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历史递嬗，中国的汉字方块是一纸不尽丘壑山水的大写意，犹有“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之韵味。巧妙地将“茶”字拆开，恰是人在草木间，天人合一的境界，可谓别有洞天。自古文人墨客对香茗情有独钟，而粗布短褐则对粗茶抱陶陶然之乐；阳春白雪或高深几许，下里巴人或通俗几分，不过是同一种艺术的不同存在形式罢了。飞入芦花知翠微，布衣粗茶为哪般？
“茶”由“荼”生，历史演变过程中既带着其传奇性色彩，又载着客观性真实，可谓“虚实相生”的中华艺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真正的茶道，总是发乎自然，出乎自然，是禅意，也是天籁。对布衣而言，或许茶就是茶，不加修饰的粗糙恰可天然地沉淀了内心的浮躁，“茶余饭后”有个谈资便可津津乐道，融融其乐。“茶”在寻常百姓人家，更多的是生活，而艺术是层层包裹的内核。
唐代陆羽《茶经》称“茶之饮，发乎神农”，且据茶史考证，最早利用茶的是神农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神农氏是远古三皇之一的炎帝，传说他牛头人身，勤劳勇敢，长大以后被推为部落首领，因偶见鸟儿衔种，由此发明五谷农业，故称神农。上古神话富裕神农崇高的神性，也给“茶”披上传奇性色彩的面纱。茶的发现和利用始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根植中国上下五六千年，一说“神农为民采药治病，天神念其年迈心善，赐其玉叶以济众生”，这“玉叶”便是今日人皆称之茶的树叶。足可瞥见“茶”的灵性其实也与鬼神迷信之说有挂钩。
曾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暑假，我还是五年级的小学生，母亲同事的女儿带我出行，外面骄阳似火，柏油马路上蒸腾的热气让人眩晕。那天我毫无节制地喝了不少冷饮，最初基本没有明显异常的反应，回到家后开始上吐下泻，折腾得我食欲不振，体虚乏力。吃药、打针都不见效果，连外祖母都拿出传统的老法子：剥掉一颗水煮蛋的外壳，把一枚几十年的铂银戒指卡在里面，再用方形的条纹手帕裹起来，在我的肚子上揉来揉去，一边念叨着“般若波罗蜜多”的佛经。
自然，这也是无济于事的。当揉鸡蛋、插筷子等套路用尽后，母亲四处打听就又急匆匆地开摩托车载我去一个村子——“马家地”，找到了一个头梳麻花辫的老婆婆，走进小小的香火堂，她便闭上眼睛，拨弄着自己的手指，像梦呓一般到讲着我的生平，在当时的我看来是荒谬可笑的。最后，老婆婆给我的却是一小包茶叶，嘱咐着让我回去用茶叶供奉神灵三日后方可泡茶，服后病定自愈。几天后我基本恢复正常，但我瞒着母亲并没有喝这包茶叶泡的茶。至今想来，茶叶秉承的“灵性”其实也与旧封建迷信社会的思想存在一定的关联。
然而“茶”也是现实生活的载体。我家处在偏远的农村，山林面积很广，自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基本每家每户都有茶山、竹山资源的分配。每年4、5月，咱家就会拎着农具上山采茶，这个季节的茶称“春茶”，待茶叶采满箩筐时我们便会下山，沿路常常会采一些野味，其乐无穷。
到家里，就把满筐的茶叶倒在竹编圆箩上，大家一起把杂质、老叶拣出来，然后祖父就会去老柴房取柴到简陋的作茶坊里生火烧柴，祖母就开始戴上厚厚的麻料手套去翻焙茶叶，翻焙许久后还得经过人工揉茶的处理，感觉就像揉一个“大汤圆”似的，热乎乎的，手里总留着清醇怡人的茶香，如此反复若干次后，茶叶就由原来的鲜嫩之态变成乌黑质脆的干品了。整个过程不仅仅有劳动汗水，还有智慧的结晶。我家的茶叶虽然着实不能算是精品，但在粗茶中却不失其天然的纯朴。
茶叶，在我的家乡，是平淡生活的外化。就像过日子的“过”，是寸加足，一寸一寸地挪，所谓高瞻远瞩里布衣太远，但再朴素不过的茶，却是我们平凡生活中最近的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