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教科书里，曾国藩被定义成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官员。当然，他也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甚至在他死后，清王朝还追授了“文正”的谥号，在专制帝国时代，这可是一个文臣死后能够享受到的最高礼遇了。尤其近些年，曾国藩获得了成功学的推崇，关于他的成功学书籍是铺天盖地。本书，它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还原了曾国藩真实复杂的一面。这一面，可能会让你感觉有些陌生，比如，他有湖南人特有的“巴蛮”性格，做事情敢想敢干，不计后果；同时他也是一位儒家士大夫，心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可是竟然会逼迫皇帝给他督抚大权；他生活节俭，但也收受贿赂；他创办过近代兵工厂，但是又沉迷于相面、风水等迷信活动。这一切都让我们觉得曾国藩这个人既矛盾又复杂，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曾国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本书作者张宏杰根据对曾国藩书信以及其他历史文献的研究发现，曾国藩身上的矛盾和复杂，是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导致的。在晚清官场那种贪污腐败横行的大环境下，曾国藩为了能够平息战乱，推动国家进步，就势必要对现实做出妥协。他在秉持着自律清廉的为官原则的同时，磨练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实事求是的处事态度，最终达成了自我境界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不仅讲述了曾国藩作为一个政治家成长的全过程，而且还细致分析了曾国藩的财务收支情况以及迷信神秘文化的细节，被公认为是讲述曾国藩最丰满也最有趣的人物传记。
再为你简单介绍一下作者张宏杰，他是当代中国知名历史学者，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除了这本《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他还有《饥饿的盛世》《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著作。
那么下面，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曾国藩“巴蛮”的性格特征。曾国藩发扬湖南人特有的气质，通过“结硬寨，打呆仗”平定了太平天国；接下来。我会来讲述曾国藩的官场生涯，你会了解到曾国藩从一个政治空想者转型成为政治实干家的全过程；然后，我们会了解曾国藩一生的财务支出情况，看一看他到底是一个清官还是贪官；最后，我会告诉你曾国藩对待神秘文化和西方科技的态度。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内容，曾国藩“巴蛮”的性格特征，使他这一介书生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
我们在读《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本书时，关于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可能给你最深印象的就是他非常“巴蛮”。这个词来自湖南方言，去形容湖南籍的曾国藩是再合适不过了。那这个“巴蛮”是什么意思呢？“巴”有粘住、巴住不动的意思，这个词指的是固执、不灵活，而且在湖南方言的使用语境中往往带有贬义，比如“做事情不要巴蛮”。但是在一些特定语境中，“巴蛮”也可以指代硬着头皮做事，或者做事执着、敢闯敢拼。这个词被公认为是形容近代湖南人性格或者湖南气质最准确一个词，湖南人为人处事中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巴蛮”，敢作敢为。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特别是他早期的官场生涯，他的“巴蛮”表现的特别明显。这并不是说曾国藩思想保守固执，刚愎自用，而是说他的做事风格非常执着，只要他认定要做一件事，即使没有条件，他也要创造条件去干。比如，他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军这件事。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并将南京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形成了清王朝与太平天国南北对峙的局面。由于清政府的两大正规军，八旗军和绿营军都已经腐朽不堪，毫无战斗力，根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无奈之下，清政府只好鼓励地方官员办团练，也就是允许地方官僚自行招募士兵，组成军队抗击太平军。
