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波文/摄
过年,是童年时最快乐的时光,那些记忆里的年味儿,是岁月里最浓的沉香。
北方乡村的年味儿,总是最早就能闻到:随着天气日渐寒冷,年就越来越近了。
刚进腊月,家家户户开始陆续“杀年猪”。一年到头,贫瘠的生活几乎见不到“荤腥”,养一口猪,到快过年的时候屠宰,是一家人过年的重头戏。小时候村子里不管谁家杀猪,都要把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村里的领导和头面人物请来喝酒吃肉,至少三五桌,热热闹闹的,猪肉、酸菜、血肠炖上一大锅,炕上地下满是人。酒肉的香气里,混杂着家长理短的嘈杂,让你感到:这年味儿,已经有了。
还记得七岁时,家里杀年猪。早早地爸妈已经在外屋忙活着了:锅里的开水冒着热气,村里的杀猪匠扎着围裙,帮手在灶台上磨着杀猪刀。我害怕看到宰牲的场面,独自躲到了邻居家。大约到了中午,妈妈喊我回来的时候,热气弥漫的家里已经坐满了人,满屋是烀猪肉的香味。爸爸一桌一桌殷勤地倒着白酒,妈妈则忙着给各个桌添菜添肉。倚着门边站着的,是五大三粗的杀猪师傅的帮手,我们当时叫他“狗剩儿”舅舅,这个名字是他死去的爹娘给取的,据说是为了“好养活”(东北话意为长命、生命力顽强的意思)。“狗剩儿”舅舅那时三十多岁光棍一个人,除了做农活,就是跟着师傅给人杀猪。在东北农村,帮人杀猪是不收钱的,乡里乡亲的,就算帮忙了,吃顿猪肉就高高新兴的。我进门的时候,对“狗剩儿”舅舅说:“舅,你咋不上炕吃呢?”他用油呼呼的手摸摸我的头,笑着说:“狗剩儿舅舅吃狗剩就行了”,炕上地下传来一阵笑骂声。妈妈对他说“狗剩儿兄弟。忙活一上午了,快坐下吃肉吧!”他说:“姐不用管我,我自己来就行。”只见他到灶台上抓起盛水的葫芦瓢,端起一盘切好的肥肥的五花肉倒进瓢里,又拿起酱油瓶往肉上浇了些酱油,手里早抓了一把筷子,把瓢端到嘴边,把肉用筷子扒拉着几乎是倒进嘴里,一边大嚼吞咽,一边称赞着“真香!真香!”转瞬间,那半瓢肉已经吃光了。屋里炕上地下的人们有的大笑,有的叫好。“狗剩儿”舅舅用袖子抹了抹嘴,喘了口长气说:“好了!吃足了!”
“狗剩儿”舅舅吃肉的这一幕,几十年来仍让我记忆犹新,起初是感到好笑,后来渐渐有一丝苦痛的感觉。那个年代,那一代人,实在是太苦了。
杀猪过后,真正的年还没到。那年头没有冰箱,猪肉要在室外院子里刨个坑,浇上水冻上冰,然后把猪肉放进去,用冰雪厚厚地盖上,再浇水冻冰封住,随时吃随时刨开取一块。这天然的冰箱,可以把猪肉保存到过了二月初二,甚至更长时间。
除了“杀年猪”,这年味儿的预演还有许多节目。北方的寒冷适合冷藏,便让这年的酝酿有了充足的时间。杀了猪有了肉,家家开始包“冻饺子”。包“冻饺子”是北方特有的习惯:冬天太漫长,为了省事,一次包几十斤面的饺子,在室外冰冻冷藏,随时下锅煮食,方便又快捷。小时候包“冻饺子”可不是一家一户的独自劳作,而是一幕幕亲友邻里合作完成的年味儿大戏。记得那时母亲总是早早的起来,在厨房里忙活着剁一天的饺子馅,有时也有亲戚邻里来帮忙,到了晚上,大戏上演:姑娘媳妇三姨二娘的,坐了一炕,和面擀皮儿的、包饺子的、负责端到室外冻饺子的、冻好了收饺子的,大家一边唠着家常,说说笑笑,一个晚上,几十斤饺子就包好了。不管包到多晚,母亲总要煮上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端上桌,请大家吃饱了,再各自回家。大人们干着活唠着嗑儿,我们这些孩子则屋里屋外的玩着闹着,外面玩冷了,进屋暖一会儿,不冷了再到外面疯一会儿。屋里屋外,大人小孩,似乎没有了忧愁,只有被年味儿充斥着的喜庆和快乐。
过年,是童年时四季里的盼望。那些想要实现的愿望,比如新衣服、好吃的、好玩的等等,爸妈总是说,等过年的时候,给你买。
然而到了真正过年的时候,那些愿望有时也不能完全实现。在那个年代,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7个,能够吃饱穿暖已经很难了。过年的时候,常常是父亲买几斤糖块,给我们每人平均分几块,小时候连包糖的花花绿绿的糖纸也小心地收藏起来,想糖吃的时候,放到鼻子下闻一下,用舌头舔一舔,依然有甜丝丝的糖味和过年的喜庆味道。
