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恶就是陷害当时最有才能的法家代表人物，其同门师兄弟韩非，缘由是韩非卓越的才干，李斯在才能上无法与韩非相比，这一点在他们同门学艺的时候李斯就已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了。而当李斯离开荀子到达秦国之后，韩非在学术和治道上又获得了巨大的突破，对于刑名法术的学问，专精已过于荀子，其学问之渊博，才智之敏锐，也已名传华夏。据《史记》所载：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始皇见到了韩非的学术著作，为之倾倒，钦佩之意，远超过对李斯。而我们观察《韩非子》一书，其行文决断流畅，可以想见其为人强力而且明断，有着严密的逻辑思维，而且对问题观察深入细致，所提出的解决方法也是非常实用的，其为人属于严谨踏实的实干家而非浮华的空头理论家，这恰是重实干重实绩的始皇帝所梦寐以求的。

然而韩非在出使秦国的时候，却为李斯所陷害，由于李斯陷害韩非的借口十分堂皇，而且他们也确实是为秦国的利益而起了冲突，正是这个原因，秦王政不能责怪李斯，只能后悔自己见机不快罢了。

李斯杀害了法家的集大成者，也杀害了一个以维护君权为思想中心的权谋政治家，从而在一定程度改变了秦帝国未来的命运。

李斯的第二大恶是劝始皇帝焚书。始皇帝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在咸阳宫设宴招待群臣，博士仆射周青臣等人称颂始皇帝的武威盛德。齐人淳于越劝谏道：“我听说殷商和周朝统治达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及功臣作为膀臂辅翼。而现在陛下您虽统一天下，但子弟却还是平民百姓，若一旦出现了田常、六卿夺权篡位的祸患，在朝中又没有强有力的辅佐之臣，靠谁来相救呢？办事不学习古代经验而长期统治的朝代，我还没有听说过。现在周青臣等人又当面阿谀奉承以加重您的错误，不是忠臣。”始皇把这种议论交给李斯处理，李斯认为这种论点是荒谬的，就上书给皇帝说：“古时候天下分散败乱，彼此之间互不服从，所以才诸侯并起，一般舆论都称道古代以否定当代，装点一些虚夸不实的文辞来扰乱社会的实际，人们都认为自己的一派学问最好，以否定皇帝的政策法令。现在陛下统一了天下，分辨了黑白是非，使海内共同尊崇皇帝一人；而诸子百家各个学派却在一起任意批评朝廷的法令制度，听说朝廷令下，立刻就以自己学派的观点来议论它，回家便心中不满，出门则在街头巷尾纷纷议论，以批评君主来博得名声，认为和朝廷不一样便是本领高，并带领下层群众来制造诽谤。这样下去而不加以禁止的话，上面君主的权力威望就要下降，下面私人的帮派也要形成。因此，还是以禁止为好。我请求把人们收藏的《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都一概扫除干净。命令下达三十天之后，若还有人不服从，判处黥刑并罚做筑城苦役。不在清除之列的，是医药、占卜、种植等类书籍。若有想学习法令的，以官吏为老师。”始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没收了《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以便使人民愚昧无知，使天下人无法用古代之事来批评当前朝廷。修明法制，制定律令，都从始皇帝开始。统一文字，在全国各地修建离宫别馆。

始皇帝听从李斯的意见而实行了焚书的政策。可是我们从李斯的言论中并没有看到李斯为国家的谋划，甚至可以说，李斯之为始皇谋尚不如淳于越之为始皇谋。淳于越的建言从历史经验和人性的角度出发，确实是为始皇帝考虑的，那就是始皇帝没有膀臂辅助，这种情形必然会导致潜在危险。李斯并没有正面应对淳于越提出的问题，而是采取了人身攻击的办法，劝始皇帝焚书。设身处地地为李斯想一下，李斯出于维护其权势地位的目的要大一些。郡县制是李斯劝始皇帝以为治国大计的，而现在淳于越建议始皇帝给予亲近之人以权势封号，那无疑将会使李斯失去现在已有的权势。再从政治的层面考虑，如果郡县制被改变，那就是李斯在政治上的彻底失败，秦国本土派和其他的贵族势力将会卷土重来。而李斯不能回答淳于越所提出的难题，所以李斯回避了淳于越提出的尖锐而又现实的问题，转而攻击他的发言本身。就好像李斯当年攻击韩非的借口并不是韩非的策略正确与否，而是韩非本人的目的何在一样。这一次李斯又得逞了。

淳于越说：“现在陛下您虽统一天下，但子弟却还是平民百姓，若一旦出现了田常、六卿夺权篡位的祸患，在朝中又没有强有力的辅佐之臣，靠谁来相救呢？”这句话不幸中的，日后的赵高与李斯，恰是田常、六卿之类。但取得胜利的偏偏就是他们。

许多评者从始皇帝的焚书措施中看到了始皇帝面临的严重危机，压抑其他的学说正是法治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得以顺利推行的表现。始皇帝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到了这个时候，始皇帝面临与儒家的摊牌。

果然在始皇帝三十五年，发生了坑儒的事件，虽然坑儒一事不是李斯提出来的，但正是因为李斯焚了儒生的书，激起了他们强烈的不合作意向，才导致了始皇帝坑儒。李斯的第二大恶，是完全葬送了始皇帝改变自实行严酷法治以来所面临政治窘迫的努力。

焚书之后，始皇帝为了统一国人的思想，又统一了文字。

李斯的做法流毒甚远，且不说这一策略对后来的执政者所产生的影响，及对知识分子的镇压，焚书这一行为所显示的帝王思维，其内在驱动力量始终都给中国的思想文化加上了沉重桎梏。中国自尔后竟不复出思想文化及政论的大家，而这种帝王思维，在后世历朝都倍受重视，韩非和李斯的统一思想的观点，在他们推行的法治社会遭遇了失败，但到了汉代被成功地运用，只不过是用儒家代替了法家，从此法家的政治理想再也不能凌驾于儒家之上，虽然互相之间不能消灭对方并被统治阶级一齐运用，但儒学和法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焚书坑儒在后来又演变为文字狱一类的事物，如同统一度量衡和文字一样，李斯算是较为有创意的政治家了。

李斯的第三大恶事是陷害扶苏，拥二世篡权。司马迁的《史记》，重视文学描写而忽视国家政治的记叙，为我们留下了李斯的人格和性格的较详细描画（可参看秦帝国的崩溃一章）。

李斯的第四大恶是给二世皇帝上督责之术，加重了秦帝国的刑罚力度，加速了秦帝国的覆亡（可参看秦帝国的崩溃一章）。

我们可以从李斯的四大恶事中，看到他的能力智术，他的应变能力和应变速度都是惊人的，他极为娴熟地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施展自己的阴谋，并且屡屡得手，法家的权谋学，李斯可谓是得到了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