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自己和那么的活生生的生命因无知而被病魔掌控。所以转发以醒世人。
生物反抗癌症的斗争由来已久，其起源因日久天长已经无法为人所知。不过最初的病因肯定是来自自然环境。在自然环境中，无论有何种生物居住，地球总是受到太阳、风暴和地球古代自然界所带来的各种或好或坏的影响。这个环境中的一些因素制造了灾难，面对这些灾难，生命要么就适应，要么就被淘汰。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造成恶性病变。从某些岩石中放出的射线也能如此，从土壤或岩石中冲刷出来的砷也能污染食物或饮水。
还在生命出现之前，环境中就已存在着这些敌对的因素；然而生命出现了，并且在经过几百万年之后，它已数量大增，种类繁多起来了。经过了那个属于大自然的、具有宽裕时间的时代，生命达到了与破坏力量相适应的状态；选择性地淘汰了那些适应能力差的物种，而只让那些最具有抵御能力的种类活下来了。这些自然致癌因子现在仍然是产生恶性病变的一种因素，然而它们现在已为数极少，并且对它们那种古老的作用方式，生命从一开始就已经习惯了。
随着人类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人类不同于其他所有形式的生命，他能够创造产生癌症的物质，这些物质在医学术语上被称为致癌物。许多世纪以来，一些人造致癌物已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包含有芳烃的烟尘就是一例。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我们的世界已变成了一个在不断加速变化的地方。自然环境正被人为环境迅速取代，而这个人为环境是由许多新的化学和物理因素所组成的，其中许多因素具有引起生物学变化的强大能力。人们至今还不能保护自己免受这些由人类自身活动所产生的致癌物的危害，这是由于人类的生物学遗传性进化缓慢，所以它需慢慢适应新的情况。其结果是，这些强大的致癌物就能够很容易地击破人体脆弱的防线。
癌症由来已久，但是我们对于癌症起因的认识一直进展迟缓，而且很不成熟。在将近两个世纪之前，伦敦的一个医生首先发现外部的或环境的因素可能引起恶性病变。一七七五年，帕尔齐法尔·波特先生宣称，在扫烟囱的人中普遍出现的阴囊癌肯定是与累积在他们体内的煤烟有关。他当时还不能提供我们今天所要求的那种“证据”，但是近代研究方法现在已将这种致死的化学物质从煤烟中分离出来了，并且证明了他的见解是正确的。
波特发现在人类环境中有某些化学物质通过多次皮肤接触、呼吸或饮食能引起癌症。在其发现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方面的认识并没有多少新的进展。确实，人们早已注意到在康沃尔和威尔士的铜冶炼厂、锡铸造厂里的暴露于砷蒸汽的工人中流行着皮肤癌。人们认识到，在萨克森的钴矿和波希米亚的乔其尔塞尔铀矿中的工人们患有一种肺部疾病，后来诊断是癌症。然而，这些都是矿区的现象；但在工业本身大规模发展之后，这些产物就侵入到了环境中的几乎每一个生命体内。
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中开始对起源于工业时代的恶性病变有所认识。大约当巴斯德正发现微生物是许多传染病病因的时候，另外一些人正在揭示癌症的化学病因——在萨克森的新兴褐煤工业和苏格兰页岩工业的工人中的皮肤癌与其他癌症的发生都是由于职业性地暴露于柏油和沥青。十九世纪末，已有六种工业致癌物为人所知，二十世纪产生了无数新的致癌化学物质，并且使广大群众与它们密切接触。在波特研究工作之后不到两个世纪期间，环境状况已发生了广泛性的变化。危险化学物质接触已不仅限于职业性的暴露；这些化学物质已进入了每个人生活的环境中——甚至包括孩子和至今尚未出生者。因而，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恶性病在急剧增多是毫不奇怪的。
这种恶性病增多本身并不是一种主观臆想。一九五九年七月的人口统计办公室月报报道了包括淋巴和造血组织恶变在内的恶性病的增长情况，一九五八年的死亡率为百分之十五，而一九〇〇年仅为百分之四。根据这类疾病目前的发病率来判断，美国癌症协会预计现在活着的美国人有四千五百万个最终要得上癌症。也就是说每三个家庭中有两人要遭受恶性病的打击。