曾国藩正是在清政府的这个号召下投身到战争中的。但是作为一个长期在中央任职的文官，他一没有在地方工作的经验，二根本不懂军事，如何征兵、练兵，从哪里征粮、征饷，战术和后勤是一概不知，他到底该从何处干起呢？没办法，只能“巴蛮”着干。
首先，打仗靠的是人力。曾国藩作为一介书生，他能管理好那些暴烈好战的士兵吗？而且兵源又从哪里来呢？
曾国藩在湖南本地直接招募士兵，而且还要求必须是天性淳朴的农民。士兵招募完成后，在进行严格军事训练同时，还要配合儒家礼教的政治教育。所以当时就有人在背后嘲笑，说曾国藩办团练是“儒生带乡奴”。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曾国藩居然初步建成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可靠的队伍，这也就成为后来湘军的基本班底。
兵源问题解决了，那后勤保障怎么办呢？按常理来说，曾国藩的队伍是在湖南招募的，后勤保障自然是应该由湖南地方官员来负责。但是团练的本质，相当于是清政府在庞大国家机器上开了一道口子，允许体制内的官员在体制外招募独立作战部队，这些团练是不受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合法性也就成了问题。再有，晚清的官场腐败横行，各种潜规则都制约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加上战争导致地方财政已经空前拮据，所以湖南官场对支持曾国藩是非常不积极的。为此曾国藩只好冒着牺牲政治生命的风险，多次给咸丰皇帝上书，逼迫皇帝给他统领地方的大权，给予湘军合法化的地位，甚至还接连弹劾了湖南和江西两位巡抚下台，强逼地方官僚支持湘军作战。
在解决了兵源和后勤问题后，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就要直面太平军了。与湘军对阵的太平军将领，不论是前期的石达开，还是后期的陈玉成和李秀成，都积累了大兵团运动作战的经验。当时太平军的战斗力达到什么程度呢？简单地说，太平军可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一路攻城略地，转战三到四个省份，连续发起数次大规模战役，战争范围波及到大小数十个城池和据点。依靠运动战战术，太平军即使在后期实力衰落的情况下，依然能与清军作战不落下风。
曾国藩跟这些人比起来，军事指挥能力至少差了几个数量级。所以，在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早期，湘军留下了一连串耻辱的战败记录：1854年，湘军遭遇靖港大败，刚刚建立起来的水师被太平军重创，曾国藩险些跳江自杀；同年年底，湘军又遭遇虎口惨败，水师几乎全军覆没；1855年，太平军将领翼王石达开发动西征，横扫江西全省，湘军被驱赶到南昌，困守孤城。
这一系列的惨败都给湘军很大的打击，但是湘军和曾国藩并没有被打倒，反而在屡败屡战中一点点吸取作战经验，并逐步发展壮大。到太平天国灭亡前，湘军主力部队已经发展到20万人的规模，汇聚了像李鸿章、刘坤一、丁汝昌等军事将领。同时曾国藩也基于太平军擅长打运动战的特点，为湘军制订出了对付太平军的战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结硬寨，打呆仗”，也就是用堑壕战对付太平军的运动战。当遭遇太平军时，湘军尽量不去做正面对抗，而是立刻开始挖堑壕，利用工事和壕沟瓦解太平军的机动灵活战术。
曾国藩“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术风格就是把湖南人“巴蛮”的品质发挥到极致的标志。湘军就像是湖南山涧里缠绕在悬崖边上的藤蔓一样，死死地巴住太平军不放，慢慢耗尽太平军的力量。这种战法最典型的表现就是1859年冬的安庆保卫战。当时湘军在曾国藩弟弟曾国荃带领下，在安庆城外围挖掘了两道五丈宽、两丈深的壕沟，靠近安庆城的壕沟用来负责进攻城池，外面一层用来阻止支援安庆的援军，而后湘军继续通过挖掘地道逐步渗透到安庆城周边，城内的太平军曾经尝试出城消灭堑壕里的湘军，但是往往一场仗打下来就会造成太平军几千人的伤亡，而湘军一般只会牺牲数百人。最后渗透到安庆城下的湘军利用炸药破坏城墙，攻陷了安庆。安庆保卫战结束后，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西大门被打开了，湘军也从抗击太平军的队伍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攻克天京，彻底平定太平天国的核心力量。
