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永远的怀念
--写在母亲逝世10周年
文/薛玉林
母亲走的时候，我没能写出这篇文章，心中的痛苦冲毁了一切，不知从何处下笔才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
母亲走了一年、两年、三年······每次拿起手机，想在备忘录里写点关于母亲的文字，泪水就海浪一样汹涌地撞击我的心房。这样的心情，实在实在难以平复，也就实在实在写不下去。
母亲走了十年了，再不为她老人家写点文字，就太对不起她了，自己的良心也无法、无处安放呀！
十年前的阳历6月2号，古历4月29日(周一)的下午，突然接到我哥打来的电话，说母亲已经不行了，可能就要走了，你快回来吧！我的头“嗡”的一声响，好像被什么东西猛砸了一下，心里一下子就空了，两腿打抖······我一秒钟都不敢迟疑，火速请假······ 将电动车拉到最大时速，匆匆往我哥家赶（父母一直与我哥一家住在一起，父亲走了以后，母亲也是这样）。
不到十里的路程，却好像走了我的一生。
母亲安静而慈祥地躺在床上，面带微微的笑意，像个熟睡的孩子。母亲睡着了，睡着了，她再也不会醒来了，她再也不会和我们絮叨生活絮叨农事絮叨人生了；她再也不会看到她的儿孙们的身影了，她再也听不到她的儿孙们的悲欢了······她操劳了一生！她太累了！她太累了！任凭我们千万次的呼喊，她再也再也不会答应我们一声了······
就在她走的前一天（周日）的晚上九时许，她突然醒来，发现我还守在她的床边，清醒而又平静地轻声地对我说:“二子（因我是母亲的第七个孩子，在弟兄中排行老二。母亲有时叫我小七子，有时叫我二子），回去吧，你明天要上班呢，妈妈不死······”
“······妈妈不死······”，这是说好了的呀！可是母亲，您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母亲走了，安静而慈祥地睡着了。满脸的沟壑，深深地记录着她一生的艰辛；稀疏的白发，无声地表达着她一生的操劳。
母亲出生于1926年2月，是我外公外婆的长女。因深受我外公外婆的喜爱，一直被视为他们的“大长子”。
母亲一生共生养了11个孩子，由于贫困等原因，只领活了7个。未领活的孩子，哭干了母亲的眼泪；被领活的我们，操尽了母亲的心血。
母亲特别重视我们的学习。她常教育我们说，“养儿不读书，胜过养头猪”。在以煤油灯照明的年代里，煤油也是紧缺物资之一，是按计划供应的，母亲总是将灯罩擦得亮亮的，供我们读书或写作业之用。“读书上学，当天的事应该当天做完。”这也是她常督促我们的话。
我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母亲就为我买来毛笔与“粉板”（一块约5毫米厚的白色的，左边大部分印有16个“米”字型红格子右边印有小方型红格子，与学写毛笔字的练习本一样大小的一块板)，教我如何拿毛笔，如何在粉板的格子内写毛笔字。写了擦，擦了写。这对我后来适应学校里毛笔字的学习与练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上高二那年早春的一个周日，正好是距离我家约十公里的宝应县子婴河集场开集。一大早，母亲便吩咐我挑一担稻糠去集市上去卖（头一天晚上，母亲便为我做好了各种准备。她说家里要到清明节之后才能买头小猪回来养，卖了一些稻糠正好贴补家用）。那天上午十点多钟，我终于将40多斤稻糠以每斤5分钱的价格出了手。卖完稻糠就往回赶，路过子婴河供销社的时候，随着陆续下集的人群进去看了一下。那些大人们，有忙着买生产农具的，有买生活日用品的。而我，却在书柜前驻足不前，犹豫万分。最终，我还是买下了二本长篇小说，一本是《桐柏英雄》（0.87元），另一本是《激战无名川》（0.90元）。回到家后，当我像犯了大错似的将所剩无几的钱交给母亲，并心情忐忑地等待母亲教训的时候，她非但没有批评我，而是面含微笑地催我赶紧吃点饭。母亲知道我喜欢读书，所以她没有批评我的擅自作主乱花钱的行为。现在想来，母亲当时的微笑的背后，心里一定藏着生活的许多许多的无奈与痛苦。
母亲始终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永不变更的道理，所以在生活十分拮据的家境里，在当时国家大学停招的大背景下，还是拼出一切让我们弟兄三人都读完了高中。
母亲特别重视我们品德的培养，几乎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严格地管束着我们。
饭桌上有饭桌上的规矩:吃饭时不准随便讲话，端碗的手不可以离开饭碗，坐姿必须端端正正，若有落下的米粒，必须自己拾起来吃掉。
见人要有礼貌，要称呼人。“喊人不折本，只要舌头打个滚”，是她常教育我们的话。孩提时代的我们，有时，从别人口中模仿来一二个有失文雅的字眼，一旦被她发现，必遭一顿严肃的批评。有时，我们把从学校领回来的奖品（一块橡皮、一支铅笔或一张奖状）交给她，她都及时鼓励我们，并提醒我们:“钱是买不到荣誉的，还要好好努力才行。人去留名，雁去留声，做人要有个好名声。” 如果我们与别人家的孩子产生了小纠纷，她总是十分严肃地帮我们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她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然后教给我们应该如何改正的方法。事后，她必向对方的家长打打招呼，好像事事都是我们做错了似的。在母亲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尺度，“做人做事都要诚实，就是自己做对了，也不能得理不牢人”。