至于孩子中出现的这种情况更令人深感不安。二十五年前，在孩子中出现癌症被认为是医学上罕见的事。今天，死于癌症的美国学龄儿童比死于其他任何疾病的数目都多。情况已变得非常严重，因而波士顿建立了美国第一所治疗儿童癌症的医院。在一到十四岁年龄孩子的死亡总数中有百分之十二是由癌症引起的。大量的恶性肿瘤在临床上发现都是五岁以下的儿童。然而更加可怕的事是，这种恶性肿瘤在现有已出生或待产的婴儿中急剧增多。美国癌症研究所的W·C·惠帕博士是一位最早的环境癌症权威，他指出，先天性癌症和婴儿癌症可能与母亲在怀孕期间暴露于致癌因素有关，这些致癌因素进入胎盘，并且作用于迅速发育的胎儿组织。实验证明，愈是年幼的动物，遭受致癌因素就愈容易得癌。佛罗里达大学的弗兰西斯·雷博士警告说：“由于化学物质混入食物，今天的孩子们中间可能正在引发癌症……我们难以想象在一两代时间内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在这儿，与我们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试图控制自然时所使用的化学物质中，究竟哪些对癌症的发生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依靠由动物实验得出的结论，我们将看到五种，也可能是六种农药必将肯定被定为致癌物。如果我们再把那些被某些医生认为会引起人类白细胞增多症的化学物质加上去，这一致癌物名单就会大大加长了。在这儿，结论是根据情况推测的，既然我们不能在人体上做试验，结论也只能如此；但这个结论仍然是令人难忘的。当我们把对活体组织或细胞具有间接致癌作用的那些化学物质也包括在内时，就会有更多一些的农药加入到这个清单中来。
与癌有关而最早使用的农药之一是砷，它以砷酸钠形式作为一种除草剂出现。在人体与动物中，癌与砷的关系由来已久。据惠帕博士在他的《职业性肿瘤》一书中说，有关暴露于砷的后果的一个奇怪的例子来自一篇有关此题目的专论。位于西里西亚的雷钦斯坦城，在几乎一千年的时期内，一直是个开采金、银矿的地方，并且几百年来一直也在开采砷矿。几个世纪以来，含砷废料堆积在矿井附近，山中流水经过时冲走了废料中所含的砷。地下水也被污染了，砷因而进入了饮用水。在几个世纪中，当地的许多居民染上一种疾病，后来称之为 “雷钦斯坦病”，它是慢性砷作用，能引起肝、皮肤、消化和神经系统紊乱。恶性肿瘤经常与这种病同时发生。现在，雷钦斯坦病只具有历史意义了。因为那里二十五年以前已改用新水源，砷大部分已从水中清除掉了。同样，在阿根廷的科尔多瓦省，由于来自含砷岩层的饮用水已被污染，由此出现了一种引起砷皮肤癌的慢性砷中毒的地方病。
通过长期使用含砷杀虫剂来造成一种与雷钦斯坦和科尔多瓦相似的情况并不是件难事。在美国西北部的种植烟草地区和许多果园地区，以及在东部种植越橘的地区，那儿浸透了砷的土壤都很容易导致供水的污染。
一个受砷污染的环境不仅影响到人，同样影响到动物。一九三六年，一个很有意思的报告来自德国。在萨克森的弗莱堡附近，银和铅的冶炼厂向空气中排放出含砷气体，含砷气体飘向周围农村，并降落在植物上。根据惠帕博士报道，马、母牛、山羊和小猪，它们当然都是以这些植物为食料的，它们都表现出毛发脱落和皮肤增厚。栖息在附近森林中的鹿有时也出现不正常的色素斑点和癌前期的疣肿。一个疣肿就是一个癌的明显的病变。不管是家饲的动物还是野生的动物都受到 “砷肠炎、胃溃疡和肝硬变”的影响。放牧在冶炼厂附近的绵羊出现了鼻窦癌；当它们死去时，在其大脑、肝和肿瘤中化验出了砷。在这个地区，同样也有 “大量昆虫死亡，特别是蜜蜂。下雨以后，雨水冲下了树叶上的含砷尘埃，并把它们一直带进小溪和池塘中，大量的鱼也死掉了”。
属于新型有机农药类的一种致癌物就是一种广泛用于对付蚁和扁虱的化学物质。这个农药的历史充分证明，尽管法律尽量给民众以保护，但为控制这种中毒情况而提出的法律诉讼进行得太慢，因而在判决前，民众却要多年暴露于一种已知的致癌物之中。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这个经过是很有意思的，它证明了要求民众接受的、今天看来是 “安全得很”的东西，到明天就可能变得危险至极。
一九五五年，当这种化学物质被引进的时候，制造商就搞出了一个容许值，此容许值允许在用药的粮食作物中出现少量残毒。根据法律的要求，他已在实验动物身上用此化学物质做了实验，并且提交了他的实验结果。然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科学家们认为这些实验正好显示出这种化学物质可能具有致癌倾向，因此，该局的委员提出了一个“〇容许值”，即在跨越州际运输的食物中，在法律上不允许出现任何残毒。不过，制造商有权上诉，因此这一案子被委员会重新审查。这个委员会做出了一个折衷决定：一方面确定容许值为百万分之一，另一方面让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两年，在这段时间内进一步做实验以确定这种化学物质是否真是致癌物。
虽然该委员会没有这样说，但它的决定意味着民众必得扮演豚鼠的角色，和实验室的狗、老鼠一同去试验受怀疑的致癌物。不过动物实验很快就得出了结论，两年之后，就查清了这种灭蚁剂确实是一种致癌物，其残毒还污染着销售给民众的食物。甚至在这一情况下，一九五七年，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仍不能立即废除这个已知致癌物的残毒容许值。第二年，进行各种法律程序又花了一年时间。最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委员会在一九五五年所提出的〇容许值才开始生效。
