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弃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
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
——里尔克《世界上最后的村庄》
一
他“哼哧哼哧”地扛着一箱未加工的金属进来，稳稳地又迫不及待地放下，用右手手背一抹脸上的汗，“噌”地从汗涔涔的身上抽掉了那件多余的T恤，露出那稍显黑色而强壮的上身。
来不及喝一口水，他又马不停蹄地扛着一箱加工好的货物快步奔了出去，又一一把箱子装上车，仿佛在外面多待一会儿都难以忍受，他风风火火地冲进来，坐在破烂的空调正下方，一边抄起桌子上的水杯“咕咚咕咚”猛喝几口，一边用刚才脱下来的T恤擦汗，擦完了脸擦前胸和后背。
我就坐在他身旁，双手配合紧密，飞快地用质地良好的白纸，贴合着金属的边角一丝不苟地进行包装。我看了他一眼，他额头上的刘海还挂着汗滴，因为炎热而胀红的脸鼓鼓的，眼睛小而长，在眼角处愈发狭窄，像用毛笔书写的“一”的收笔，两瓣儿厚唇中间的嘴巴，因为急促的呼吸微微张着。
那一年，我初中毕业，不到16岁，他比我大几个月。
因为同龄的关系，我们一开始聊得挺投机，有说有笑，在包装女工们琐碎的东家长李家短里，在车间主任和她们的黄色笑话里聊天，给单调的暑期工生活增添了一丝丝色彩。但很快，厂里的阿姨们就拿他和我开玩笑，没有辩驳的必要，我笑了笑便沉默着，而他显得尤为尴尬，不久后就不再和我攀谈，连歇息时都不再坐我旁边吹空调，就那么干站着，和其他人聊会儿天，又出去忙活。即使走在上班的路上，好几次我都迎面遇上他躲闪的目光以及绷着的脸庞，刚要打个招呼，他便迅速地躲开，留给我一个急匆匆的背影。或许是青春期心理，他的敏感和执拗让人不可接近。
他姓罗，是湖南人，小学毕业后就出来打工。他的哥哥在车间另一旁，比他大两岁，做的却是类似于小主管的活儿，斯斯文文，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稳重与严肃，几乎从来不和老乡之外的人说话。他有些怕他哥，即使在厂里，有时候他用家乡话嘟囔几句抱怨一些什么，他哥哥都会很严厉地制止他，他便不再说话。而他在一个躁动的年纪，也早已被几年的工厂生涯压抑得没有了本该有的活力与激情。
哥俩一起上下班，两人在一起也不怎么说话，常常黑着脸的哥哥管着他。哥哥加班，他便在厂里等，有时候加到晚上十二点，两人一起开心地去吃夜宵，完了去网吧，打游戏，给精神生活的唯一存在——手机下载歌曲，一晃到次日凌晨4点，早上七点半又准时出现在厂里。
包装工除了我，都是中年女人，其中有一个是他们的姑姑。她说，兄弟俩早已没有了爸爸妈妈。说这话的时候，他也在一旁，一言不发，不看任何人。
二
那是一家电镀厂，很小，所有员工加起来不到30人，在东莞虎门。
梁鸿全国各地的跑，采访梁庄散落在各个城市的农民工，在《出梁庄记》里，在青岛一家电镀厂打工的光亮叔对她说，
你都看见了，村口那工厂名叫“金属表面加工厂”，其实就是电镀厂。只要是电镀厂，都有毒。啥企业？就是一个小的首饰加工厂。通风设备、制污设备没有一样过关的。
你知道啥叫氰化物？剧毒，一个小火柴头那样大小，就能叫人死。俺们就天天跟这些氰化物打交道。我给你讲一下干活工序。先是要用氰化铜，上第一遍铜；然后，过硫酸铜，上光、上面，镀得面平，亮得能照见人影；最后，定色，全部要用金属，银色用银，金色用金。如果加工银，用一般银的话，要加入氰化纳；还有如果加厚银，要加氰化钾，要能测出来厚度，出来比较白，有厚度，好看。
另一个经常和我聊天的男孩，在电镀厂干的就是这个活儿。
工厂很小，工序也很简单，卸货——上架——电镀——烘干——下架——包装——装货。卸货装货等搬运工作由前面提到的那个男孩完成，上架，是指把那些没有经过加工的裸色金属制品一个个挂到一种铁架子上，架子呈树状，有很多枝丫，稍不留神就会被铁丝刮破胳膊，这项工作和下架都是包装工和一对老夫妻完成。
