比如利润和工资是否能够真正反映企业或者劳动力在城市的生产率，资本的价格、土地的价格是不是真的反映资源的供求关系。如果劳动生产率能够反映在地价、房价上，那么通过竞争城市的稀缺资源，地价和房价本身就成为低效率企业和劳动力进入大城市的障碍，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外部性：如果你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了好处，但是没有增加你的收入，这叫“正外部性”，比如教授免费开讲座，传授知识给社会公众，或者高技能劳动力在一起相互影响、学习，并受益者并没有为此付费。反过来，如果你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了不利影响，但是你却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是“负外部性”，比如一个人去买车的时候只是考虑车本身的价格和使用车的话费，但是不会考虑当使用车的时候可能增加了城市的拥堵——拥堵的增加就给别人带来了负外部性。
政府可以从提高正外部性和减少负外部性两个方面弥补市场缺陷。管理的改善在“城市病”的治理当中显得更为重要，例如犯罪的整治，如果在街上安装摄像头，犯罪率就会有显著下降。如此，政府通过技术和管理去增加正外部性，减少负外部性，那么相对于无政府状态下市场力量决定的城市规模，政府的干预是会增加城市人口规模的。相反，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支持政府直接去采取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这是特别需要强调的；而且，更没有理论能够支持将一个城市的工作人口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需要的，一类是城市不需要的。
第四章 警惕“扭曲之手”
* 一个律师朋友半开玩笑地说，几年前他曾经有一个冲动，要和铁道部打一场官司，目的就是要问铁道部，为什么高铁的线路往往是在大城市设站点，不通高铁的小城市怎么办？他要代表不通高铁的小城市索要赔偿。高铁建设动用的是公共财政资源，公共财政资源应该是全民共享的，那么如果高铁建设是以串起大城市来规划的，没有高铁经过的小城市就应该获得经济上的补偿。
律师的话似乎有点道理，但问题的解在哪里呢？显然，让高铁经过全国的每一个城市，甚至是每一个县、每一个村，肯定会形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这并不是最优的结果。这个问题是有解的。这个解就是，第一允许人口自由流动，这样，其他地区的人口如果想获得高铁的效益，可以自由迁徙到有高铁的地方；第二，财政转移支付相欠发达地区倾斜，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地方没有直接享受到高铁的好处，那么，就应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让他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
这个问题隐含着一个十分基础的“区域发展的公平性”的原则。在公共投资和公共财政方面如果既要效率又要公平，从而获得一个全国人民一致赞同的方案，那么就必须实施一个政策组合，其中有三个构件：第一是公共投资的效率原则，第二是人口的自由流动，第三是向没有享受公共投资好处的地方进行适度的财政转移。
*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政府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而不是取代市场的功能。在其他国家，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是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公共事业，特别是教育和医疗事业，从而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提高生活质量。同时，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和医疗投资不同，生产性投资一旦形成固定投入，在物理意义上是很难移动的，如果最终的产品不具有市场竞争力，就会成为鸡肋；相反，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确实可以随着人的迁移而流动的。就像中国古话说，“人往高处走”，人向更加有利于提高自己收入和找到更好工作的地方迁移，这个过程就是在最大化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
* 一个公正的公共政策，应该达到这样的状态：不管是这个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还是受损者，如果把他们的位置调换一下的话，这个政策仍然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对于那些在既有政策下得益的人群来说，应该具有这样的意识：如果你在当前的制度下是得益者，从而反对改改的话，那么，也许哪一天当你成为另一个政策讨论当中的弱者时，这个社会就无法保护你了。
* 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公共政策原则就是，要保证这个国家的公民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不会因为他特殊的身份而受到歧视，这关系到这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如果不能平等对待自己的国民，那么，当中国强大起来以后，怎么让别的国家相信，我们可以平等地对待其他的国家？