这些绝不是仅有的致癌物。在实验室内对动物进行的试验中，滴滴涕产生出了可疑的肝肿瘤。曾经报道过发现肿瘤的那些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科学家们现在还没有把握对这些肿瘤进行分类，不过感到 “把它们看作是一种低级的肝细胞癌肿是合理的”。惠帕博士现在给了滴滴涕一个明确的评价—— “化学致癌物”。
属于氨基甲酸酯类的两种除草剂IPC和CIPC已被发现起着引起老鼠皮肤肿瘤的作用，其中一些肿瘤是恶性的。恶性病变似乎是由这些化学物质引起的，后来又可能受外界盛行的其他种类的化学物质作用，才促使病变全部形成。
除草剂氨基噻唑在实验动物身上已引起了甲状腺癌。一九五九年，这种化学物质被许多种植蔓越橘的人所滥用，于是在上市的一些浆果中出现了残毒。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没收了被污染的橘子而引起了争论，在这一争论中，这种化学物质确实能产生癌症这一事实受到人们怀疑，其中甚至包括许多医学界人士。由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所提出的科学事实清楚地表明了氨基噻唑对实验鼠类的致癌特性。当这些动物用含百万分之一百这种物质的饮水饲养时（即每一万匙水中加入一匙此化学物质），它们于第六十八个星期即开始出现甲状腺肿瘤。两年之后，在被检查的老鼠中有一半以上都出现了这种肿瘤，据诊断是各种良性与恶性肿瘤。这些肿瘤也可在更低的给药水平上出现——事实上，不曾发现有哪种不会引起肿瘤的给药水平。当然，没有人知道氨基噻唑达到何种水平时对人会成为一种致癌物，但是，正如哈佛大学的医科教授大卫·鲁茨特恩博士指出的，看来应当存在这样一个标准水平，这一水平看来不起眼，但却与人利害攸关。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弄清楚新的氯化烃杀虫剂和现代除草剂的全部影响。大多数恶性病变发展得很缓慢，需要经过受害者一生中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表现出临床症状。在二十年代早期，那些在钟表表面涂发光料的女工们由于口唇接触毛刷而吞入了少量的镭；其中一些妇女在十五年或较长时间过去之后，得了骨癌。在十五至三十年或更长一段时期中，由于职业性与化学致癌物接触而发生的一些癌才得以表现出来。
与这些各种工业性致癌物相比，人在滴滴涕中的首次暴露日期大约是一九四二年（当时滴滴涕用于军事人员）和一九四五年（用于市民），直到五十年代早期，各种各样的化学农药才付诸应用。这些化学物质已经播下了各种恶变的种子，而这些种子的成熟期正在到来。
对大多数恶性病变来说，潜伏期很长是一个普遍现象，然而，这儿存在着一个现在已为人知的例外。这个例外是白细胞增多症。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仅仅三年，广岛的幸存者就开始出现白细胞增多症，当前没有理由认为还会有比这更短的潜伏期存在。也许迟早会发现其他类型的癌症有相对更短的潜伏期，但在目前，白细胞增多症看来是癌症发展极为缓慢的一般规律的一个例外。
在农药盛行的现代时期，白血病的发病率一直在稳步上升。从国家人口统计办公室得来的数字清楚地表明血液的恶性病变疾病在急剧增长。一九六〇年，仅白血病一项就有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个受难者。死于所有类型的血液和淋巴恶性肿瘤的在一九五〇年有一万六千六百九十人，而在一九六〇年猛增到二万五千四百人。其死亡率由一九五〇年的十万分之十一点一增长到一九六〇年的十万分之十四点一。这种增长情况不仅在美国，其他所有国家的已登记的各种年龄的白血病死亡数都在以每年百分之四到五的比例在增长。这意味着什么呢？现在人们是否正日益地被暴露于某种或某些对我们环境来说是陌生的致毒因素之中呢？
许多像梅奥医院这样世界有名的机构已确诊患血液器官这类疾病的受害者已有几百人。在梅奥医院的血液科工作的马尔克姆·哈格里夫斯及其同事报道说，这些病人毫无例外地都曾暴露于各种有毒化学物质，其中包括喷洒含有滴滴涕、氯丹、苯、六氯化苯和石油蒸馏物的药剂。
哈格里夫斯博士相信，与使用各种各样有毒物质有关的环境疾病一直在增长，“尤其在最近十年中”。他根据自己广博的临床经验相信，“患有血液不良和淋巴疾病的绝大多数病人都曾有过暴露于包括现今大部分农药的各种烃类的引人注目的经历。一份仔细的病历几乎肯定会显示出这一关系”。这位专家现在拥有大量的、根据每个病人详细记录的病历，他注意到这些病例中有白血病、发育不良性贫血、霍金斯病及其他血液和造血组织的紊乱。他报告说：“他们全都曾在这些环境致癌因素中充分地暴露过。”
这些病历说明什么呢？其中有一份是一个厌恶蜘蛛的家庭妇女的病例。八月中旬，她带着含滴滴涕和石油蒸馏物的空中喷洒剂进入自家的地下室。她彻底地喷洒了地下室。在楼梯下，在水果柜内，在所有围绕着天花板和椽子的被保护的地方，她都喷了药。当她喷完的时候，她开始感到很不舒服，感到恶心、极度烦躁、神经紧张。在以后几天内，她感到好一些了；然而，很明显，她没有想到她得病的原因；九月，她又重复了整个过程：又去喷了两次药，当她喷药期间，她病倒了，后来又暂时恢复了健康。当她第三次向空中喷药之后，新的症状出现了：发烧、关节疼痛和一些不适，一条腿得了急性静脉炎。经哈格莱维斯博士检查后，发现她得了急性白血病。第二个月她就死去了。