我的工作除了包装，还有烘干——把电镀好的金属放进烤箱里，再从里面取出。七八月份的南方，闷热难耐，每一次打开烤箱，我都憋着一口气，偶尔一不小心碰到了正烤得热腾腾的金属块，烫得我龇牙咧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时常得到电镀操作车间里去，从操作男工手里接过电镀好的金属。操作车间雾气弥漫，操作池一块连着一块，那个男孩带着手套，穿着胶鞋，拎着几个支架的金属在不同的池水里放进、取出，去污、上光、定色。操作池的水五颜六色，绿幽幽的，蓝盈盈的，红灿灿的，鲜艳得那么渗人。我那时候并不懂这是什么，那些工人说这些水都是有毒的。然而他们并没有戴口罩，还在雾气中咧着嘴对我笑，我以为他们吓唬我。
在《出梁庄记》里，光亮叔继续对梁鸿说，
定色，要是加厚金的话，要加入柠檬酸、柠檬酸钾，主要是用真金，腐蚀性比较大，属于贵金属。你要是身上沾一点，从脚下开始烂，往上烂。尤其是最后这一道工序，全是重金属，吸收多的话肯定是有毒的。俺们干这活，就是慢性自杀。有好几个老乡都死到这儿了。原来小柱生病时就想着打官司，肯定是厂里有问题，后来想着咱也找不来关系，就算了。
2001年，在青岛电镀厂工作了近6年时间的小柱在上班途中突然倒地，送到医院，已经无济于事。“在医院时，拉的都是血汤子，最后转成并发症，内脏全都坏了。”“喷出来的血都有点发臭发腥了”。
因为氰化物中毒，小柱的生命终止在28岁，这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数字上。
三
那个给金属电镀的男孩，他姓陈，也是湖南人。
那年他18岁，嘴唇上的胡须正挣脱了枷锁似的疯长着，他剪着一个寸头，一张脸因为爱笑随时舒展开来，脸颊处还有两个若隐若现的酒窝。他吸烟，烟龄不短，牙齿微微泛黄。一米七几的个头，仿佛被什么压着，一直驼着背。
午间休息时间是一个小时，午饭由做饭师傅骑着三轮自行车给我们送来。我和他蹲在车间外吃饭，在一堆堆锈迹斑斑的废弃金属旁，他跟我说他6年级学会了抽烟，说他上初中如何不招老师喜欢，逃课泡网吧，很哥们义气地帮“兄弟”，与隔壁学校的男生打群架。
“我当时从地上捡到一块砖头就跑了过去，×××，那群傻×，打死他们！”他回忆起来，仍然义愤填膺。我问他，有受伤的吗？他说有，血哗哗的流。出人命没？他说不知道，他从那次打架之后就不再去学校了，他爷爷奶奶打他骂他都没用。他有些自豪，毫无后悔之色。
他是和一个同村的男孩一起出来的，没有亲人，他在珠三角辗转，当保安，在酒吧里当酒保，他给我看他手机里存的几张图片，带着条纹的西瓜皮在他手下变成了腾飞的龙，娇艳的花，他说自己的手艺还行。我问他对于未来的打算，他说他要赚钱，在社会上闯出个名堂来。但究竟要闯出什么样的名堂，他也不清楚。
而他那个胖胖的同村男孩，一次在食堂吃饭时，电视里在放一个古装剧，出现一个吻戏的镜头，男孩阴阳怪气地说，“这对狗男女！”所有人都肆无忌惮地笑，他颇为自得。
两人走得近，一下班了就爱相伴着压马路，从他那里，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词。他说，每到一他个地方打工，压马路都是他唯一的爱好。我问，为什么明明是散步，却叫“压”马路？他说，因为是来来回回地在路上走，把马路都压平了。
那是虎门的一个村庄，一大片的都是这样的重污染的工厂，天空永远是灰色的，空气里有股呛人的味道，一直卡在人的喉咙里，不是尘土，但让人呼吸不顺畅。厂区外的路全都铺上了水泥，弯弯绕绕，拐角处尽是一个个垃圾堆，偶尔经过，还能碰见一只睁大了眼睛瞪你的肥硕的老鼠。污水四处排放，路边的水沟散发出阵阵恶臭，里面是青墨色的凝结的淤泥，偶尔上面流动着一股泛着白沫的不同颜色的小水流。水沟旁的柳树低矮，且清一色焦黄，叶子在微风中发不出任何一点愉快的关于生命的声响，土壤早已被毒水污染。他们就在这样的地方压马路，吸着毒气来来回回地压，偶尔手里拎着一瓶啤酒，见了漂亮的姑娘就欢快地吹口哨。走累了，就回到宿舍，工厂搬了很久，老板还是没给大家买铁架床，一间屋子，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他们也就跨过一个个躯体，找到自己的席子，沉沉睡去。
明天，又是这样的一天。
四
本科毕业，收拾行李，看到一本盗版的《鲁迅全集》，打开一看，扉页上赫然写着，“2007年，购于虎门路东”。
恍若隔世。
