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并不是出于什么历史的时刻或者又发生了某些刻骨铭心的事情，纯粹就是读完《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后的感想。算算时间，如今2018年距离那个充斥着血腥、恐怖的1937年已经有82年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亲历者有些人已经过世了，而在世的人也已经垂垂老矣。前段时间看过于2014年开拍，2017年公映的一部记录抗日战争时期“慰安妇”的电影《二十二》，在片尾列出了2014年时仅存的二十二位慰安妇受害者的名单又只剩下了九位，不单单是她们，在抗战十五年间在战火中幸存的将军、战士和平民也在逐年减少。而当我们以及子孙再想了解这些历史时，又应该从哪里去寻找？本书的作者通过父母对于南京大屠杀的间接讲述，并在后来和有关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制作人的接触激发了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兴趣。在作者生活的美国社会这段历史却少有人知，电视网络少有报道，而相关专著更是阙如，因此也激发了作者想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专著的愿望。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仿照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小说《罗生门》的结构，由日本侵略者、中国人和欧美人士三个角度来描写南京大屠杀；第二部分则是关于战后时期欧美各国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漠视以及日本对于自己罪责的逃避等。
第一部分之中，于日本侵略者他们仅用5万人以4天时间便攻破了当时作为中国政府首都的南京，当踏进城门时他们面对的是城中50多万平民以及9万名缴械的中国士兵，他们首先感到震惊，10倍于自己的中国人就如砧板上的鱼肉任由自己宰割，作者引用了一名日本士兵东史郎日记的一段话。
“我想，他们是怎么变成战俘的呢？他们有那么多人——超过两个师团的兵力，竟然没有尝试任何抵抗。这么多军队中一定有为数不多的军官，但没有一个留下来，我想他们都逃跑了......但如果他们奋起反抗，我们的部队一定会被彻底消灭。”
东史郎心中既为这群饱受惊吓、饥饿交加的中国士兵难过，又为这些人的懦弱而厌恶。一种优越感和厌恶感充斥在东史郎等日本士兵心中。
我读于此心中不禁感叹，平民束手就擒也就算了，可那些手执枪械的士兵又为何这样轻易投降？况且此时弹药充沛，城内士兵也接近对方两倍啊！我想起在上学时，老师曾讲过《狼牙山五壮士》，听罢一位同学义愤填膺，动辄要号召十几亿华人全体进攻日本四岛。他曾说，我们中国人每人吐口唾沫也能淹没整个日本国......这当然是小学生说的无知言语，不过从这句话也可以得出我们中国人人数众多的结论。我们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日本当时为一亿人口，比例约为10:1，而在1937年的南京城，中日双方也同样约为10：1的人数比例，可是这些人面对着日本人对于身边同胞的刀杀，活埋，枪击......却无丝毫的反抗与愤怒。
与杀戮同时的是日本对于中国妇女大规模的强暴，作者写到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妇女被强暴的人数在2-8万人，日本在南京城街道以及附近村庄抓回许多妇女，并将每个妇女分配给15-20名日本士兵，任由他们凌辱......