“不劳动，不得吃。粮食都是种田人汗珠儿摔八瓣辛辛苦苦地种出来的。就是上河漂来根草，不学会打捞也不会得到。”母亲的这些哲学简直就是对我的父亲于我们的要求的具体解读（我的父亲对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要学会劳动）。因此，在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就渐渐学会了洗涮锅碗，烧火做饭，喂猪喂鸡，拎缸水，掐菜叶，捡鸡粪，割青草·······上了初中以后，每逢周末和寒暑假，都能参加生产队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点化肥啦，抬河泥啦，带水漏子啦，到插秧田里放水样子啦等等。既学了劳动，又挣得了一些工分）。当然，重一些的农活，母亲是不让我们去做的，母亲爱护着我们，怕我们伤了身体。
母亲一生为人善良。从我记事起，凡有别人需要帮助的，她都尽力而为。记得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即使在家里的粮食都紧张得几乎要寻米下锅的状态下，凡偶有逃荒要饭的来到我们家门口，母亲都从不像有些人家，对要饭的喊穷叫屈，甚至恶语相向，赶人家走。却总是二话不说，立即叫我们用米罐子给人家舀一些米或面，或者给人家碗里装一碗粥（或饭），哪怕是一二个家里做的烧饼。母亲常对我们说:“做人要有善心，要多做些好事，听人家口音都是外地人，跑来讨点吃的多不容易。”这在我们的心田里，一次又一次种下了与人为善、同情弱小的种子。
在我们的记忆中，母亲还曾多次说过:“人啊，多做点善事好，到老的时候，死都是好死的。”母亲的这句话当然也许没有什么科学性，不过在她身上倒也得到了印证:母亲一生都没有生过什么大的毛病，也没有住过什么医院，但在她83岁这一年，说不行就不行了，也算是善终了。
母亲一生几乎都在与贫穷做斗争，因为儿女多，而主要劳动力只有母亲一个人（父亲在外上班，月收入只有十多元；随着二个姐姐的出嫁），即使母亲起早贪黑地挣工分，家里还是成了一个常年严重的超支大户，每逢生产队里分发口粮时，都不能按时或按量领到口粮（需要腰包里掏出买粮食所缺的钱款）。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起，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每逢从生产队里领不到或领不全粮食的时候，母亲总是提着淘米箩子先东家借一点，再西家借一点回来苦渡岁月，不让我们饿着肚子去上学。面对生活，尤其是面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接时期的三年自然灾害，母亲是多么的不易啊！这也足见了母亲面对生活的艰难与养育儿女的勇气、执着和坚强！
母亲一生没有出过远门，就连小小的县城都没有去过。没有坐过轮船，也没有坐过汽车，更不要说见过火车或飞机了。在家乡的大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了一辈子。
母亲是一条清澈的河流，不断地洗去我们身上的尘污，让我们的肌体时刻保持着清净；母亲是一抹灿烂的阳光，温暖着我们的身体和成长，让我们的身心时刻保持着健康。
时光荏苒，岁月不解风情，也一定不懂得我们对母亲时时刻刻的怀念之情。十年了，农田里，再也找不到了母亲辛劳的身影；炊烟下，再也听不到了母亲对我们的呼唤；饭桌边，再也看不到了母亲慈爱的微笑······母亲走了，母亲真的走了。一走就是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多个日子，再也不回来了。而在我们的心里，母亲却一直从未走远:相框里，她依然慈爱地微笑着看着我们，似乎还在对我们说着什么；她依然一定时刻都守护在我们的身边，佑护着我们的一切。
母亲，人生倘有来世，下辈子还做你的儿子。你养我小，我养你老，任岁月消逝，我们永远永远都不分离。
但愿天堂里永远没有疾病没有忧愁和痛苦！
但愿天堂里的母亲，当然还有我的父亲，永远永远健康快乐和幸福！
谨以此文怀念我天堂里的母亲！
薛玉林跪笔于2018年4月
作者简介：
薛玉林，江苏省高邮市人，生于1955年。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大众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诗词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诗歌网诗人。扬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大众文学》、《诗选刊》、《火花》、《中国新诗》、中国诗歌网、《中外当代诗歌散文精品集》、《星星》诗人档案(2015、2016卷)、《中国作家文学》、《世界诗歌文学》和《2016年·中国网络诗歌精选》等数十种报刊及文学选本中，曾获《长江文艺》刊庆50周年“长江杯”文学作品大赛优秀奖和中国诗歌学会第二届“我们与你在一起”大型公益活动2017年度优秀作品奖。
著有诗集《家乡的河》、《春天，你早》和《弯弯的情歌》等四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