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前言
- 机遇
- 马太效应
- 10000小时法则
- 天才论
- 比尔·乔伊、甲壳虫乐队和比尔盖茨
- 天才之忧
- 门槛效应
- 实践智力
- 文化传承
- 小镇哈伦
- 稻田与数学
- 玛丽塔之幸
- 故事来自牙买加
前言
在《异类》这本书中我想证明，个性作用并非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成功人士并非白手起家，他们以某种形式获得家族的荫蔽和支持。那些最终变得卓尔不群的人看似完全依靠个人奋斗，其实不然。事实上，他们一直得益于某些隐蔽的先天优势，或是非凡的机缘，抑或某一文化的特殊优势；这使得他们学得快，干得多，以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方式认知世界。出生的时代与地域对个体的影响巨大。而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我们的祖先留传下来的东西，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已限定了我们获得成功的方式。因此，只关心成功人士是什么样的人这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探究他们从哪里来，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为何某些人成功，其他人则流于平庸。
本书主要从两个方面来阐述「某些隐蔽的先天优」：机遇和文化传承。
第一部分讨论了成功所依赖的优势积累模式：何时何地出生，父母如何营生，成长环境如何决定了你在社会中是否能取得成功。
第二部分将讨论了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传统和行为模式，是否也在个人发展道路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生物学家讨论生物体时常涉及「生态学」：森林里最高的橡树之所以长得最高，不仅因为有一颗最优质的种子，还因为它在成长过程没有被其他大树挡住阳光，它生长的土壤深厚肥沃，它在还是幼苗的时候没碰上兔子啃树皮，它长成以后也没被砍伐。人们通常只想到杰出人士是最优质的种子，但很少想到成材还必须有充足的日照，有深厚肥沃的土壤，有足够的运气躲过兔子和伐木工人。这本书的主旨不是讨论个体的树，而是讨论整个森林。
机遇
马太效应
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援引《新约·马太福音》，把一种优势不断累加的现象叫作「马太效应」。
富有者因取得了更多的减税优惠从而变得更富有；成绩优异的学生因获得了更优秀的老师的指导，更多的关注，从而取得更好的成绩。
那些获得这些特殊机遇的人（这些优势可能来自随机的运气），在最初的竞争中获得了微小的优势，但随着「马太效应」的不断累积，最终形成了人生巨大的差异。
加拿大职业冰球队，有大量球员的生日集中在年初（1~3月）。这是由于加拿大冰球训练体系的年龄划分以年初（1月1日）为分界线，教练们会从孩子（9岁到10岁）中选拨表现优异者进行重点培养。而在这个年纪（9岁到10岁）中，几个月的年龄差别就会让稍年长的孩子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靠近年初出生的孩子比年末出生的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具有一定优势），而正是这一点优势，导致年初出生的孩子具有更大概率脱颖而出，进入巡回赛小组，而被淘汰的孩子只能进入基本组。那些进入巡回赛小组的孩子，将接受到更优秀教练的指导和更好更高强度的训练，这些优势一点点累积，等他们到13岁或者14岁时，他们就「真正」变得比那些基本组的孩子「更好」了，而在一开始他们只是因为年龄稍大而在竞争中占据了优势而已。
筛选、分组和区别训练，这三种制度，导致了生日靠近「年龄分组日」的球员在竞争中获得了优势。这些小孩有更大的概率成为职业球员甚至球星，而起点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比别的小朋友早生了几个月。
冰球队9岁至10岁间的孩子中年纪稍大者获得了更多的指导和训练，从而变得更优秀。在社会学领域，所谓成功就是“优势积累”的结果。职业冰球队员一开始只比最初所在球队的队友好一点点，然而这微小的优势带来的机遇，扩大了他和那些队友之间的差距，随后差距与机会交替发挥作用，微小的差距被越拉越大—最终被选中的队员成了真正出众的天才。由此可以看出，天才并非一开始就表现出众，一开始他只是比别人优秀那么一点点。
10000小时法则
天才论