* 中国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制度却对区域经济格局的调整形成了制约。当前情况是，人口流入多的城市反而建设用地指标更紧张，大量中西部城市（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却是有用地指标而缺企业。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如果沿海地区缺建设用地指标，而中西部有的话，至少应该允许沿海到中西部买这个土地指标，在土地利用效率更高的地方发展工业，创造就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中西部也可以借转让建设用地指标分享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收益。除了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之外，进城农民如果在老家的宅基地出现空置，也应允许他将老家的宅基地复耕，把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有偿转让给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城市。这样，总体来说，中西部更多地保留耕地，沿海更多地发展工业，中西部的大量劳动力在进一步向东转移，并与户籍制度一起联动改革，让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在沿海转化为市民，实现用地指标和劳动力一起再配置。这样，中国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同时提升速度和效率。
* 在公共政策讨论中，这是一种经常会犯得错误，那就是，用既有政策下的结果来反对改革。说得再具体一些，不要忘记农村居民在回答进城意愿时面临的是当下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有人以为，调查显示当前大约10%的农村居民愿意进城，并以此来说明城市化的动力已经基本上消失了。）我的看法是，如果给定这个政策环境，还有10%的农村居民愿意进城，这恰恰说明，城市化动力还很强啊！更不要说，这个10%的数据是动态可变的，等这10%的农民进了城，还会有下一个10%的人愿意进城。
* 如何揭示中国的农村大量存在的是老年人和女性？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过程当中，举家迁移的比率只有20%左右。如果一个家庭要决定把哪一个成员送到城市去工作，在未能举家迁移的情况下，当然是年轻男性进城打工。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仍然有5000万的留守老人和1000多万的留守女性。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孩子的教育歧视，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100万。中国正在出现大规模的家庭分居现象。而当前，城市的排外政策让然在为这样的状况进一步“做贡献”。
服务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体力要求低于制造业，年龄偏大的劳动力或者女性仍然有在城市里从事服务业的就业空间。在发达国家，大量60多岁的人——包括女性——在餐馆里做服务员，或者在航空公司做乘务员，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我在日本乘出租车时，把要去的地址给司机看，司机先是戴上老花镜，然后又拿出个放大镜，这场面也真是让人“醉了”。
* 为什么美国这样的富国，其粮食价格却那么低？答案就是规模经营，农民少了，农场面积大了，反而有利于粮食价格降低。从长期来看，持续减少农业人口数量才是提高农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出路。
* 很多人会列举出农村的一些现象，比如农村的老龄化和留守儿童问题，再比如“空心村”的问题。如果在发达国家城市化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并不需要过多担心，比如农业人口减少和“空心村”的出现。而在发达国家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问题——比如农村的老龄化和留守儿童问题——才值得担心，这往往是中国当下的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城市化本身的错。
美国的人口在空间上是高度集聚的，大约80%的人集中在大约4%的国土面积上。据统计，美国总人口为3亿多，其中9个人口最多的州拥有略多于一半的总人口，25个人口最少的州拥有的人口占比不到六分之一。但是，美国每个州的GDP份额和人口份额高度一致，美国的一些州人口只有五六十万，但这些州的人均GDP和那些人口众多的州几乎是一样的。不难想象，美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过渡到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他的人口也是逐步走向高度的集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州与州之间的人均GDP却是高度平衡的。
* 人口在一个国家均匀分布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不尊重人口在空间分布上集中于少数都市圈的客观规律，就可能通过一些政策措施去人为地尝试扭转这种趋势，反而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比如说，底特律就曾经尝试通过加大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来扭转人口流出的趋势。但是，如果没有持续地产业发展，结果就会是人口流出没有被遏制，而公共设施的巨大投入却没有相应回报。底特律政府最终走向破产，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公共设施的巨大投入和人口流出成为一对日益尖锐的矛盾。