哈格里夫斯博士的另一个病人是一个专业人员，他在一所被蟑螂侵扰的古老建筑物里办公。由于这些昆虫使他感到困窘不安，他就自己动手采取了控制办法。他花了大半个星期天的时间去喷洒地下室和所有间隔地区。喷洒物是浓度为百分之二十五的、含有在甲基萘的溶液中以悬浮态存在的滴滴涕。他不一会儿就开始出现皮下出血和流血。他进入诊所的时候还在大出血。对他血液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被称为发育不良性贫血的骨髓机能的严重衰弱。在以后的五个半月中，他除了其他治疗外，共接受了五十九次输血，他局部地恢复了健康，但大约九年之后，他得了致命的白血病。
在病历中涉及到农药的地方，那些最显眼的化学物质是滴滴涕、六氯化苯、六氯苯、硝基苯酚、普通的治蠹晶体对位二氯苯、氯丹，当然还有溶解这些药物的溶剂。正如一个医生所强调的，单纯地暴露于一个单一化学物质的情况与其说是个普通情况，还不如说是个特殊情况；因为这些商业产品通常都是含有多种化学物质的综合体，将这些化学物质制成悬浊液所用的石油分馏物中也夹杂有一些杂质。含有芳香族和不饱和烃的溶剂本身就可能是引起造血器官损害的主要因素。从农药实用的观点来看（而不是从医学观点来看），这一差别并不重要，因为这些石油溶剂毕竟是最普通的喷药操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医学文献中记剂（六氯联苯）。八个月之后，其中一个孩子病倒了，得了白血病，九天以后死去。就在这时，他的兄弟开始感到疲劳和发烧。三个月内，他的症状变得更加严重。最后他也住院了，诊断再次表明是急性白血病，而且再一次证明，这一疾病必然导致致命的结果。
另一个瑞典农民的病例使人奇怪地回想起金枪鱼渔船 “福龙号”上的日本渔民洼山的情况。正像洼山一样，这个瑞典农民一直是个健康的人，他在陆地上苦心经营，就像洼山靠海洋为生一样。从天空飘洒下来的毒物给他们每人带来了一份死刑宣判书。前者是致毒的放射性微尘，后者是化学粉尘。这个农民用含有滴滴涕和六氯苯的药粉处理了大约六十英亩土地。当他工作时，阵阵清风把药粉的烟雾吹起，在他四周飘旋。当天晚上，他感到异常困倦，并在以后的几天中一直感到虚弱无力，同时背疼、腿疼，还感到发冷。他被迫上床休息，路德医务所的报告说：“他的情况日益恶化，五月十九日（喷药后一星期）他要求住院治疗。”他发高烧，并且血液计数结果不正常。他被转送到路德医务所，并于患病两个半月之后在那儿死去。尸检结果发现他的骨髓已完全萎缩了。
像细胞分裂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常运动过程竟然能够被改变，这种现象是反常的，并具有破坏性，在当前已成为一个大问题，引起了无数科学家的重视，花掉的钱也不知有多少。在一个细胞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细胞有规律的增长变成了不可控制的癌瘤胡乱增生？
如果将来得出答案的话，这些答案一定是多样的。正像癌症本身呈现出多种形态一样，因其病源、发展过程和控制其生长或转归的因素的不同，其出现形式也就各不相同；所以癌症必定会有相应的多种多样的病因存在。其中损害细胞的也许仅仅只是少数最基本的几种。在世界各处，广泛开展的研究有时完全不是作为一个癌症专业研究来进行的。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朦胧的曙光，这曙光总有一天会把这个问题照亮。
我们又一次发现，仅仅对细胞及其染色体这些构成生命的最小单位进行观察，我们就能得到戳穿这些神秘之雾所必需的更多的资料。在这儿，在这个微观世界中，我们必须寻找那些用某种方式变更了细胞的奇妙作用机制并使其脱离正常状态的各种因素。
有关癌细胞起源的、令人难忘的一个理论是由一位德国生物化学家奥托·瓦尔堡教授提出来的，他在马克斯·普朗克细胞生理研究所工作。瓦尔堡将他整个一生都献给了细胞内氧化作用复杂过程的研究。由于他进行了广泛的基础研究，他对正常细胞如何变成癌细胞这一问题做出了一个引人重视的、清晰的解释。
瓦尔堡相信，无论放射性致癌物还是化学致癌物，都是通过破坏正常细胞的呼吸作用而剥夺了细胞的能量。这一作用可以由经常并重复地给与小剂量暴露而造成。这种影响一旦造成，就不可恢复了。那些在这种呼吸作用致毒剂的冲击下未被直接杀死的细胞将竭力去补偿已失去的能量。它们不再能继续进行那种产生大量ATP的、非凡而有效的循环了，于是它们就返回到一种原始的、效率极差的通过发酵作用进行呼吸的方式。借助于发酵作用而维持生存的斗争经常会继续一段很长时间。这种发酵呼吸方式通过以后细胞分裂而传递下去，所以后来产生的细胞全都具有这种非正常的呼吸方式了。一个细胞一旦失去了它正常的呼吸作用，它就不可能重新得到这种作用——在一年或一代，甚至许多代时间内都不能再得到这种作用。但是，在这种为恢复失去的能量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中，这些存活下来的细胞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地利用新产生的发酵作用来补偿能量。这就是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只有最适宜的、适应性最强的生命体才能生存下去。最后，这些细胞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发酵作用能够产生像呼吸作用一样多的能量。当达到此种境界时，可以说癌细胞已被从正常身体细胞中创造出来了。