他们都怎么样了？还在虎门吗？早已娶妻生子了吧？他们的妻子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孩子早上小学了吧？萍水相逢，离开的时候就知道，这辈子是不会再相见了的。而且，我很清楚的是，没有文化，没有技术，没有资金，从一线工人做起，他们翻身的机会太难。到头来，所有人都是一个人，所有的生活都是一样的生活，为了赚钱，为了养活一家，为了让孩子能上学，他们不停地出入不同的工厂，日益衰老，到最后连抱怨的力气都没有。只希望，他们的孩子在自己家里，能够健康快乐成长，不会成为贵州毕节喝农药的四兄妹，隔壁也没有一个丧心病狂的坏老头。
但是，我从没有想过，他们会像小柱那样，得重病，不治而亡。近年来家乡一些出外打工的中年人都得病去世了，和梁庄的人一样，他们回到家里去世，默默地迎接死亡的到来，不怨天尤人，也不会把自己的病痛与那些辗转过的工厂联系起来。乡里人议论起躺在病床上或黄土地里的他们，都会说，命不好啊，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有享福的好命，但好歹给儿子盖了房子。
十年前，我会拿他们和班上那些喝着饮料穿着湖人或火箭队的球衣高谈阔论的男生对比，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境遇竟有如此大的区别，然而到现在，那么多的奢侈富足与贫穷困苦同时存在，对比早已没有意义。中国人都信命，如果真的有命运这个东西，他们离开学校，离开家乡的时候，是否意识到，他们的命运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一走，再无别的路可走。
当高中开学，我离开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的所谓命运，是不是也已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但有时候想想，其实到头来大家都一样，你重点大学毕业，也是在给别人打工，在城市里苟且地活，寻找归属感，探寻关于尊严、价值、意义等虚无缥缈的话题。工作时，你和在流水线上的他们没有任何区别，你的时间不是你的，你的思想也不是你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想，我挣扎了那么久，还是回归到了十年前的那条生命轨迹吗？难道除了生存，我们不能为更多的东西活着吗？
一代代的农民工就这样被填进了城市的每个角落，他们建设城市，他们开辟荒野，他们为飞速增长的GDP贡献了很大的力量，然而，他们和我那些哥哥姐姐侄子侄女一样，和我的发小邻居一样，连敲开幸福大门的力气都没有，甚至健康堪忧。有人说，这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一步，那为什么是他们？现代社会的高楼大厦下为什么埋的是他们的累累白骨？有人说他们可以再学习啊，然而，当你全年无休，每天上班十二个小时累得快散了架时，你是否还有学习的劲头？有人说因为他们没文化没能力，只能出苦力干力气活，可大家都是光着屁股到处爬的孩子的时候，谁来教育他们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谁来帮他们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谁在青春期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拉他们一把？谁来带他们开阔视野，看到除了辍学打工之外的另外一条阳关道？
前段时间看到一条新闻，说西安有个农民工去银行取钱，因为下雨天，怕鞋子弄脏了刚被拖干净的地板，于是脱了鞋进去，跪着取钱。这一幕招来网友的热议，大家纷纷点赞，我在想，为什么他在这个他付出了血汗的城市，却不敢理直气壮地享用他该有的公共环境？他们回到自己的村庄，肯定不会怕弄脏了村里新修的水泥路，在冬天脱了鞋走回去。也没有人回到了家，还怕弄脏自己家的地板，跪着吃饭看电视。
兰州下雪了，傍晚出去，西北风刮得脸生疼。在会宁路路边走着，突然听到一阵歌声，一个穿着一身迷彩的中年男人，蹬着一辆三轮自行车，迎着风雪仰首挺胸地唱着歌。下班啦！婆娘给我擀好了热乎乎的面等着我呐！他或许这么想着，快乐地朝家奔去。
这样的小满足，让我好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