* 中国早就该放弃GDP指标的考核，即使不完全放弃也应该尽早做出调整，应该从GDP总量增长的考核转为人均GDP的考核。特别是对那些人口流出地来说，追求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才是长久之计，这样，地方政府才不会过于担心人口流出。何必要求黑龙江这样省份保持与全国同步的GDP总量增长速度呢？黑龙江能够安心做好全国人民的大粮仓，保护好它的黑土地和森林，让全国人民能够有个林海雪原的梦想，夏天去乘凉，冬天去滑冰，不是很好吗？要那么多人常驻在半年下大雪的地方，又何苦呢？现在，有一部分人从东北三省向南方迁移，只不过是把他们需要呆在家里取暖的半年换个地方挣钱，这有什么不对吗？
* 正常的经济成长路径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劳动便宜，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老百姓富了之后，不甘于挣辛苦钱，于是他们就会投资于教育和技能，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能干——注意，不是变懒了——然后问企业要更多的工资。而企业面对工资上涨的趋势，使用资本/劳动比率更高的生产技术，生产出比原来更高端的产品。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这个国家越来越富，在国际分工链条中，逐渐往上爬。
* 随着土地供应的严控，贷款利率的被压低，地价、房价的上升在2003年之后特别明显。住房支出是最为重要的生活成本，房价上升时比阻碍外来人口向东部的流入，并进一步推动东部工资上涨。所谓的“招工难”也在2004年出现。这组现象同时出现，不会是个巧合，却被人们（甚至是职业经济学家）忽略。工资的上涨趋势被作为劳动力短缺的证据，却忽视了工资上涨的重要原因是土地政策干预下的生活成本的上升。
* 好的产业升级是建立在劳动者技能提升的基础上的。劳动者素质普遍提高，他们能生产的东西不一样了，出口的结构就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种类型的产业升级一定变随着劳动者收入的同步提高。但，中国产业升级的宏观背景是长期被抑制的利率。实际利率低，企业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发展了大量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果，国民收入中被资本占有的部分比率高，且呈上升趋势，而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于是，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就是，收入提高速度跑不赢GDP增长速度。
* 让我们再回到“劳动力短缺”。有一次，我去中西部调研，问农民：“你们为什么不去沿海打工了，春节回来了就不再去了？”农民回答说：“现在沿海的工作，要么是待遇太差，要么是做不了。”
请允许我在用通俗的经济学语言把农民工的话提升一下。他们面临的就是我说的两种产业升级。一种情况是，企业面对劳动成本上升，用资本替代劳动，但他们用的人却没有变得更能干，劳动工资虽然上升了，却未见得比生活成本上升得快，所以，待遇还是太低。另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人（可能是少部分）企业真的升级了，甚至走上了国际市场，但他们雇佣的人戴眼镜、讲英文，农民工适应不了这样的岗位。
* 当前的中国，没有拿出足够的措施来投资于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反倒为了背书由政策干预导致的生产成本上升，创造性地发明了一个词，叫“倒逼机制”，从上到下都在用。意思就是“扭曲”。
* 企业要的是利润，地方政府要的则是税收。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密集型的企业通常能够贡献更多的企业所得税。地方政府能够从资本密集型企业收得更多的所得税，也就相应地能从上级政府获得更多的所得税税收返还。（这就回答了，为什么资本深化的趋势在中国的中西部更为明显，为什么地方政府更愿意支持资本密集型企业发展？）
* 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结构的扭曲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连带后果。“资本深化过度”是经济增长的面子工程，虽然能够创造税收和政绩，也能够带来较多的资本收益，并相对减少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但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增长才能实实在在的增进他们的的福利。工业化带来的就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工业的“资本深化过度”使得城市就业增加受限，必然使人的城市化进程受阻，而服务业的发展又特别依赖于城市化，于是服务业的发展又间接受到了制约。
只要地方官员持续面临着经济增长上的激烈竞争，或者地方政府肩上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加，地方政府的“扭曲之手”就不回收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