瓦尔堡的理论阐明了其他方面令人迷惑的事情。大多数癌症的长潜伏期就是细胞无限大量分裂所需要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呼吸作用开始被破坏，发酵作用就逐渐增长起来。发酵作用要发展到占统治地位需要一定时间，由于在不同生物中发酵作用速度不同，因而在不同生物中所需时间也有变化：在鼠体内这个时间较短，所以癌在鼠身上很快出现；在人身上这一时间较长（甚至几十年），所以在人身上癌性病变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
瓦尔堡的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反复摄入小剂量致癌物比单独一次大剂量摄入更为危险。一次大剂量中毒可以立即杀死细胞，然而小剂量却容许一些细胞存活下来，虽然这些存活细胞已处于一种受威胁的状态。这些存活细胞以后可以发展成为癌细胞。这就是为什么对致癌物来说不存在一个 “安全”剂量的原因。
在瓦尔堡的理论中，我们也能找到对另外一个不可理解的事实的解释——同一个因素既能治疗癌症，也能引起癌症。众所周知，放射性就是这样，它既能杀死癌细胞，也能引起癌症。目前被用于抗癌的许多化学药物也确实如此。为什么？因为这两类因素都损害呼吸作用。癌细胞的呼吸作用本来已经受过损害，所以再加上一些危害，它就死了。而正常细胞的呼吸作用是第一次遭到损害，所以它不会被杀死，而是开始走上了一条最终可能导致癌变的道路。
一九五三年，另外一些研究者仅仅借助于在一个较长时期中断断续续地停止给正常细胞供氧，就能将它们转变为癌细胞；至此，瓦尔堡的思想就得到了证实。一九六一年，他的思想又一次得到证明，这一次不是用人工培养的组织，而是用活体动物的实验来证明的。放射性示踪物质被注射到患癌的老鼠体内，然后精心地测定了老鼠的呼吸作用，发现发酵作用的速度明显地高于正常状况，与瓦尔堡的预料正好相符。
用瓦尔堡所创立的标准来进行测定，大部分农药都达到了最厉害的致癌物的标准。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看到的，许多氯化烃、苯酚和一些除草剂都妨碍细胞中的氧化作用与能量产生作用。因此，它们可以创造出一些休眠癌细胞，在这种细胞中，一个不可逆转的癌变将会长期处于休眠状态而无法被发现，以致于最后当它的病因已被人长期遗忘、甚至不再被人怀疑的时候，这些细胞才以一个明显的癌症的形式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通向癌症的另一条道路可能是由染色体引起的。在这个领域内许多卓越的研究人员都带着疑虑的眼光看待危害染色体、干扰细胞分裂或引起突变的所有因素。在这些人的眼光中，任何突变都是一种潜在的致癌原因。虽然关于突变的争论常常涉及到可能在未来的几代中才能发现其影响的胚胎细胞的突变问题，但是身体细胞也同样存在着突变。根据癌起源于突变的理论，一个细胞在放射性或化学药物的作用下，也许可以发生突变，这个突变使得细胞摆脱了维护细胞正常分裂的机体控制作用，因而，这个细胞就可能以一种狂野的和不规律的形式而增殖起来。由于新细胞是这种分裂的产物，所以它们具有同样不受机体控制的能力，于是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这些细胞累积起来就形成了癌瘤。
其他研究者们指出了一个事实，即癌组织中的染色体是不稳定的，它们容易破裂或者受到损害；染色体的数量也是不正常的，甚至在一个细胞中会出现两套染色体。
首次对由染色体变态发展为真实癌变的全过程进行研究的研究者是阿尔伯特·黎凡和约翰·J·倍塞尔，他们在纽约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工作。当考虑到恶性病变和染色体的破坏究竟谁先谁后的时候，这些研究者毫不犹豫地说：“染色体的异常变化发生在恶性病变之前。”可能他们推测，在最初的染色体破坏和因此而造成的染色体不稳定性出现之后，需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让灾难和错误贯彻到许多代细胞中去（这就是恶性病变的很长潜伏期），这段长时期使突变最终被集中累积起来，并使细胞摆脱控制而开始不规则的增生，这个增生就是癌。
