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1小时，总计519小时，第486日。

阅读《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至47%

对于酒精成瘾且每天五分之一的时间都在饮酒的明星而言，第一种结果（赢得锦标赛）比第二种结果（参加戒酒协会，并戒掉酒瘾，且赢得锦标赛）在逻辑上更可能发生，三个事件同时出现的概率肯定小于其中任何一个事件单独出现的概率。仔细想想就能意识到，这位明星在不参加戒酒协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赢得锦标赛（比如，自己戒掉酒瘾，向其他选手行贿，或者仅仅是运气非常好）。因此，“赢得锦标赛”这一事件肯定比“参加戒酒协会，并戒掉酒瘾后，再赢得锦标赛”这一系列特定事件出现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参加戒酒协会这一事件将各个部分串连起来成为一个故事，形成了一个看似合理、具有一致性和说服力的情境。

想象力作为一种认知性影响因素，既会使人们高估独立事件的发生概率，更会导致对整体事件或联合事件的高估。事实上，人们对于整体事件的想象会促使他们更愿意相信联合事件发生的概率高于独立事件。

Nancy Pennington 的研究（ Pennington & Hastie ， 1991 ）生动地说明了故事建构对陪审员判决所产生的影响。表明了证据呈现顺序的重要性。在时间顺序上，当证据的呈现与事件的发生保持一致时，故事更容易被构建（故事顺序组）。而当它们不一致时，故事就较难被构建（目击者顺序组，证据呈现顺序与原始审判中目击者呈现证据的顺序相同）。结果正如预期，当原告以故事顺序呈现他们的证据，被告以目击者顺序呈现时，陪审员更有可能裁决被告有罪（ 78% 的陪审员认定被告有罪）；但是，当原告以目击者顺序呈现证据，而被告以故事顺序呈现时，陪审员则不太可能认定被告有罪（只有 31% 的陪审员认为有罪）。两种情况下定罪率的差异高达 40 个百分点（我们并不认为证据呈现顺序在实际审判中会有如此大的效应，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效应确实存在于实际审判中，所以建议律师们还是要把故事讲好。要像杰瑞 · 史潘赛、“赛马”海恩斯还有约翰尼 · 科克伦那样才能打赢官司）。这种基于情景的判断非常微妙，其中一个原因是：故事通常别具一格，不会有多种解释或多个版本。在 Pennington 等人（ 1988 ）关于陪审员决策的研究中，诉讼一方是否有理取决于证据的呈现顺序。而这些证据中既有支持己方的，也有支持对方的。这个研究结果暗示，陪审员依据证据所构建的故事概要不止一个，而其中最好的故事的独特性及其精髓是陪审员决策的基础。基于审判制度的惯例，决策者几乎都需要构建多个故事。但是，我们猜测，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有一个构建的故事成为决策基础，人们就不再构建其他故事了。

可能吗？非也，但也并非没有一点可能性。事实上确实有成千上万的情况会导致核毁灭。核武器的可得性、精确性以及投递速度的逐年递增都切实存在，而我们却只关注了其中的几种可能情景。比如，学习决策课程的学生大约 60% 相信“在未来的 25 年内，由于中东危机，美国与一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比由于其他任何原因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都大。”进一步而言，当我们只专注于几个情景时，我们会因为（只是）对它们有一定的防备而形成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如果某情景的头一个事件没有发生，我们便会相信该情景的其余部分也不会发生（正如我们之前所确信的网球明星一定会参加匿名戒酒会，然后戒掉酒瘾进而赢得锦标赛）。认为像核战争这样的事情只会在特定情景的情况下发生，这是一种短视、非理性的思考方式。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仔细考虑问题。情景思维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会使思考者从更宽泛、更系统的决策情境中转移注意力，仅聚焦于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因果故事。情景思维会使人们在总体上高估了进入意识的情景的发生概率，而低估了事件以其他某些方式发生的长期概率。此外，记忆和推理存在一种普遍的倾向，会产生偏差以便于使情景的主题与理论相一致。本书想要传达的一个主要信息就是，理性分析要求对情境和可能结果进行系统全面的表征，以便评估事件发生的重大潜在概率。我们认为，概率（以及一些其他统计量）是人类文明发展出来的用以处理不确定性及其他决策困境的最好工具。与陷进一些少数几个扣人心弦的情景细节相比，概率评估更加有效。此外，概率思维意味着可能性的微小改变往往具有巨大的长期效应。例如，假如我们必须要玩俄式轮盘赌，我们会希望有更多空的枪膛存在，然后去（生动形象地）想象子弹会在哪一个膛中。在第 8 章，我们将会探讨如何在不确定情境下进行清晰理性的思考。

只有在被试能够生成具有说服力的因果解释，把原因与结果融合在一起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后见之明效应。

受到情绪的影响，记忆会产生偏差，那些痛苦的成人更倾向于回忆童年的痛苦事件。并且，如果一个人相信当前的问题可以在童年找到根源（或许是他们的治疗师这样告诉他们的），那么这一信念本身将会作为一个组织原则，更大程度地歪曲记忆（回忆上面提到过的 Conway 和 Ross 在 1984 年做的研究）。后见之明的偏差记忆强化了“三岁定终身”这一生命发展理论。

我们的心智的一个主要功能在于创建一个模型，以揭示我们当前处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一辆车在我们前面突然改变了行驶路线，我们会更新自己关于交通状况的心理模型以免被撞；当我们发现一个之前信赖的人实际上并不值得信赖，我们会调整自己关于那个人的心理模型，使自己即便身处困境也不会依靠他。为了使情境模型保持最新，我们就需要不断更新关于我们在哪里以及将要发生什么的想法。当我们必须为以后做出打算时，这一过程是具有适应性的。的确，我们应该还记得决策理论的基本原则，我们不用去理会沉没成本，而只需聚焦于未来的概率和效用以做出理性选择（见第1 章）。但是，当我们忙于这种不断调整的过程时，我们就遗失了过去，发现很难重新找回过去所思甚至所做的事情。通常来说，这倒是件好事。

人们在思考和讨论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件时，常常会有截然不同甚至有时完全相反的观点。这并不奇怪，毕竟这些事件往往都神秘莫测，人们对其知之甚少。但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谈，我们大脑本身的设计似乎也不太善于对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进行系统的推理。可能是因为一些演化上的原因，我们倾向于对不确定的事件进行过度解释，而且，即便明白这些事件本质上就是无法预测的，我们还是会对事件的经过产生奇异的想法，其中包括许多迷信的观念（ Sagan ， 1997 ）。正因为我们对不确定性和随机事件有一些与生俱来的错误观念，因此，只要对概率论这样一个技术框架略知一二，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没有特别的训练，没人会以概率的方式看待世界。相反，在人们看来，整个世界中的各种事件和事物看起来都像是由因果关系粘合在一起的，并且大多数人确信这些因果关系是存在的，他们在思考的时候关注的是因果关系的强度，而非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