小时候过了小年儿(农历腊月二十三),我的“荣耀时刻”就到了:帮村里左邻右舍写对联,是我最快乐最荣耀的工作。念过私塾的姥爷写一手好的毛笔字,大约我三、四岁时,就手把手教我临帖写字,所以这点儿“手艺”,8岁开始就派上了用场。村子里的大人本来念过书的就不多,会用毛笔写字的就更少了。所以每到腊月年根儿,村里左邻右舍的乡亲拿着大红纸,到我家里求我写春联。父亲总是守在炕桌边,一脸殷勤得意的笑容,一边陪着唠家常,一边帮我裁纸,嘱咐我好好写,帮我斟酌词句;母亲此时里屋外屋忙活着,端茶倒水,照顾锅里蒸着的馒头;弟弟妹妹们炕上炕下欢闹着,大一点的帮母亲烧火,拾掇屋子;简陋的茅屋里,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儿。
小时候过年最高兴的,当然是放鞭炮。家里没钱,那时父亲过年时顶多给我们每个孩子买一挂300响的小鞭炮。小小的鞭炮密密的编成一串,外面是红红的玻璃纸包装。因为少,所以谁都舍不得整串燃放,总是小心翼翼地一个个拆开,小朋友你放一个,我放一个。谁的先放完了,就只有眼看别人放,内心痒痒的不行。记得有一年,我最小的弟弟把自己的鞭炮放在手绢里包着,想拿出一支放的时候,不小心香火头掉在手绢里,结果噼噼啪啪全燃了,险些被崩着的小弟大哭不止,我们哥儿几个只好每人十分不愿地给他几支,他才忍住不哭。
住在我家前院的是史大爷一家。史大爷大约年轻时念过几年书,高度近视,那破旧的眼镜厚厚的像个瓶子底一样。史大爷因眼神不好,干农活艰难,所以家里更困难。但史大爷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天天钻研着自制火药和做鞭炮,听大人们说,他做火药用的硝磺木炭,都是用土办法,用他家做饭的大锅提炼熬制的。而卷鞭炮用的纸是旧报纸、装化肥用的牛皮纸等等做的。现在想来,这史大爷也真是个土“化学家”,要是现在,自制火药可是要坐牢的。不过史大爷当时只是做鞭炮而已,每次到我家,都跟我爸滔滔不绝比比划划地讲他怎样实验做鞭炮的事,说他试验成功了会拿去卖钱。记得史大爷的鞭炮真的研制成功了,不仅是“一声雷”,还有“二踢脚”,有一年还送给我家几个“二踢脚”,还真的和买的没什么区别。常听他讲做鞭炮的工艺,那时8岁的我有一天突发奇想:把玉米棒的瓤子两头儿去掉,中间用筷子通开,形成一个炮仗桶,再用半湿的黄泥封住底部,用木棍砸实,然后把燃放时哑了没响的鞭炮小心的拆开,把火药收集起来装进玉米棒里,上面再用黄泥封住,在中间扎个孔,把药焾放进去。弟弟们簇拥着我把自制的“玉米棒”炮仗插到院子的雪堆里,用香火头小心地点燃,只听一声巨响,炸的雪面四散,我们跳着脚欢呼。正当我暗自得意的时候,不知哪个嘴欠的弟弟告诉了爸爸,我被狠狠骂了一通。现在想来,那真是太危险了!
转眼人过了50岁,算算今年,父亲过世已经37年了,老母也刚过了78岁生日。不知从何时起,开始不盼望过年了,因为过了一个年就又长了一岁,老之将至的感觉让人恐惧岁月的流逝。然而那些艰难岁月里的往事,那些童年里真实的无忧和快乐,那些童稚心灵里对过年的渴盼,那些在生命里鲜艳着醇香着的年味儿,依然在记忆里闪亮着,温暖着。
一年又一年,时光的脚步从不会停止。城市的高楼里,每家每户都以自己的方式,迎送着岁月的更迭。年货大集上的车水马龙,超市里的琳琅满目,大街上璀璨闪烁的霓虹,早早的告诉我,年,又快到了。
然而我却依然怀念,热气腾腾的“杀年猪”、“包冻饺子”的场景;怀念“狗剩儿”舅舅倚门吃肉的一幕;怀念儿时彩色糖纸里包着的那份甘甜;怀念史大爷的“二踢脚”在空中炸响的瞬间;怀念一家九口拥挤着吃的那顿现在看来并不丰盛、但却无比美味的年夜饭;怀念辞岁守夜后大年初一早上东倒西歪相互枕藉、在炕上睡的香甜的那时的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怀念,那些再也找不回的年味儿,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羽西X简书 红蕴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