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讲到曾国藩敢想敢干，勇闯硬拼的性格特点，他凭借“结硬寨，打呆仗”这种笨办法最终战胜太平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巴蛮”的性格的确让他克服了自己作为文人不懂军事的难题，使他在屡战屡败后，不断汲取作战经验，完善军事思想。但是这种性格也险些断送了曾国藩的官场生涯。
第二部分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第二个内容，曾国藩的官场生涯，以及他从空想家转型成为政治实干家的过程。
相比在战场上遇到的失败，曾国藩在官场中遭遇的挫折和坎坷对他的影响更大，而且这些挫折也不是凭一腔热血和敢闯敢拼的精神就可以克服的。恰恰相反，曾国藩的“巴蛮”还险些让他断送自己的政治生涯。
曾国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胸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所以从他进入官场，就给自己定了很高的政治目标，要践行儒家思想传授给他的政治理想。你看，这就是曾国藩与众不同的地方，别人读圣贤书无非是为了考功名，然后升官发财。而对于儒家宣扬的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君臣一心，开创盛世的政治理想其实是没多少人去实践的，可偏偏曾国藩就去身体力行。所以在前期的官宦生涯中，曾国藩一直坚持不结党营私，不贪污受贿，保持着高洁的操守。但是当他想把这种理想推行到整个官场上的时候，就发现这件事太难了，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实在是很糟糕。
曾国藩刚刚进入清朝官场的时候，中英鸦片战争就爆发了。1842年，清王朝战败后，道光帝丧失了锐意改革的进取心，执政风格越来越倾向保守平庸，中央的政府官员也大都秉持“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哲学。这一时期，清王朝的政治气氛死气沉沉。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军一路连战连捷，帝国上下从皇帝到地方官员都对战乱一筹莫展，眼看着这个瘫痪的帝国即将倒塌。
面对这种动荡的政治环境，曾国藩非常渴望通过个人努力让老化的帝国机器重新动起来，至少也要为自己的湘军提供必要的支持，于是曾国藩就拿出对付太平军的那套策略来同皇帝和同僚打交道。我们刚才提到，为了获得地方支持，他动辄就上书弹劾，逼皇帝把对手罢官，这引起了湖南和江西官员的不满，一度让曾国藩在这两省无法立足。然而他还做过更过分的事。
1857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照惯例他要去丁忧守制。当时满清皇帝咸丰帝一开始是想挽留曾国藩的，但没想到，他竟然想借此要挟皇帝，要咸丰给他督抚大权，做湖广或者江淮地区的一把手。他甚至还声明，你皇帝要是不给督抚大权，那我曾国藩就不干了。咸丰帝本来就看不上曾国藩的处事风格，这个事情一出，皇帝就决定收回曾国藩的兵权，让他回老家守孝。从当时情形看，曾国藩即使复出也不太可能重掌兵权，所以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基本被断送了。
这次罢官给曾国藩的打击很大，他认为自己忠心为国，但是为什么始终得不到皇帝的信任和同僚的支持呢？所以在回到家乡后，曾国藩开始对自己的思想境界和在官场的处事态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曾国藩找出《道德经》《庄子》和《南华经》这些道家和佛教的书籍来读，帮助自己提升思想境界。当然读书只是起到辅助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时候的他心态变了，开始站在第三方角度来审视自己。他发现自己年轻时深受儒家熏陶，后来又带兵打仗，采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来治兵治民，这儒家、法家两种思想体系结合在一起让自己的意识形态变得非常僵化和严酷，而且性格上又太“巴蛮”，做事强硬，所以在旁人眼里，曾国藩做人做事都缺少必要的宽容和弹性，其他人自然就很难与曾国藩达成共识。长此以往，他就成了官场上的孤家寡人，被人给排挤出去了。