人类社会从来不缺乏对天才的争论。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K·安德斯·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和他的两名同事在顶尖水平的柏林音乐学院展开了研究。在该学院一些教授的配合下，他们将小提琴专业的学生分为3组。第1组由最优秀的明星学生组成，他们个个都有发展成世界级独奏家的潜质；第2组则由那些仅被认为不错的学生组成；第3组由那些将来不太可能做职业演奏家，只可能在公立学校当音乐教师的学生组成。所有这3组学生都被问及同一个问题：从首次接触小提琴至今，你练琴一共练了多少小时？
3组学生大约都在5岁那年第一次接触小提琴。在最初几年，所有学生的练琴时间都大致相当—每周2小时至3小时。但当他们到了8岁，不同组别的学生练琴时间开始产生差别。第1组学生练习时间开始明显多于其他两组：9岁时每周练琴时间为6小时，12岁时每周8小时，14岁时每周16小时，这样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练琴时间不断增长，到了20岁上下（这个年纪的学生已经很自觉，能够为了变得更加优秀而主动练习），他们每周练琴时间是30小时。实际上，到了20岁，这些卓越的演奏者在练琴上已经投入了10000个小时了。作为对照，第2组学生到20岁练琴时长累计为8000小时，「未来的音乐教师们」的练琴时间累计只有4000小时多一点。
埃里克森带领团队又着手研究业余组与职业组的区别，相同的情况出现了。业余组中的人在儿童时期每周练琴时间从未超过3小时，到了20岁，练琴时间累计只有2000小时；而职业组的练习时间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到了20岁，那些未来的演奏大师们的练琴时间已经超过10000小时。
埃里克森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结论是：
- 第一，根本没有「与生俱来的天才」——花比别人少的时间就能达到比别人高的成就。
- 第二，也不存在「劳苦命」——一个人的努力程度比别人高却无法比别人更优秀。研究结果表明，一旦一个演奏者进入顶级音乐学校，唯一能使他出人头地的方法就是：刻苦练习。成功的要素在这个阶段变得简单明了。还有一点是，那些顶级演奏家们，他们练琴不只是比其他人更加努力，而是比其他人努力十倍，甚至百倍。
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完美掌握某项复杂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艰苦练习，而练习的时长必须达到一个最小临界量。事实上，研究者们就练习时长给出了一个神奇的临界量：10000小时。
神经学专家丹尼尔·利瓦廷写道：
研究发现，任何一个领域的世界级水平都需要起码10000小时的训练。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作曲家、篮球运动员、作家、滑冰运动员、钢琴家、棋手，甚至江洋大盗……无论你是什么，10000小时这个神奇数字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从等量的训练中获得更好的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还未发现任何一位世界级的专家在其专业领域中的训练时长少于这个数字。人的大脑好像必须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消化理解，才能达到极其精通的水平。
书中举了比尔·乔伊、甲壳虫乐队和比尔·盖茨的例子。
比尔·乔伊，Sun公司的天才创始人。就读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时，该校是世界上第一批实现电脑分时系统的高等学府，在那个时期，世界上没有几个地方的计算机水平能跟密歇根大学相比。而对于这个时期进入密歇根大学的乔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并不是因为计算机才进入密歇根大学的，但是置身世界上仅有的几个还要想编程就有电脑可以用的大学中，极大激发他对计算机的兴趣，同时也保证了他能有大量时间来进行编程学习。他几乎是没日没夜地编程，而当他进入UNIX项目组时，早已满足了10000小时的练习时长，也早已成为了高水准的计算机工程师。
甲壳虫乐队。他们并不是一出道就惊艳流行音乐界，那时候他们还只是支默默无闻的高中乐队，直到他们受邀进行参与了一次「汉堡之旅」。在汉堡，他们每天表演8个小时，一周表演7天。而在1960年到1962年之间，他们5次造访汉堡，总共表演了270晚。到1964年他们最终成名前，甲壳虫乐队其实已经表演了1200场了，这是非同寻常的，很多流行乐队的整个演艺生涯都无法演出这么多场。在汉堡的超量训练使甲壳虫乐队脱颖而出。
