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巷子是盐津县城的“市中心”。
盐津就一条独街，当年好些重要单位在中巷子附近：供销社、土产公司、人民银行、大众食堂、油盐店、蔬菜公司、联诊所、印刷厂、二旅社、皮鞋社......
好些同学家也在中巷子附近：贺幺妹、二妹子、李红、张灵、刘大妹、罗琴、李彬、罗卫东、吕老幺、吴晓东、庞八妹......
顺着中巷子又窄又陡的石坎子往上爬，是老商业局，我姨姨家在旁边。小时候，隔三岔五总要去姨姨家看一趟，其实是想去碰碰运气，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也经常从中巷子往河坝方向下坎坎，去我三爹家找五姐玩。
如果大操坝不放露天电影，也不打篮球比赛，我三爹的瓜子摊就摆在中巷子附近。
三爹是我父亲的堂姐。
沿着中巷子往下，穿过中医院，一路顺着一条水沟走，就到了我三爹家。
三爹和三姑爷都没有工作，却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养活了六七个娃娃，我父母一直很佩服。
三爹家是两层石墙木板房，灶房旁边还有一个小院坝。
三爹的母亲我们也喊家家。
家家常年偎在地炉子边上，眼睛不好，但只要听到我说话就说“向东来了啊。”
盐津的冬天山高风大冷得跳，假如没有地炉子庇护，盐津人一般不好熬。
每年一立冬，家家地炉子开张。
在堂屋挖一个90公分左右的长方形深坑，起头的地方做灶眼，尾部就是灶坑。灶眼一般在25公分左右，大了太费煤炭。
因为藏在地下，打得不好的地炉子，更不容易烧燃。
一个人在前面蹲着加炭，一个人就得跪在地上往灶坑里拼命扇扇子。扇子一扇，灶坑里的炭灰跟着飞起来，一屋子都是。
但只要看着地炉子里面的火亮起来，一家人就高兴，根本不管头发上、睫毛上、衣服上，有时候嘴巴里面，都沾满炭灰。
除此之外，倒炭灰也是苦差事。等灶坑差不多装满，又要全部舀出来去倒。
所以烧地炉子痛并快乐，盐津人冬天却离不得。
烧一次不容易，好些人家的地炉子从立冬开始，一直烧到春分，如果遇到特别冷的那年，要烧到谷雨来。
地炉子烧起来，每晚只需在炉子上覆盖一层炭巴，第二天早上起来，轻轻拿火钳一扒，火焰子上来，温暖的一天就来了。
冬天，家家总是偎在地炉子边上，一个大炕笼上面铺满了还没有干的衣服，房间里尽是热烘烘的气味。
盐津雨多太阳少，冬天的衣服，基本靠地炉子烘干。
家家喊我坐在她身边，她轻轻挪开炕笼，我一看，开心得叫起来。
围着炕笼一圈，是已经炕好的红苕。
煮好的红苕被地炉子炕一晚上，逐步脱干了水分，看上去缩小了一圈，但入口又甜又软又糯又香。
那些年红苕便宜，只需一点时间转换，便是盐津娃娃们离不开的美食。
我在家家身边吃着红苕，刚才冻僵了的脚慢慢暖和起来。
盐津街上像我三爹家的很多，多数父母没拿工资，全靠出苦力把一家老小养活。
我家隔壁的谢伯伯、谢伯娘，靠着一副人力车在墨石沟拖石头，养活了十几个娃娃。
上学路上，经常看见他们俩拖着人力车，一路从坡上下来。
人力车太重，谢伯伯前面掌着方向，谢伯娘还要站在车尾压重，不然一下坡车子就会脱缰。
稍微长大一点，才体会这样的工作哪里只凭苦力，简直是拼血汗。
还有好些同学的父母以及街坊邻居，靠背河沙、当石匠、做手工养活一家人。
可见盐津人为了生存付出了多少努力。
三爹常年在盐津街上卖瓜子。从我记事以来，她永远守着一个瓜子摊摊。
一分钱一盅，三分钱一小碗，中巷子、人民银行、新华书店、大操坝、东方红小学、电影院......哪里人多就去哪里，一年四季没有停过。
后来她开始卖凉粉、凉糕、凉面，我去吃，她就抓多一点。
三爹卖瓜子，三姑爷则靠另一门绝技，支撑一个家。
三姑爷是当时盐津有名的“水毛子”。
“水毛子”是一种水陆“两栖动物”，生活在大关至盐津一带的关河水域。药用价值极高，也极难捕捉。据说，盐津会抓“水毛子”的人不过一二，而三姑爷就是捉拿它的高手。
盐津人叫三姑爷“水毛子”，算是对他掌握这项绝技的认可。
唏嘘的是，一生能说会道技艺高超的三姑爷，有一次喝醉酒跩到离家仅几十米的水沟头。第二天被人发现，已经没了呼吸。
随着三姑爷去世，“水毛子”这个称呼，在盐津街上慢慢绝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