在反思的过程中，他结合了道家的无为和辩证的思想，真正理解了老子所说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道理。那些性格上过分要强的人往往是经不起外部挫折的打击，因为他们对自己期望过高，人性本来的弹性都没有了，所以失败可以轻易折断他们的意志。相反，那些看似性格柔弱，能够基于现实踏实做事的人，反倒可以在社会潮流中捕捉到机遇，成就大事。
随着曾国藩反思的深入，他渐渐懂得政治家的处事态度一定要谦退、理性，要把官僚体制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而不是时刻想着去反抗破坏这个系统。另外，官场上最基本的运行机制应该是利益，利益才是人与人合作的最广泛共识，因为利益可以协商，可以分割，还可以交换，政治家必须要学会用利益吸纳更多同盟者为自己服务。
终于，曾国藩完成了从一个政治空想家到成熟的政治家的转型。就在这时，太平天国在经历了一轮低潮后，开始死灰复燃，对清帝国的威胁又增强了，咸丰帝被迫再次请曾国藩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
当曾国藩重返官场之后，他一上来给人的印象就是脱胎换骨。
首先，是他跟同僚和皇帝打交道的态度变了，多了一份谦退和理解。刚刚上任的时候，他逐一拜访了湖南各级官僚，一开口就是要向对方请教。他跟咸丰帝打交道的身段也柔软了很多，他明确表示以后向皇帝递交奏折还是通过正常的官场渠道，换句话说，他连专折奏事的权利都不要了。这样一来，君臣之间原本僵硬的关系也逐渐缓和。
1860年，太平军攻破了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逃跑，咸丰帝震怒之下把何桂清革职，这样两江总督的位子就空缺出来。在咸丰帝的宠臣，御前大臣肃顺的竭力举荐下，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成为了负责江苏、安徽和江西这三省军务的封疆大吏。你看，当曾国藩主动放下身段，不再去逼迫咸丰帝给他权力之后，他自身的才干和实力很自然地让他成为两江总督的最佳人选。
另外，曾国藩也开始接受各种官场的潜规则，处事也变得圆滑世故了起来。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国藩跟户部书办打交道的故事。当时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要去户部报销三千万两白银。按照当时的潜规则，这笔报销要给户部的书办40万两白银的回扣，后来曾国藩把价格谈到了8万两。可结果呢，当时的政府首脑恭亲王认为，战争刚刚结束，要与民休息，这笔钱干脆就不用报销了。这不是明摆着断了户部书办的财路吗？但是这一次曾国藩说，谈好的八万两还是要给。结果他就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拿出了八万两给了户部书办。其实曾国藩的做法也能很好理解，这些书办地位低，但是权力大，这次失信于人，以后再找这些人办事就难了。
总之，曾国藩的变化与转型，让他逐步获得了同僚的认可，后来在咸丰皇帝死后，实际掌权的慈禧太后也对曾国藩非常信任。这都为他顺利平定太平天国，并在战后推动洋务运动提供了必要支持。但问题是，曾国藩这次转型后，居然也开始贪污受贿，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曾国藩已经彻底放弃清廉的政治操守，堕落成一个平庸的贪官呢？
第三部分
我们在第三部分就要详细了解曾国藩的财务情况，看看他到底是一个清官还是贪官。
张宏杰先生对曾国藩一生的财务收支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发现作为晚清的封疆大吏，曾国藩每年的年薪、养廉银，还有清朝官场的陋规累计下来应该可以让他有一百八十万两的盈余。但是曾国藩去世后，他统共只留下了一万八千两，只有1%。后来这笔钱也在给曾国藩置办丧事后全部花光了，所以曾国藩一生的财务收支最终是一个零，他没有靠几十年的官宦生涯为自己攒下一分钱。
另外，曾国藩对自己的个人生活要求也非常严苛。1863年的时候，组织火烧圆明园的英国军官戈登来到安庆拜会曾国藩。他就很惊讶地发现，曾国藩衣着破旧，衣服上居然还有油渍，根本就不像一个封疆大吏的样子。其实除了衣着，曾国藩的饮食也很随便，吃饭用的器皿居然是瓦盆。而且他除了喜欢读书、书法之外，对收藏古玩、兴建园林都不感兴趣。所以，抛开曾国藩在官场的表现，他的私生活几乎和苦行僧没太多区别。
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曾国藩为什么还要贪污受贿呢？这是因为他依靠政治利益在官场上跟别人打交道。他不得不接受已有的官场潜规则，但是这些灰色收入绝不是他做官的目的，而是他处事的手段。我们可以说，当曾国藩面对自己的时候，他是一个高洁的问心无愧的圣徒；而当他面对整个官场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圆滑的务实的政治实干家。
第四部分