比尔·盖茨。和乔伊一样，他本来也对计算机没有任何兴趣，同样需要一个激发点和长时间联系的机会来引导他日后的成功——这个激发点就是七年级时，他从公立学校转入了西雅图湖滨学校，在转学的第二年学校就创建了计算机俱乐部，有了专门的机房，而在当时很多大学都甚至还没有电脑。更有远见的是，学校购买的是一台电传打字机，这台终端与西雅图计算机中心相连接，并与主机分时共享。要知道分时技术1965年才发明，仅仅三年后，才上八年级的比尔盖茨就已经能通过分时系统学校电脑编程了。而接下来湖滨高中与C-Cubed的合作，盖茨在ISI和TRW的实习经历，保证了他对计算机编程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有足够的机会和时间来练习，而这在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条件。这些机遇保证了等到盖茨与保罗艾伦创立微软编写basic时，他早已是一个非常高水准软件开发工程师。
天才之忧
门槛效应
英国心理学家利亚姆·哈德森（Liam Hudson）写道：
有充足的实例证明，智商170分的人比智商70分的人的思维更加缜密，即便是分值差异小些，但只要存在差异（如100分和130分），情况就都差不多。但是，当两个人的智商都很高，这种规律就被破坏了。一个智商130分的科学家跟一个智商180分的科学家都一样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用哈德森的话说，智商值更像篮球队中球员的身高值。身高为1.68米的人能不能进职业篮球队？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想进入职业球队打球，身高起码要1.83米，当然1.88米优于1.85米，1.91米优于1.88米。但是自身高超过某一高度后，身高的作用就会骤减。一个2.03米的球员并不一定会优于一个1.98米的球员。（伟大的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其身高就是1.98米。）一个篮球运动员只需要身高足够高，超过职业队的身高门槛就可以了。同样的，智力也是如此，智力门槛同样存在。
让我们对「门槛效应」这个概念进一步进行探讨。既然智力因素仅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作用，那么超越这一程度，智力发挥不了作用的时候，另外一些因素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这又有点像打篮球：一旦你的身高足够高，人们就开始关注你的速度、球感、灵活性，以及球技和投篮准确性了。
智商对于人的职业生涯或者生活，只起到一个门槛的作用，而且这个门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很高。
刘易斯·特曼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其专长是测试智商。目前世界各国通用的标准智商测试，就是他发明的。从1921年开始，刘易斯·特曼就满腔热忱地把测试智商、发现天才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在联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他组织了一个团队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小学进行测试智商的研究。学校各班的老师首先从班级挑选出聪明的学生，然后对这些学生进行智商测试；测试成绩排在前面10%的学生，进入下一轮的智商测试；在下一轮测试成绩达到130分以上的学生，接着进入第三轮测试。
根据几次测试的筛选,最后挑选出最聪明、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生。在刘易斯·特曼的亲自组织、指导下,先后对25万名中小学学生进行了智商测试,其中有1470名学生的智商在140至200之间。心理学家心目中的这些年轻天才,被人们称之为「特曼人」。
所有这一切,都被他写进了《天才基因的研究》这本厚厚的红皮书中。他自信地认为,对一个孩子的发展而言,除了道德,几乎没有什么比智商更为重要的事情了。他坚定地相信,特曼人一定是美国未来的精英群体。
但是特曼错了。他过于固执地推崇处于智力金字塔尖上的「特曼人」（1%的佼佼者中精选出来的1%），而忽略了一个事实—智力在现实中的作
用并没有那么大。