南京大屠杀中日本对中国妇女大规模的暴行之后，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谴责，导致许多中国妇女被日本士兵残酷杀害，以销毁罪证。更导致日本政府开设了“慰安所”，从朝鲜、中国以及新加坡等地“征召”大量的妇女，使得日本对妇女的凌辱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于中国人，南京城从古来繁华的六朝古都转变为了杀戮与罪恶的人间炼狱，国民政府从蒋介石到直接领导南京保卫战的唐生智都明显的表现出了对战斗前的准备不足，作者提到中国军队的素质不够、弹药短缺和训练不足以及军队之间各自为战。
在唐生智接到蒋介石撤退的指令时，立马忘记了先前视死如归的豪言壮语，弃城中尚在与敌战斗中士兵以及平民不顾，只带领着部分人员火速的逃离南京城。而在其他关于抗日战争的书本中更提到，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开始前为表决心，下令将大量船只运离南京，并且在长江沿岸设立军队命其对擅自渡江的士兵开枪射击。本书写到唐生智在大战期间多次电询蒋与日本言和之事。对于此人表里不一、前后矛盾之表现真真令人发恨！
而最后便是南京城中的第三方——来自德国、美国等地的商人、医生和传教士等，他们本可以像那些临战已经离开的同事一样，远离战火侵扰，可他们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军队未攻破南京城时，这些欧美人士对于中国的印象并不嘉，原因是1927年国民革命军攻破南京时对外国人大开杀戒，更有人联系到了几十年前的义和团。这些欧美人开始的打算是想让日本人攻破南京城给他们恢复期盼以久的和平、安宁和繁荣，却不想这些人会把这里变成杀戮恐怖的地狱，或许他们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一群与自己非亲非故的中国人的救世主。
对于日本所作所为的憎恨，使这些来自各自不同国家的人结成了同一阵营，作者有代表性的介绍了约翰-拉贝、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以及金陵文理学院校长魏特琳。这些名字我先前听说过，但对于他们详细的身世以及事迹却所知甚少。更令我惊讶的是作者提到了约翰-拉贝的身份竟然是德国的纳粹党人，德国纳粹在欧洲进行下了和日本同样罪恶的暴行，《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相关影片更是家喻户晓，然而约翰-拉贝这个所谓纳粹党人却拯救了十几万中国平民，更令人感动的是他给那些知悉纳粹罪行的同事一时间对于整个纳粹的改观，其中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乔治-菲奇甚至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为了与拉贝和在南京的其他德国人保持友谊，他几乎也想佩戴一枚纳粹臂章了。
正是这群欧美人士利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医院，金陵文理学院收容南京城中的难民，他们每天要应对来自日本军队的骚扰与威胁，并竭力去制止日本人的暴行，其中拉贝佩戴的象征纳粹党的“卍”字臂章在此更成为了护佑中国难民的平安符......
在同时我想说的，也是作者在第二部分提到的，这些欧美人士在南京大屠杀乃至整个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却面对着不公的待遇。
作者提到，在冷战和中国改革前的岁月中，中国断绝了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将大量留在南京的外国人驱逐出境，其中就包括了拯救了数千名中国人性命的南京安全区的管理员。而这些人在每天面临生命威胁的抗战年代都不曾离开这座城市半步，他们把自己所见日本的暴行写成文字邮寄给各大报纸，并且强调在发表时不要标注自己的名字，为的是不让日本军队因此把他们赶出南京城，而今战火止息，在全国一片歌功颂德、歌舞升平之中这些人却要被驱逐出城！叹！叹！叹！
而且因为在南京城的遭遇使得这些欧美人士在精神和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其中前面说到的魏特琳女士遭受到极大的精神创伤，并导致精神失常，到美国之后她被送到美国艾奥瓦州一家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
而约翰拉贝回到德国之后，向德国民众揭露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并在向希特勒致信汇报时，收到了盖世太保的逮捕并受到了审问和警告。之后因为自己的纳粹身份又受到了指控和逮捕，并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在1948年南京政府给予了拉贝物质上的资助。
而在南京活下来的中国人，也多半生活在贫穷之中。
战后的南京、东京的审判中那些在中国境内犯下累累罪责的日本战犯被绳之以法，固然大快人心。但是其中也有很多让人气愤的细节。比如作者提到：“作为日本投降的交换条件，美国政府给予日本天皇免受审讯的特权，这让全体日本皇族免于罪责，其中就包括1937年任上海派遣军司令，负责指挥南京周围军队的朝香宫鸠彦亲王。“豁免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规定，以及更糟糕的是保留其皇位的决定，后来妨碍了日本人对其’二战‘罪责的历史认知。“
在最后作者说到了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否认，他们把篡改的历史观点写进了教材中。在日本国内包括石原慎太郎在内的党派成员、政府官员矢口否认或蓄意篡改南京大屠杀在内的罪行。同时在日本却也不乏那些严肃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自由撰稿人和记者。
作者虽然并未亲历南京大屠杀，却广泛的查阅相关的资料，并且亲自去采访包括日本士兵东史郎等战争亲历者，并且在与约翰-拉贝家人的交流中，发现了尘封已久的《拉贝日记》，它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研究具备极为珍贵的价值，同时又可以作为日本屠杀罪行的铁证。
本书没有浓郁的民族情绪，以客观公正的视角用简洁的语言来描述，让那些生活在异乡的华裔甚至包括许多大学的教授明确的认知这一段不应忽视、不可忘却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