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两天，终于是读完了这本名气稍稍逊色“列夫 托尔斯泰”的另一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的，描写沙皇统治末期，俄国农奴改革前夕俄国的社会风气及人民生活状态的世界名著。

首先，一直声闻托尔斯泰是世界级作家中的一朵奇葩，听说晚年的他在写完《复活》这本书后离家出走，最后被冻死在一个小驿站内甚是让人怜惜。这促使我有了来了解这位文艺界奇葩的小小渴望。

晚饭期间与侯哥聊天谈到《复活》及它的作者列夫 托尔斯泰的时候，他这样对我介绍：《白痴》的作者“费奥多尔 米哈依洛瓦维奇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特点是以主人公个人为出发点，注重描写心理活动与人的思想脉络；

而同是俄国国籍又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列夫 托尔斯泰’与其形成了极鲜明的差别：整个社会及多人描写——他可以同时描写几千人的各种特征还可以让人很好的分辨并记住这些人的特色。

这也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对作者最大佩服之处。

现在，我们说一说生活在贵族社会的男主人公‘涅赫柳多夫’和无产阶级因误判被处以流放西伯利亚作四年苦役的妓女‘马斯洛娃’。

生活在贵族圈内的涅赫柳多夫在学生时代刚有自己的思想与见解时，一次暑假在乡下的姑妈家度假期间，认识了眼眸纯净且美丽善良的少女，姑妈家的女仆兼养女卡秋莎，并对其心生情愫。

也就是后来改名为马斯洛娃的这位女苦刑犯。少男少女互生爱意却因种种原因并未互相告白，致使男孩心中一直对其念念不忘。

主张土地不应该私有制的地主的儿子少年柳多芙（涅赫柳多夫的爱称），在回到家后，渐渐被贵族社会的奢靡生活所诱惑，使他内心的坚定思想慢慢遭到腐蚀，并逐渐被所谓的享受思维所吞没。

在涅赫柳多夫去服兵役的途中，路过姑妈家住了四天，临行的前夜诱奸了少女卡秋莎，并给了女孩100卢布作为补偿。

女孩因未婚怀孕被东正教徒——极爱面子的两位养母赶了出去。

被收养在村头的一位贩私酒的“好心人”家里。

等孩子临盆，卡秋莎的100卢布的补偿款已经花光了，她不得不在在自己的孩子送往教堂寄养的途中病死后找些活计来养活自己。

经过几次波折的工作后，长相极美的少女无奈做了街边的招客女。

这样过了几年，卡秋莎不幸被卷入一场跟她有过肉体交易的一位被害的商人的谋杀案中来：已经露富的醉酒的客人喋喋不休的纠缠着马斯洛娃，这使得她想给他点安眠药让他睡下自己好离开。

老鸨给了她一包掺着毒药的安眠药她却不自知，最终致使商人喝了加入安眠药的伏特加（也可能是别的酒，记不太清了）的第二天心脏骤停而猝死。

马斯洛娃在法院陪审团的决议下被认为无罪，但非常可怕的是他们漏掉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她犯了这样的罪，但是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

漏掉的这句话的前面是这样写的：“马斯洛娃没有劫夺钱财的意思，且没有盗窃钱财。”

可由于疏忽谁也没想到在决议书中填上他们漏掉的这句话。

这就使得马斯洛娃的罪名变成了：“没有任何意图，就是想杀人。”

而刚好被谋杀的商人是中奖的这位。

因而卡秋莎被急着回家跟老婆争辩晚饭问题的法官判处了流放西伯利亚服四年苦役的苦役刑。

而漏掉那句话的陪审团中，刚继承了母亲遗产，依旧生活糜烂但心中仍有善良火种的柳多芙目睹了案卷的全程，并且看到了已经堕落的卡秋莎现在的状态。

这使得他异常难过，并认为卡秋莎现在的遭遇完全因他当年的肮脏的所为而发生。涅赫柳多夫压在心中多年的思想，以及对当年少女卡秋莎的爱再次被唤醒。

正在与同为贵族的女士，公爵小姐‘玛 科尔恰金娜’恋爱中的柳多芙，决定放弃他的地主权利，实现年幼的思想——土地不该被私有制，并付诸行动把自己的田产分给了并不信任他的佃户们。

接着，柳多芙开启了对卡秋莎的罪的救赎行动......

