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邀大学舍友某君略表《左传》之感，五千余字，洋洋洒洒。某君谦虚却难掩其内心之兴奋，今之于鄂求学三年，专治法史，其功力如何，自不待言。
余闻鄂之荆州春秋阁，有一副对联：文夫子，武夫子，两个夫子；著《春秋》，读《春秋》，一部《春秋》。一文一武，两位圣人，尽人皆知，孔子和关公。《春秋》何也？余初闻之，乃“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中国上下五千年，单以“春秋”作为一个时代是以经书《春秋》为名的。孔子作《春秋》，言简意赅。然后人阅之，不解者居多，何也？孔子惜字如金否？非也。
儒家经典分经传，《春秋》为经，《左传》为传，二者关系犹如今之教材与教辅。然若不读《左传》，《春秋》之简，难懂其理。
单看《春秋》，有一事记载只有八个字“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余尝闻“董狐直笔，赵盾胆寒”，何也？董狐，晋国史官也；赵盾，赵宣子也。如若不看《左传》，我们会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董狐直笔，赵盾就会胆寒？当时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左传》里却有详细记载：晋灵公夷皋欲杀赵盾，而赵盾幸而逃过，未出晋国之时，其亲族赵穿杀灵公。然董狐却在史书上写“赵盾弑其君”。赵盾不服，辩解说不是这样。董狐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
这其中不仅仅在于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还在于我们从中能否得到一些启发。
首先，如果我们只看到董狐的话“赵盾弑其君”，一定觉得赵盾是个叛逆的臣子，以下犯上，不是个好人。但通过孔圣人的话“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发现事实不是如此。这让我们知晓“眼见不一定为实”，何为“实”也？乃是透过表面去寻找背后真正所隐藏的事实本身。
其次，董狐“直笔”，难道就错了吗？作为史官，看起来他写的不是事实啊。赵盾并没有杀晋灵公，而是赵穿杀死的。董狐的用意何在呢？孔子可是对董狐赞赏有加的，“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可见，他并非是有意针对赵盾。当然，我们承认，董狐记载的并非客观事实。但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他所追求的并不是以事记事，而是一种政治追求，这也就让“董狐直笔，赵盾胆寒”流传至今，警醒为非作歹之人。后世文天祥《正气歌》里有言：“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可见，董狐之影响以及其政治上的正确性和远见性。
再次，孔子言“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孔子为赵盾感到惋惜是因为他还没有离开晋国，晋灵公就被杀死了。如果他离开了晋国，则国君的死，他是可以免罪的。这其实牵涉到了国际法的问题。这其实在春秋战国经传典籍里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文字记载，许多儒家经典亦非排斥其他思想，而是以包容心纳之，中国传统体现出来的“外儒内法”实乃其证也。
最后，回归正题。《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作者相传为左丘明，未考证。汉代刘向曾梳理过关于左丘明的师承关系：左丘明传曾申，曾申传吴起，吴起传吴期等等。后人皆知吴起大名，其与兵家大师孙武齐名。我们亦须知晓这样一个事实：古籍成书既不成于一时，也不成于一人。考虑到《左传》为后世关羽、杜预、冯异、羊侃、王僧辩等人所至爱，再考虑到左丘明与吴起之师承关系，是否《左传》也经过吴起之统筹呢？
不读《左传》，不仅仅难懂《春秋》，亦不会理解《论语》、《诗经》等等。就像你在谈论一个问题，如果不将其历史背景梳理清楚，那么，你很难真正去理解这个问题。读懂《左传》，读懂的不仅仅是历史，也是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