欧几维德·温吉是染色体稳定性理论的早期倡导者之一，他感到染色体的倍增现象特别有意义。通过反复观察已知六氯苯及其同类高丙体六六六能引起实验植物细胞中染色体的倍增，而且这些化学物质与许多有可靠诊断证明的致命贫血症病例都有牵连，那么这两种情况之间是否有内在联系呢？在许多种农药中究竟是哪些农药干扰了细胞分裂、破坏了染色体并引起突变的呢？
很容易看出来为什么白血病应该是一种由于暴露于放射性或与放射性有相似作用的化学物质而引起的最普通疾病。物理或化学致变因子打击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分裂作用特别旺盛的细胞。这包括了许多组织，不过最重要的是那些从事制造血液的组织。骨髓是人一生的红细胞的主要制造者，它每秒钟向人体血液中放出将近一千万个新的红细胞。白细胞以一种易变的、但仍然是巨大的速度形成于淋巴腺和一些骨髓细胞中。
某些化学物质使我们又想起了放射性产物锶90，这些化学物质对骨髓具有特殊的亲和性。苯是杀虫药溶剂中的通常组分，它进驻骨髓，并可以沉积在那儿长达二十个月之久。多年以来，在医学文献中苯本身已被确认为白血病的一个病因。
迅速生长的儿童身体组织也能提供一种最适宜于癌变细胞发展的条件。麦克华伦·伯内特先生指出，不仅白血病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增长，而且它已在三到四岁年龄组中变得极为普通了，而这个年龄的儿童并没有表现出其他高发疾病，据这位权威说：“这种在三到四岁年龄之间所出现的白血病发病峰值除了用这些儿童在出生前后暴露于致变的刺激物来解释外，很难再找到其他解释了。”
另一种已知可引起癌症的致变物是尿脘。当怀孕的老鼠经这种化学物质处理后，不仅母鼠出现了肺癌，而且幼鼠也同样出现肺癌。在这一实验中，幼鼠暴露于尿脘的唯一可能机会是在出生前，这证明此化学物质必定通过了胎盘。正如惠帕博士曾警告过的，在暴露于尿脘及其有关化学物质的人群中，有可能由于出生前暴露于化学物质而在婴儿中引起肿瘤。
像氨基甲酸酯这样的尿脘在化学上与除草剂IPC和CIPC有关。不顾癌症专家们的警告，氨基甲酸酯已被广泛使用，不仅用作杀虫剂、除草剂、灭菌剂，而且还用在增塑剂、医药、衣料和绝缘材料等各种产品中。
通向癌症的道路也可能是间接的。有些物质一般来说不是致癌物，但它可以妨碍身体某些部分的正常功能，并由此引起恶性病变。有一些癌症可作为重要的例子，特别是生殖系统的癌症，它们的出现与性激素平衡被破坏有一定联系；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性激素的破坏反过来又引起一些后果，这些后果影响了肝脏保持这些激素正常水平的能力。氯化烃正好是这种类型的因素，因为所有氯化烃对肝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毒的，所以它能够招致这种间接的致癌作用。
当然，性激素在体内是可以正常存在的，并且起着一种与各种生殖器官有关的、必不可少的、刺激生长的作用。然而，身体具有一种长期建立起来的保护作用，以消除激素的多余累积，肝脏起着一种保持雄、雌性激素之间平衡的作用（不管是哪种性别都产生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虽然数量比例不同），肝脏可以阻止任何一种激素的过多累积。然而，如果肝脏受到疾病或化学物质危害，或如果维生素B供应不足，肝脏的上述功能就会被破坏。在这种状况下，雌性激素就会达到一个异常高的水平。
后果如何呢？至少在动物方面有大量的实验证据。其中一例如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人员发现，由于疾病而使肝脏受损的兔子表现出子宫肿瘤的高发病率，研究人员认为子宫肿瘤高发的形成是因为肝脏已不能再抑制血液中的雌性激素，以致于 “最后这些肿瘤演化到癌变的水平”。对小鼠、大鼠、豚鼠和猴子的广泛实验表明，长期服入雌性激素，只需小剂量就能引起生殖器官组织的变化，“从良性蔓延变化到明显的恶性病变”。通过服入雌性激素，欧洲大鼠也诱发出肾脏肿瘤。
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医学观点，但大量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同样的影响也会发生在人体组织中。麦克吉尔大学维多利亚皇家医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他们所研究过的一百五十例宫癌中有三分之二提供了证据，证明体内雌性激素含量水平非常高。后来又有二十个病例，其中百分之九十都具有高动性的雌性激素。