涅赫柳多夫回忆着这段时间以来他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他想起贩卖私酒而受到惩罚的农妇（如果她遵守法律就无法独自养活自己的几个孩子）、犯盗窃罪而受到惩罚的少年（少年生活的圈子使得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便是：偷窃才是英雄）、由于流浪而受到惩罚的流浪汉（因为流浪汉没有身份证明）、犯纵火罪而受到惩罚的纵火犯（事实上这是一场误会）、侵吞公款而受到惩罚的银行家（或许这是唯一一个因为后台不够强硬而被判有罪的资本家）。

他还想起不幸的利季娅，这个十多岁的姑娘受到惩罚仅仅是因为“政府”认为或许可以从她那里取得必要的情报，此外还有违反东正教而受到惩罚的教派信徒们、要求国家有宪法而受到惩罚的‘古尔凯维奇’、因身份证过期未及时补办而被捕的一群建筑工人（事实上，由于“政府”的疏忽，早该被释放的他们，已经被关在监狱里大半年之久了）。

涅赫柳多夫想来想去，不由得异常清楚地得出了这样的想法：所有这些人被捕，监禁起来，或者流放出去，根本不是这些人违反了正义，或者有非法的行为，仅仅是因为他们妨害那些官僚和富人占有他们从人民手里搜刮来的财富罢了。

不管是贩卖私酒的农妇也罢，在城里闲荡的窃贼也罢，藏匿传单的利季娅也罢，破坏迷信的教派信徒也罢，要求国家有宪法的古尔凯维奇也罢，统统在妨害那些人做这种事。

“这种事所以会发生（在这之前，狱长，警察在炎热天押送几乎大半年没见过太阳的犯人去火车站的途中，因为自己的淡漠而使五位犯人被活活晒死）。”涅赫柳多夫在想。

“就是因为所有那些人——省长啦，狱长啦，警官啦，警察啦，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种局势，使得人们无须乎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确实，所有那些人，省长也罢，狱长也罢，押解官也罢，所有那些人，假如不是做了省长、狱长、军官，那就会反复考虑二十次：在这样炎热的天气能够打发人们排成这样拥挤的队伍上路吗？

他们即使上了路，也会停下来二十次，看见有人变得衰弱，喘的上气不接下气，就会把他从人群里带出来，送到阴凉的地方去，给他水喝，让他休息一会儿。

遇到发生了不幸，他们就会表现出怜悯来。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甚至不许别人这样做，无非是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面前站着的是人，他们心目中没有他们对人所负的责任，只有官职和这种官职的要求，把这些东西看的高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要求。问题的症结就在这了。”

涅赫柳多夫暗想，“只要承认有那么一种东西，不论是什么东西，比爱人之心更重要，那么哪怕这种情况只发生一个钟头，而且是在某种独一无二的情况下发生，那么任何一种损害别人的罪行都可以在自以为无罪的情况下干出来。”

这里作者有一句话特别的对我来说感触颇深：凡是人，都是一部分依照自己的思想，一部分依照别人的思想生活和行动的。

（马斯洛娃的思想因接触政治犯‘玛利亚 帕夫洛夫娜’的思想后，开始厌弃她自己以前所认为对的，在我们这些不曾从事或接触她的工作的大部分人所认为的奸淫罪恶的事情，并开始了自我思想的转变及致力于找回当初的少女卡秋莎的原貌。致使作者对此行为有了以上的见解。）

有些人，在大多数场合下，总是用自己的思想做智力游戏，对待自己的理智如同对待一个摘掉了转动带的飞轮似的，或又可以说像断了线的纸鸢一样，因而他们在行动中总是顺应别人的思想，顺应风俗、传统、法律。

