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是犹太裔政治哲学家、作家汉娜.阿伦特，在其著名报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的一个视角独特、很启发思考的概念，阿伦特当年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报道了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耶路撒冷审判。平庸之恶是她对人性之恶的哲学思考，来解释艾希曼这样一个“即不邪恶、又不狰狞”的再普通不过的官僚，何以会成为恶魔的帮凶，参与组织策划犹太人大屠杀。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之所以成为恶魔的帮凶，是因为他没有思考能力（Inability to think），他只是执行命令，他不认为自己有罪，他只是做了他认为应该做的，正如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审判中为自己辩护的那样。艾希曼身上的恶并不是恶魔身上的那种极端之恶，他身上的恶体现出一种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这种平庸性在于他没有思考能力。
如果说艾希曼身上的恶，就像他的平庸乏味的人格一样，体现出一种平庸性；那么与此相对，希特勒这样的恶魔身上的恶，恰如他的极具煽动力和诱惑力的极端人格一般，也体现出一种极端之恶的性质。
不过平庸之恶很容易被解读为平庸本身就是一种恶，甚至极端化为普通平凡就是一种恶，平庸之恶成了普通人的一种原罪。这种解读本身就是一种平庸的解读，作为一名政治哲学家和作家，阿伦特自然不会如此极端或肤浅。不过这样的解读很有市场，将阿伦特说的“恶的平庸性”解读为“平庸之恶”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有一位当代知名美国女画家马琳.杜马斯，就有一幅画作叫“恶是平庸的（Evil is banal）”，意在表现普遍的人性之恶，用画家自己的话说，画作主题就是来自阿伦特对耶路撒冷审判的报道，杜马斯对人性之恶的看法自然也与她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
阿伦特的洞察或许不乏创见，但是我们仍然要思考：阿伦特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站得住脚的？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之所以表现出平庸性的恶，是因为其思考能力的丧失或思想的丧失，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艾希曼的恶的平庸性在于其思考能力或思想的平庸。而艾希曼的恶的平庸性，终究是其人格的平庸的体现。这样就可以将艾希曼人格的平庸及其恶的平庸性归因于其思考能力或思想的平庸或丧失。
我们有理由对此持怀疑态度，艾希曼的恶的平庸性真的是源于他思考能力的丧失吗？如果阿伦特是对的，那么一个民族中最有思考能力、思想最活跃的人，如思想家或哲学家，当会摆脱人格的平庸，当会摆脱平庸之恶，即使处于纳粹德国那样的极权主义体制之下，也自会卓尔不群，不会与恶魔同行。但是，事实却打脸，阿伦特挚爱的老师、被世人誉为存在主义哲学大师的马丁.海德格尔，就在当年加入了纳粹党，成为希特勒的拥护者和崇拜者；而孕育出了众多伟大哲学家的德意志民族，当是世界上最有思考能力的民族之一了，那么，希特勒能在这样一个有伟大哲学传统的民族中煽动起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煽动起战争的狂热，让那些狂热的德意志民众集体丧失了理性，集体表现出了平庸性的恶，用阿伦特的恶的平庸性的观点是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的。阿伦特后来为海德格尔加入纳粹的行为辩护，我们就可以理解，抛开感情因素，其实她也是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她不会接受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会沦落为不思考的平庸之徒，成为恶魔的拥护者。
阿伦特发现了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的恶，却没有找对其罪恶之源。艾希曼的恶的平庸性不在于其思考能力的丧失 --- 他为自己辩护的鬼话没有几个人会真的相信，艾希曼不乏思考能力，他是纳粹屠杀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者，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与其说艾希曼是没有思考能力的平庸乏味的官僚，不如说他是一部拥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和程序的没有情感的官僚机器。不是他的思想的无能或平庸 --- 事实上他是捍卫纳粹信仰的狂热的纳粹主义分子，是情感的平庸和贫乏，构成了他的人格的平庸；不是思考能力的丧失，是同情心的缺失，是冷漠、自私、傲慢，还有文明外表下的野蛮，构成了他的平庸性的恶，让他成为了恶魔的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