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读到如此厚博大气的文学作品了，自余秋雨先生开创文化大散文以来，也唯有刘小川这本《品中国文人》在一堆媚俗的快餐文化中脱颖而出。读毕，余音绕梁，许久都不舍得将它收入书柜。一本好书是应该随身携带的，类似于护身符之类的神性之物，不常翻读，只为能时时触摸到它。只要将它握在手心，就像握着千军万马，足以抵御世俗的入侵。拜伦说，一滴水可以引发千万人的思考。一本好书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刘小川的《品中国文人》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文学上的惊叹，更多的是对文人命运、文人价值观、文人的气度、人格、尊严等等多方面的感怀与追慕。
林语堂曾把文人比作女人。红颜薄命，文人亦薄命。在我以为，倘若一个人上天赐予他的才能太多，那他在世间经历的磨难也定会多于常人，因为天要降大任于斯人也。所谓薄命，也就是指人的命途多桀。卓而不群的人才，注定会有卓而不群的人生。《品中国文人》中所写的十八位历代大文人，多在仕途、生活、情感上经历了百般挫折，可谓九死一生。比如誓死效忠朝廷的屈原三次遭放逐，壮志未酬，抑郁难平，他在洞庭湖畔连珠炮似地向天发出一百七十多个责问（见《天问》），然后怀抱大石，投入汩罗江。再比如虔心向学，专心治史的司马迁，只因挺身而出为“李陵冤案”说了一句公道话，就被处以宫刑。受刑之后，他再也无颜去祭拜列祖列宗，在屈辱与悲愤中写成《史记》。他将形形色色的人都记入其中，包括以色事君的佞幸男人，惟独不写太监列传，可见他内心的伤口碰不得，一碰就血流如注。又比如苏东坡，一生之中多次遭到小人，甚至朋友妒嫉陷害，“乌台诗案”身陷囹圄，被酷吏刑训逼供一百二十多天，又以戴罪之身流放黄州（湖北）、惠州（广州）、儋州（海南）等荒蛮之地，长达十年之久，他该以怎样顽强的生命力才能存活下来。难怪有人说耶稣是西方传说，而苏东坡则是东土伟人。即便是像司马相如这样靠“桃色事件”文以人传，载入史册的小丑弄臣，死前也会有“深悔类娼”的悲哀。只因为他是个文人，文人知廉耻、有气节，让他闭上眼睛瞎吹一气，他也会难过。
所以说文人薄命，一则因为他们太过聪明，每每是非辨得太明，泾渭分得太清，遇有不合，便拂袖而去，高举远蹈，绝不为五斗米折腰；二则他们太过耀眼，所到之处，光彩夺目，令众生黯然失色，必要招人嫉妒、诋毁、排斥、暗算。三则他们多半书呆子，不治生产，不通世故，尤不肯阿世媚俗，卖友求荣，所以偃蹇困穷是自招的。
然何为薄？何为厚？我以为，仅以一时的得意失意来盖棺定论未免落入俗套，有失偏颇。几乎所有文人的传世之作都是人生遭遇重挫之后，在困苦中玉成。就如放浪形骸的李白，也曾孜孜以求地想在仕途上发展。他曾立下“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的志向，“酒隐安陆”，违心干谒，却蹉跎十年，未写下一首好诗。后又在皇宫做供奉翰林，日夜陪皇传贵妃莺歌燕舞，三年醉倒八百天，也只有三首吟唱杨贵妃的诗作流传千古。而当他穷困潦倒之时，绝妙好诗排山倒海地汹涌而出，仿佛人生种种上天入地的经历都是为此时势不可挡的灵感所准备的。的确，大起大落的人生历练是文人最宝贵的思想财富，这岂是单从书本上便能学习积累的。好的文章之所以动人，关键在于它有真情实感，而真情实感又必来自于作者亲身体悟。有人说作家分为两种：学术型和经历型。比如高宝玉，他的文化程度很低，几近文盲，但他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小说。而像钱钟书这样渊博的学者，他的作品就不只是生活原型的简单复述，而是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和高明的学者见识，将个体性经验扩大为能引发人性共鸣的普遍性经验。可见，天资过人、饱读诗书及丰富阅历，无疑不是这些古代文人流芳百世的三大成功条件。艺术本是压抑和苦闷的产物。好的艺术永远像深埋地下的钻石，它受力的漫长过程却是一个谜。文人的薄命却给他创造了不可估量的艺术生命。所以一个人的命运究竟是薄是厚，尚需投入历史的长河中，用时间的尺子来测量。屈原身前抑郁不得志，但我们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只为他一人开创了全民纪念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史上二十多个朝代，几百位皇帝，以及那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权倾朝野的权臣污吏们，又有几个被后人记得传颂，由此对比，人的命运孰厚，孰薄？
中国文人的历史性活动区域，是在权力，良知与美感之间，杰出的文人，无一例外不是理想主义者，以他不甘示弱的强光照亮现实。他们是历史的发光体，光芒穿越千百年。思想最深刻者，热爱生机盎然。他们忍受着思想与肉体的苦痛，将“真、善、美”照亮人间。一个国家会灭亡，一个朝代会更替，只有文化能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当我随着刘小川的笔，品完一个又一个文人壮怀激烈的人生，时常被他们在苦难中表现出的真纯、执着、乐观、大度的品格而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真想拍案而起，对着混浊的人世大喝一声：
文人，厚命也-----
写于2008年6月23日，改于2019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