有的人却认为自己的思想就是自己活动一切的主要推动力，几乎永远倾听自己的理智的要求，顺应这种上述的要求，只是偶尔，而且是在经过批判的衡量以后，才遵照别人所决定的意见行动。

这跟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跟随自己的心’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跟随不是盲目的，不合时宜的，而是对一切的事情用理智来检查和决定，而且一旦做出决定，就一定照着去做。我把这类人成为：‘有原则的人’。马斯洛娃最终决定嫁给喜欢这样做事的同被流放的政治犯‘西蒙松’，也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从故事的开始——马斯洛娃在法庭被误判；到故事的即将结束——马斯洛娃被改判为流刑（一种不需要做苦役，且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流放地点的苦刑）并决定嫁给同样爱她，且与她身份同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西蒙松为止。

在涅赫柳多夫所生活的国家历法看来，这样的生活统共过去了三个月。

柳多芙一连三个月所见到的种种情形，使他得出了这样的概念：人们借助法院和行政机关，从所有自由人当中抓走一批最神经质（窃贼少年）、最激烈（思想固执的摆渡人流浪汉）、最容易冲动（纵火犯）、最有才能（政治犯）、最有力量的人（无产阶级的人们）。

这些人同别人相比，往往最缺少狡猾和慎重，而且对社会来说丝毫也不比那些仍旧自由的人更有罪，更危险。

然后，第一，这些人被关押在监狱里，旅站上或者服苦役的地点。他们一连监禁若干月以至若干年，过着完全闲散和衣食无虞的生活，脱离自然界，脱离家庭，脱离劳动，也就是处在人类的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条件之外。这是一。

第二，这些人在那些机构里遭到各种不必要的屈辱，例如带上镣铐，剃光半边头发（沙皇时代的俄国对待男性犯人的一种普遍方式，这种方式与国内的剃光头发以防止斗殴事件不大一样，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别人分辨这是有罪的人。），穿上丢脸的衣服，也就是说使软弱的人被剥夺了力求过好生活的主要动力：关心别人的意见，羞耻心和人的尊严感。

第三，他们经常有性命之忧，因为在监禁地点经常有传染病流行，犯人们体力疲惫，狱吏经常殴打犯人，至于中暑、水淹、火灾之类的情况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第四，这些人被迫结交淫棍、凶手、歹徒等，在生活中，尤其是在这类机构中遭到极端腐蚀的人。那些已经腐化的人对这些还没有通过一般方式完全腐化的人所起的作用，无异于酵母对面团所起的作用。

最后，第五，凡是深受这种影响的人（这类人更多的是监狱里的执法者），无不通过极有说服力的方式，而且恰恰是通过别人强加给他们的不人道行为，例如虐待儿童、妇女、老人，殴打，用树条或皮鞭抽打，对于抓回活的或者死的逃犯的人一概发给奖金，拆散夫妻，使得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私通，枪杀，绞杀等方式，总之，他们通过极有说服力的方式领会了一个道理：各种暴力、残酷行为、兽行，在对政府有利的时候，非但不会遭到政府禁止，反而得到政府的批准，那么由此可见，这类行为对那些处在丧失自由、贫困而不幸的境况里的人来说，就越发是可以容许的了。

所有这些办法都像是特意发明出来，以便制造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形成的、登峰造极的腐化和恶习，然后再把这种登峰造极的腐化和恶习按最广泛的规模传布到全体人民中间去。

“这简直仿佛是提出了一个任务，要用一种最完善和最妥当的方式腐化尽量多的人似的。”涅赫柳多夫仔细研究了监狱里和旅站上发生过的种种事情以后，暗自想到。

“难道只不过是这样一回事吗？”

涅赫柳多夫读到一位传教的英国访俄记者在监狱里传扬福音后所送给他的这本《福音书》后，对自己所看到的事情，疑惑而不解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该怎样保持的最大问题有了最明了的解释。

这段话这样写道：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

——(马太福音 18:21-33)。

——11/28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