等到「特曼人」成年，特曼结论的谬误性就显现出来了。这些天才少年长大后有几个后来出书，写文章，在商业方面获得成功；另外几个担任公职，其中有两个担任高等法院法官，一个担任市法院法官，还有两个在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供职，最出色的一个在州一级政府担任高官。但是，「特曼人」之中很少有全国知名的人士。他们的收入还算可以，但并不属于高薪。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职业只能算是普通，其中一个人的职业成就即便按照特曼自己的标准也算是完全失败的。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天才最终没有一个成为诺贝尔获奖得者。实际上，特曼的调查组当年也测试过两个小学生，他们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和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但是当时他们两个都没有被选中，因为他们的智商不够高。
社会学家皮特里姆·索罗金在一篇犀利的批评文章中写道，如果特曼当年随机选取和“特曼人”有相同背景（摒除智商因素）的学生作为观察对象的话，多年以后这些学生的成就可能跟他精挑细选出来的差不多。「没有想象力或其他天赋条件，」索罗金说，所谓的天才群体也只不过是一个有天赋的群体。」当特曼出版第4卷《天才基因的研究》时，「天才」一词几乎从他的文字中消失了。「我们发现」，特曼带着失望总结道，「智力与成就之间并不是真有那么大的关联。」
实践智力
有这样一种特殊技能，它能让你说服教授把课从上午调到下午，能让你在辩解一宗谋杀案时振振有词。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mberg）称之为「实践智力」（Practical Intelligence）。斯滕伯格的实践智力包括「知道该向什么人说什么话，该在什么时候说，怎样说才能达到最好效果」。这种技能更像是一种程序化概念：知道如何做某事，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知道，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
这种技能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能力：这不是关于如何辩解的知识，而是帮你正确了解形势从而获得你想得到东西的知识。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与智商测试所考查的逻辑分析能力完全不同的能力。用技术术语来说，就是普通智力与实践智力「相互垂直」：一方存在不代表另一方也存在。你可能有很高的逻辑分析能力，却缺乏实践智力，也有可能有很高的实践智力却没什么逻辑分析能力，或者—如同奥本海默（书中的成功例子）一样幸运—这两种能力都很强。
实践智力从何而来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逻辑能力从哪儿来，逻辑能力起码一部分来自基因。兰根（书中提到的智商比爱因斯坦还高的天才）6个月开始说话，3岁自学阅读，这是天生的能力。智商测试所测量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天生的能力。但是，社交常识是门学问，是一系列可以习得的技能。我们获得这类技能的场所是家庭。
特曼的研究结果中，这些处于下层社会的家庭出生的天才少年，最终几乎没有一个仅依靠自己的智力获得成功。而他们最欠缺的恰恰就是这种实践智力。
在上半部分「机遇」的最后，作者举了乔·弗洛姆的例子，来说明机遇如何在各个方面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文化传承
小镇哈伦
在肯塔基州东南部，阿巴拉契亚山脉延伸地带的坎伯兰高原上，有一个名叫哈伦的小城。这里地处偏僻，人烟稀少。1819年，来自不列颠群岛北部地区的8个移民家族在这里建立了哈伦县。他们的祖先在18世纪从英国移民到维吉尼亚。之后，为了开拓更多土地，他们不断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挺进。这个小县城一直很贫困。在建城头100年里，这里的人口很少，很多时候不足1万人。第一批移民刚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只能养猪、放羊，在山谷中辛苦维系着小片耕地。
而然哈伦能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开辟哈伦的第一批移民中的两大家族——霍华德家族和特纳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这两个当地古老的家族，时代仇杀，你很难想象，在19世纪的美国，这里奉行的却还是非常血腥暴力的生存法则，经常发生两个家族的混战，导致整个县城秩序大乱，死伤无数。
这是为什么呢？和睦相处就这么难吗？
「年轻牧羊人的尊严产生于第一次争吵的关键时刻，」民族志学者J·K·坎贝尔在一篇论述希腊牧羊文明的文章中写道，「争吵必然发生在公共场合，可能在咖啡馆，也可能在广场，更可能发生在两家草场边界，一家的牲畜跑到另一家的地盘被人骂被人打的时候，暴力回应便不可避免。」
