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和一个肉体，这是被无数作家和哲学家证实了的一件事。但多数作家和哲学家都认为，灵魂与肉体同时存在，当肉体消失时灵魂也随之消失。也就是说，有灵魂就必须有肉体，单独的灵魂或肉体是不存在的。但是最近重读杨绛先生的《走到人生边上》却有了一个新发现。
杨绛认为，人是万物之灵长，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体。灵与肉各有各的本性。“食色性也”是肉体的本性，灵性良心是灵魂的本性。这双重本性是矛盾的，人的肉体有太多的欲望，喜欢山珍海味，贪恋金钱美色，贪图名利权势，而从不满足；人的灵魂(即灵性良心)却常常制约肉体的各种欲望，使它们不能姿意妄为。人肉体的欲望是来自生理本能上的需求，是无意识的缺乏逻辑性的东西，它们只追求个体的满足，无视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而灵魂(灵性良心)是理性的通情达理的，并具有自我观察自我纠正的能力。灵魂(灵性良心)与肉体有斗争有融合，灵性良心常常与肉体各行其事分道杨镳。当肉体与灵性良心背道而驰时，肉体靠什么支撑呢？这时，另一个灵魂出现了！这个灵魂和那个独立于肉体的灵性良心不一样，它是依附在肉体上的，与肉体同步而行的。它不能离开肉体而独立存在，肉体也不能离开它而独行，肉体离开它则会变成僵尸而不能行动。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人怎么会有两个灵魂？而且还是互不相融各行其职。一个对肉体负有监督责任，一个与肉体同流合污姿意妄为。杨先生甚至还认为，当人死之后，那个依附在肉体上的灵魂会同肉体一起湮灭，而另一个独立于肉体的灵魂(灵性良心)却有可能存在。但是去了哪里，杨先生并没有进一步交待。虽然老人家没交待，但是我读过之后还是有点悟了。
我好像突然读懂了许多作家笔下的人物和他们写作的秘码，曾听到作家周国平说，某人在说某句话或做某件事时“灵魂”不在场，当时没太看懂。心想人没有灵魂怎么能说话做事？现在按杨先生的说法就说的通了，他说灵魂不在场肯定是指那个代表着灵性良心的灵魂，而不是另一个时刻依附在肉体中的灵魂。而作家史铁生认为，生命如果有轮回，只能是心魂的连接，不可能是肉体的延续。否则你为什么不知道前世的你是谁，为什么不知到来生的你到哪里去？他还举例说，比如雍和宫上空的一群鸽子，现在看起来与二十年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我们不知道她们已经传续了多少代？但这种轮回也只能是心魂的接续，而不是肉体的轮回。他说的那个心魂肯定也是指独立于肉体之外的灵魂(灵性良心)。
周国平说史铁生是一个用灵魂写作的人，我也觉得他的《务虚笔记》《病隙碎笔》《昼信基督夜信佛》无不渗透着灵魂的思考。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有些作家或者画家在创作时，特别是写那些应景文章或画作时是不是可以灵魂(灵性良心)不在场呢？作家汪曾祺曾在一篇《写作的随意性》的短文中提到齐白石作画，亲眼见到齐白石在已经画好的紫红色荔枝上突然添上两颗黑色的荔枝，惊讶的不得了，太随意了！简直不按常理出牌。然而画出来的效果却出奇的好。于是汪曾祺和我们探讨写作时究竟是应该意在笔先还是笔在意先？而这里说的意肯定是指那个灵魂(灵性良心)，这里说的笔肯定是指那个依附一个灵魂的肉体。也就是说作家写文章，画家绘画，有时灵魂是可能不在场的，完全靠着一种原始的本能在操做。而这些灵魂(灵性良心)不在场的作品，有时可能是废品，有时却可能是守正出奇的精品。
周国平说：灵魂常常背叛肉体，荷马是瞎子，拜伦是瘸子，贝多芬是聋子。他说的这个灵魂一定是指那个独立于肉体之外的灵性良心了。还有诗人顾城，有一天他的法文翻译看见他在磨刀时面露凶像，磨刀之后他表情平静下来，还给她写了两幅字。一幅是：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一幅是：魚在盘中想家。一年以后，顾城杀死了妻子然后自杀。我想他杀死妻子的原因虽然是因为妻子想离开他，但那一刻他的灵魂一定不在场。而他的自杀则可能是灵魂对他肉体偏执行为的一个纠正。
绘画大师梵高，在法国南部乡村的田野作画时突然将刀子指向他的朋友高更，在高更冷峻目光的逼视下，又突然缩了回来用力割掉了自已的一只耳朵。我想当他将刀子指向高更那一刻，他的灵魂一定不在场。在我读过的所有文学作品中，如果想从中找出一部灵魂与肉体缠斗的最历害的那就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莫属。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丽莎维塔后，肉体在灵魂面前的挣扎和忏悔，呈现出令人难以想象巨大的心理落差。这实际上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灵魂(灵性良心)对肉体的拷问和救赎。最后在灵魂的感召下，罪犯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救助别人时使自已的肉体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生命感力量感，从而完成了灵魂对肉体的自我拯救。
每当我听到某某司机肇事逃逸，某某路人遇见老人摔倒不扶以及某某老人对不肯让坐的年轻人施以拳脚，我就想：他们的灵魂(当然是灵性良心)一定像周国说的那样，不在现场，在场的仅仅是那个依附在肉体中的丑陋的灵魂。
虽然杨绛先生没有确切的说明我们的另一个灵魂(灵性良心)最后的去处，但是做为一位96岁高龄的老人，能为我们提出人有两个灵魂这样的关于灵与肉的思考，不管这种说法能不能成立，但是对我们这些关心灵魂生活的人都是一种有益的开导和启蒙。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灵魂与肉体的和谐相处，人生将不再留有遗憾。历史上灵魂与肉体斗争的事例不胜枚举，但最著名的恐怕非苏格拉底和谭嗣同莫属。苏格拉底只要认个错就可以不死，但他却对学生伯拉图说，民主是我提出来的，现在即然多数人决定我死我就不能逃避。他的灵魂为了捍卫真理，毫不犹豫的舍弃了他的肉体。康梁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有机会逃走，他却选择了留下。面对死神他对老师梁启超说，你必须走，你不走变法无以为继；我必须留，我不留下就没人相信变法。
在现实生活中，最耐人寻味可能就是基督教的忏悔了。信教的人每当做错了事，总要在上帝面前忏悔，请求上帝原谅。事后当再犯错时，再去忏悔。我觉得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不只是在上帝面前忏悔，他们同时也是在向自已那个独立与肉体的灵魂忏悔。通过忏悔让灵魂与肉体达到了和谐，使人能以相对平和的心态面对生命中的苦难。
不管怎么说，都要感谢杨绛先生，她以96岁的生理年龄，以50岁左右的心智与我探讨人的生命，探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不管正确与否，都为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打开了一扇窗子，让我们的思维得以飞出窗外，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