虽然用所有现代医学的实验手段也检查不出肝脏有什么损害，但这个人仍可能已得了足以干扰消除雌性激素的肝损害。氯化烃很容易引起这种情况，如我们所知，氯化烃摄入量很低就引起了肝细胞的变化，它们也同样引起维生素B的损失。这一情况极为重要，因为其他环节的证据表明，这种维生素具有抵制癌症的保护作用。以后的C·P·洛兹（他一度担任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所长）发现，暴露于一种非常强烈的化学致癌物的实验动物，如果喂给他们酵母——一种天然维生素B的丰富来源，它们就不会出现癌症。这种维生素的缺乏也被发现与口腔癌，可能还有消化道其他部分的癌相伴随。这一情况不仅在美国观察到了，而且在瑞典和芬兰遥远的北部地区也发现了，这些地方的日常食物通常缺少维生素。容易得早期肝癌的人群，例如非洲班图部落，他们是营养缺乏的典型例子。男性乳腺癌在非洲一些地方也占优势，此情况与肝病和营养不良有关。战后，希腊的男性乳腺癌的增多是饥饿时期的一种普通伴随物。
简言之，关于农药在癌症中的间接作用的讨论是由于已证实它们具有损害肝脏和减少维生素B供给的能力，这就导致了体内自生的雌性激素的增多，也就是说由身体本身产生了这些物质。现在还有大量各种的人工合成雌性激素正在加入到我们的环境中来，我们正日益严重地暴露在这些物质之中——它们存在于化妆品中、医药中、食物中和职业性暴露中。这种联合的影响是一件值得特别关注的事情。
人类对致癌化学物质（包括农药）的暴露是难以控制的，并且也是多种多样的。一个人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暴露途径摄入同一种化学物质。砷就是一个例子。它存在于许多具有不同形式的环境之中：作为空气污染物存在，作为水的污染物存在，作为食物残毒存在，作为医药存在，作为化妆品存在，作为木料防腐剂存在，或是作为油漆和墨水中的染料存在等等。十分可能的是，这些暴露方式中没有哪一种能单独使人类陷入恶性病变，——但是任何单独一种假定的 “安全剂量”都可能使已经负载了许多其他种 “安全剂量”的天平倾斜。
另外，人类的恶性病变也可以由两三种不同致癌物的共同作用所造成，因而存在着一个它们作用的综合影响。例如，一个暴露于滴滴涕的人几乎同时也暴露于烃类之中，这些烃类是作为溶剂、颜料展开剂、减速剂、干洗涤剂和麻醉剂而被广泛使用着。滴滴涕的“安全剂量”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意义呢？
上述情况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变得更加复杂化，即一种化学物质可以作用于另一种化学物质而改变其作用效果。癌症有时需要两种化学物质相互影响才能发生，其中一种化学物质先使细胞或组织变得敏感，然后在另一种化学物质或促进因素的作用下细胞或组织才发生真正的癌变。这样，除草剂IPC和CIPC就在皮肤癌的发生中起了带头者的作用，它播下了癌变的种子，而当另外一些东西（也许是普通的洗涤剂）进入人体作用时，癌变就会在人体中发生。
更进一步说，在物理因素与化学因素之间也可能存在着相互作用。白血病的发生过程可能分为两个阶段，恶性病变的开始是由X射线引起的，而摄入的化学物质（如尿脘）则起了促进的作用。人群在各种来源的放射性中的暴露日益增加，再加上各种化学物质与人体的大量接触，这一切给现代世界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新问题。
放射性物质对供水的污染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水中常包含着许多化学物质，那些成为水的污染物的放射性物质可以通过游离射线的撞击作用而活跃地改变水中这些化学物质的性质，使这些物质的原子以不可预测的方式重新排列组合而创造出新的化学物质来。
洗涤剂是一种特别普遍的污染物，现在成了一个公共供水中的麻烦问题，全美国的水污染专家们都在关心着它，但还没有实际可行的办法来处理它。现在人们几乎还不知道有什么洗涤剂是致癌物，但洗涤剂可能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促进癌变，它们作用于消化道内壁，使机体组织发生变化，以使这些组织更容易吸收危险的化学物质，从而加重了化学物质的影响。不过，谁能预见和控制这种作用呢？在这错综变幻的万花筒中，致癌物，除了“〇剂量”，还有什么剂量是 “安全”的呢？
我们容忍致癌因素在环境中存在，我们就要对它可能产生的危险负责。这一危险已经被当前发生的情况清楚地描绘出来了。一九六一年春天，在许多联邦的、州的和私人的鱼类产卵地，在虹鳟鱼中出现了一种肝癌流行病。
更进一步说，在物理因素与化学因素之间也可能存在着相互作用。白血病的发生过程可能分为两个阶段，恶性病变的开始是由X射线引起的，而摄入的化学物质（如尿脘）则起了促进的作用。人群在各种来源的放射性中的暴露日益增加，再加上各种化学物质与人体的大量接触，这一切给现代世界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新问题。
放射性物质对供水的污染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水中常包含着许多化学物质，那些成为水的污染物的放射性物质可以通过游离射线的撞击作用而活跃地改变水中这些化学物质的性质，使这些物质的原子以不可预测的方式重新排列组合而创造出新的化学物质来。