在最后，我们来谈谈曾国藩对待神秘文化和西方科技的态度。所谓神秘文化，在我们现在人眼中就是封建迷信，像算命、看风水，看相等等。难道说曾国藩也会对这些迷信活动感兴趣吗？他可不光是感兴趣，他还深有研究。我们就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
1861年，湘军攻克安庆后，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兵工厂。后来随着湘军在前线的节节胜利，曾国藩计划未来把兵工厂搬迁到南京，并扩大工厂规模。所以这时的曾国藩急需懂洋务的人才帮助自己从国外采办机器，经营工厂，于是他开始四处招募。其中有一位接受过西方传教士教育的广东人慕名前来，这个人就是后来“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
1863年，容闳来到安庆面见曾国藩，根据《容闳回忆录》的记载，这次会面前后大概半个小时。这时的容闳已经剪掉了辫子，留着一头短发，这种打扮在晚清会被国人笑话是“假洋鬼子”，看上去是非常怪异的。但是曾国藩似乎并不在意容闳的装扮，而是微笑着观察容闳。大约十几分钟后，曾国藩开口对容闳说，希望他做自己手下的军事将领，因为他觉得容闳浓眉大眼，器宇轩昂，很适合带兵打仗。原来曾国藩在见到容闳的那一刻起，就在给他相面，那么，曾国藩相得准吗？根本不准，因为容闳从来没有当兵的经历，也没有这方面的志向。所以，容闳不卑不亢地拒绝了，而且进一步对曾国藩表达，自己更适合出国采办机器，经营工厂。曾国藩当即同意，给了容闳一笔钱去办洋务。后来容闳就做了曾国藩的幕僚，并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
到这你可能要说了，曾国藩作为晚清封疆大吏，为什么还会用相面这种旁门左道来评判人才呢？其实曾国藩不光擅长相面，他还喜欢算命，更一度精通风水学，另外他还非常迷信鬼神。不过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曾国藩愚昧的表现。在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他能接触到的思想资源肯定是有限的。而对于一个终身保持强烈求知欲的人来说，曾国藩对神秘文化也保留了一份好奇和宽容。
所以只有理解了这一点，你才会明白曾国藩这个深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的封建官僚为什么会成为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我们能够想象，以曾国藩的学识和阅历，他不可能对西方科学技术有什么深层次的认识，最多停留在“船坚炮利”的水平上。但是曾国藩却对西方文化多了一份包容，少了一点偏见。
容闳留了一头短发来见曾国藩，他没有因为这种怪异装扮把容闳拒之门外，而是仔细观察他，还主动要给容闳安排军队方面的工作。在战争中他发现西方武器更有威力，就搞“拿来主义”，创办中国人的近代工厂，而不是做一个封建卫道士，抱着“祖宗家法”不放，排斥西方文明。曾国藩对神秘文化的好奇的确没有帮他找出人生的真谛，但是他对西方文明的宽容，却最终让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迈出了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
下面我来简单总结一下。我们讲了四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曾国藩发扬了湖南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品质，用“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术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第二个重点是，曾国藩执意要践行儒家政治理想，导致他被咸丰皇帝罢官。在回乡后，通过反思认识到自己只论是非，不谈利益的缺点，逐渐从一个政治空想家转型成为政治实干家。第三个重点是，通过对曾国藩一生财务收支情况的研究，我们知道曾国藩为官清廉，贪污受贿对他而言仅仅只是在官场上打交道的手段。第四个重点是，曾国藩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神秘文化和西方文明。他对西方科技的包容，推动中国迈出近代化的第一步。
张宏杰先生通过《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曾国藩。他既有湖南人特有“巴蛮”性格，也在闯荡官场几十年内，锻炼出了实事求是的处事态度。借助对曾国藩的解读，张宏杰先生想要告诉你的是，作为一个完全由中国传统文化独立培养出的知识分子，“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