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堡文化研究 第62期
作者：和谷
编辑：秦陇华
1968年，我16岁，便结束了十年寒窗的学生时代，回乡当了农民。于是，所谓的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养老送终，传统农民的生存套路在我眼前渐次展现开来。祖父16岁时已经成婚，父亲有我时也还不足20岁。我是长子长孙，赶紧问个媳妇，成了当务之急。
那是一个冬月里的晴天，正赶镇上集市，逢的是农历二五八，乡人称集市叫过会。会散之后，我像一只小羊跟在祖父和媒人身后，去相媳妇。沿着长长的铁路走了十多里，又爬上羊肠小道，翻过高高的山梁。再登上山塬，浑身汗涔涔地进了一家长着洋槐树的小土院。午后的阳光照在窑背上，洋槐枝沙沙地响，踏入寂静的土院时，我感觉到了心跳，有点冷也有点暖和。未来的丈母娘亲热地让我们坐在热炕上，她喊媒人叫舅，张罗茶饭中不时打量她未来的的女婿娃。稍时工夫，我透过贴满窗花的玻璃看见了走进土院的一个秀溜的女娃，小辫齐肩，悠悠地抖擞着，叫声“妈”，利落地进了土窑。她浓眉大眼，鸭蛋脸盘，红扑扑的，笑得好看。问过老舅和祖父，便坐在炕前的灶火旁拉动风箱。我们对视着，捉迷藏似地交换着眼神，彼此羞怯而友好，看来该是中意的未来的夫妻。
之后，“小辫”随母亲来到我家看家境，不嫌穷家当，不挑我人样。我也看中她的相貌，只是她幼年辍学，没文化，我想农家媳妇只要认得钱和粮票、布证，算得清工分账，不就行了吗？身体健康，劳动好，尤其人品谦和，晓得事理，就是好媳妇。过了几天，两家人到城里吃酒席，订婚谢媒，照相扯衣服。我有生第一次吃到糖醋里脊这道菜，酸甜交融，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后来婚事蹉跎，我和她说到那天的订婚照未拍成，可能是一个不吉利的兆头。走到照相馆门口，我和她不约而同地甩开家人，一起赶上前去推门，迎迓幸福的定格。门却未开，我们被关在门外，于是爱情与幸运之门便拒绝了我和她，之后也不曾与她拍过一张合影。当时，她甩着小辫，一脸的沮丧。至此，我还没和她对过一句话，不曾单独在一起处一刻钟。
那时，我们是多么封建多么愚昧又多么无知。用一句流行的话说，那时我们不懂得爱情。订婚后的每年正月，我们礼尚往来，相互拜年，是仅有的公开会面机会。礼品无非是白皮点心、鸡蛋糕、苹果罐头、芝麻糖一类，所谓的四色彩礼是手帕、袜子、鞋和头巾。相聚时，我们很少说话，只是在你送我一程我送你一程的离别时，才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些客套话。也似乎不去正视对方的眼神，但心里头还是滋润的。我们循规蹈矩，正儿八经的，在身体上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亲口口拉手手，俩人山圪里走”的情形只是民歌里唱的，谁也不敢那么放肆，那么奢华和浪漫。
最困扰家人的是这桩婚事的彩礼，720元，得在嫁娶前交割清，当时的彩礼少则500元，多则1000元，我问的媳妇价码居中。冰天雪地我挑一担百十斤重的柿子去20里外的城里叫卖，一毛钱四个，鸡叫出门，赶黑回家，得款3元左右。一口猪，母亲从春喂到冬，赚钱百元不到。一个劳动日10分工，每个劳动日3毛7分钱，年底分红时扣除口粮钱剩不了百八十块。算算这笔账，彩礼便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千人一理，行情在市上，谁也怨不得规矩，大人欠娃的是一个媳妇一间房，孩子欠老人的是一副棺木，这是乡里人的规矩。我明白其间事理，但受心理压力的影响，难免有迁怨对方的时候。
而后我当了一家水泥厂的开山矿工，月薪34元，省吃俭用，总算清了彩礼。两年后，我到西安上了大学，一餐饭想多吃一个五分钱的馍也成了不可企及的奢望。我过年去给丈人拜年，想讨个费用，每次得到的不过一二十元，觉得很扫兴。这又难免迁怨于无辜的“小辫”，甚至在我幼稚的心态上有一种抵触买卖婚姻的冲动。“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我认为不是说我，但我还是心虚。如何了却这桩婚事，成了我的心病。老实说，此时的我并无外遇，来往的女子中，我不奢望与她们发展关系，主要是我自卑，只为我不是城里人。同学中，谁他爸是个股长，他都敢来吓唬我。于是，我们这些乡巴佬也就穷则思变，誓死改变人生的命运。
这时候，“小辫”在老家高高的山塬上修地送肥，拉着架子车疯跑。她期待着当了大学生的女婿娃来信，但信是愈来愈少，使她的心事愈来愈重。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读不懂我的信的，甚至许多字不认识。她写给我的情书，也是她的一个上中学的堂弟代写的。这简直让我懵了。有次过年见面，她妈抹着泪对我说，我真后悔当初没让娃念书，一个穷字把我娃害了，害一辈子。起先我在农村时，几个自然村在一起搞誓师大会，好在能照一照面，但拉话话也难。之后一年顶多见一面，就越来越尴尬。
记得最后一次在她家，我看到了她的一张照片，四寸大，很好看。尽管我已心猿意马，还是想得到这幅照片。她不给，我伸手去夺，她的小辫麻酥酥痒痒地扫在我的脸上，同时我奇异地感触到彼此手臂贴肤的温存。然后彼此触电般分开，像犯了错误似的不敢碰撞视线。在我们订婚的六年里，惟独这一次的亲昵，深刻而难忘。
我们分手在麦穗扬花的季节，我送她回家，我也顺路去赶火车上学校。我和她都默默地走，各自揣摩心事。黄土路弯弯曲曲，藏在半人高的麦海里。走累了，我们在一棵大柿树的庇荫里歇息，坐下来，依然保持一定距离。感伤，叹息，怨艾，无奈，各自心底悄悄流淌的是一条无名的河。她玩弄着辫梢，始终一言不发。就在临分手的三岔路口，我们驻足，她说，去我家吧！她在乞求我，神色凄美无限。我还是硬着头皮拿定主意说，不了。她泪如泉涌，掩面回头，甩了一下小辫，快步踏上回家的路。我木在风里，她末回首，消失在小路的尽头。我的脚很沉，“一碗凉水一张纸”，卖了良心的是我，负心郎是我，伪君子还是我。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西安当记者，数九寒天上陕北采访。返程路过老家，在小城郊野的铁路旁，又奇迹般地遭遇“小辫”。我头发很长，胡子好久也未刮过，裹着个棉大衣，一副流浪汉的样子。过铁道时，一位留剪发头抱小孩的媳妇在我面前站住了。她望着我，我不认识她，我端直走过去。不对！我的心砰然碎了！她不就是我曾经的“小辫”吗我站住脚，回首望去，不可名其状。这一次，是她驻足守望，而我却走开了。走好远了，我回头望望，她还立在风中。回到家，我告诉祖父在路上看到了她的情景，祖父嫌我没搭话，老人家倒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唉！
（写于1996年8月于海南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