洗涤剂是一种特别普遍的污染物，现在成了一个公共供水中的麻烦问题，全美国的水污染专家们都在关心着它，但还没有实际可行的办法来处理它。现在人们几乎还不知道有什么洗涤剂是致癌物，但洗涤剂可能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促进癌变，它们作用于消化道内壁，使机体组织发生变化，以使这些组织更容易吸收危险的化学物质，从而加重了化学物质的影响。不过，谁能预见和控制这种作用呢？在这错综变幻的万花筒中，致癌物，除了“〇剂量”，还有什么剂量是 “安全”的呢？
我们容忍致癌因素在环境中存在，我们就要对它可能产生的危险负责。这一危险已经被当前发生的情况清楚地描绘出来了。一九六一年春天，在许多联邦的、州的和私人的鱼类产卵地，在虹鳟鱼中出现了一种肝癌流行病。在美国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鳟鱼都受到了影响，超过三龄的鳟鱼实际上百分之百地得了癌症。之所以能得知这一发现，是由于全国癌症研究所环境癌症科和鱼类与野生生物管理局已事先在报告所有鱼类的肿瘤方面达成了一个协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由水质污染发出对人类癌症危险的早期警告。
尽管研究工作至今还在寻找在如此广阔地区发生这种流行病的确切原因，但最好的证据莫过于指出在事先准备好的鱼类产卵地的饵料中已存在着问题。这些饵料含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各种化学添加物和医药，它们都混入了基本食料之中。
这个鳟鱼的事件从许多方面来看都
征服癌症的工作决不是毫无希望的。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看，现在的前景比十九世纪末控制传染病时的情况更加鼓舞人心。当时世界上充满了致病细菌，正像今天世界上充满了致癌物一样。不过，当时的人们并不曾把病菌散布到环境中去，人们当时只是无意识地传播了这些病菌。与之相反，现代人们自己把绝大部分致癌物散布到环境中去，如果他们希望的话，他们就能够消除许多致癌物。在我们的世界上，致癌的化学因素已经通过两种途径建立了自己的掩体防线：第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人们追求更好的、更轻松的生活方式；第二，因为制造和贩卖这样的化学物质已经变成我们的经济和生活方式中一个可接受的部分。
要想让所有化学致癌物现在或将来能够全部从世界上消灭掉，可能是不现实的。但是，相当大比例的化学致癌物决不是生活的必需品。随着这些致癌物的被消除，它们加给生命的总负荷量将会大大减轻，同时，每四个人中将有一个人发生癌症的威胁至少也会显著缓和下来。最顽强的努力应当用到消除这些致癌物上面去。它们现在正污染着我们的食物、我们的供水和我们的大气，并且这些致癌物是以最危险的接触方式——微量的、一年又一年反复进行暴露的方式出现的。
在进行癌症研究的最优秀的人们中间，有许多人与惠帕博士有共同的信念，他们都相信通过顽强的努力去查明环境致癌因素，并顽强地去消除或减少它们的冲击影响，恶性病变是可以有效地被征服的。为了医治那些已患潜在癌症或明显癌症的人们，寻找治疗方法的努力当然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对于那些尚未患癌症的人们，当然还有对那些尚未出生的后代，进行预防已是迫在眉睫的事。
有重要意义，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了当一个强烈的致癌物被引入环境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惠帕博士把这一流行病看作是一个前车之鉴，它警告人们必须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对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环境致癌物的控制上面。他说：“如果不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那么在鳟鱼身上表现出来的这场灾难必将会与日俱增地在人类的未来出现。”
由于发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如一位研究者所称的 “致癌物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当然令人沮丧，并很容易使人产生绝望和失败的反应。一个普遍的反应是：“这难道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情况吗？”“难道没有可能从我们这个世界上去尝试消除这些致癌因素吗？最好不要再浪费时间去进行试验了，干脆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用于去发现治疗癌症的良药，这样不更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