在英国，这些边陲地区都是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数百年来争端就没有消停过，当地人一直生活在暴力冲突之中。这些牧羊人竭尽山地所产，在贫瘠的土地上艰难维生。在这样的地方，家族成员紧密团结，应对外部世界的粗鲁与混乱，他们逐渐形成了无条件以鲜血捍卫忠诚的品性。当这些移民来到北美，进入美国那些同样偏远的、不受政府法律管辖的山区或土地肥沃的边界地区—如同哈伦县那样的地方，他们就将旧世界的荣誉文化完好无损地移植到了新世界当中。
文化传承是事件背后更强大的力量，它植入人性，影响长存。经过数代传承，即便产生文化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条件已经消失，这种文化也会一直完好无损留传下来。文化直接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行为模式，其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它，我们将无法认知世界。
稻田与数学
看看下面这串数字：4，8，5，3，9，7，6。大声读出来。现在放下书本，花20秒时间记忆一下，然后把数字按正确顺序背出来。
如果你说英语，你只有50%的可能在20秒内记住这串数字。但如果你是中国人，你正确记住数字的可能性几乎是100%。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大脑存储数字的记忆周期是2秒钟，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很容易记住两秒钟内读完的东西。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之所以能够很容易记住「4，8，5，3，9，7，6」这串数字，原因是他们的语言系统在两秒钟内就能读出这7个数字。而英语则不行。
作为对照，亚洲学生对数学就不会感觉那么迷惑。他们凭脑子可以记住更多数字，做算术速度也更快。他们的语言对分数的表达就体现了分数的本质—这一切都有可能使他们更倾向于喜欢数学，正是因此，他们在上数学课或做家庭作业的时候就会更努力一点。这样他们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中国还有个说法叫作「一年忙到头，吃穿不用愁」。「一年忙到头」？对于悠闲自得采集蒙果果的土著人，或是依靠睡觉过冬的法国农民，或是任何生活在非稻田文明地区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谚语真是莫名其妙。
很显然，努力工作的精神品质在亚洲人身上很常见。在西方的各大名校，亚洲学生总被认为是最后离开图书馆的人。他们有时甚至因为这种看法而备感冒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模式化的标签是某种轻视的表现。然而亚洲学生依旧视努力工作为美德。
事实上，本书所涉及的成功案例均是那些比同辈更加努力工作的个人和团体。比尔·盖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沉迷于电脑，比尔·乔伊也一样。甲壳虫乐队花了数千小时在汉堡练习演出，而弗洛姆在机会降临之前，已经在不入流的并购诉讼生意上打拼多年。努力工作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而稻田中产生的文明的精华是，通过努力工作，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贫穷中寻找人生的真正价值。
这种观念——休息问题影响工作成绩——自然跟亚洲的关于学习和工作的理念不同。亚洲人的这种世界观形成于稻田之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每年种植两季甚至三季水稻，休耕时间很短。事实上，稻米的营养成分主要得益于水的灌溉，所以人们耕种的次数越多，收割的粮食也越多。
但是西方农业却恰恰相反。无论是麦田还是玉米地，每隔几年必须休耕，否则土地很快会贫瘠。每年冬天都有一些土地需要休耕，而休耕就会减缓春种秋收的节奏。据此，教育改革者对学童大脑耕耘的方式就容易理解了。在建立教育规范的时候，人们通常遵循与此类似的其他规范，而他们只知道小麦的种植需要休耕。所以，头脑即便需要耕耘，也不应过量，否则就会贫瘠。如何避免大脑贫瘠？那就是将暑假假期延长——这项美国特色的文化遗产对美国学生的学习方式影响深远，直至今日。
忽然之间，亚洲人在数学方面拥有优势的根本原因浮出水面。在亚洲，学校的暑假并没有那么长。为什么？因为，凡是崇尚勤奋取得成功的文明，都不会让学童随随便便放3个月那么长的暑假。美国学生每年在校时间平均为180天，而韩国是220天，日本则是243天。
事实上，富裕家庭孩子与贫穷家庭孩子的差距主要是在非在校时间内形成的。
小威廉成绩的提高依靠的就是增加学习时间，假如巴尔的摩所有的小学生也增加学习时间一年，会跟他一样提高成绩。另外第2个表还说明，学生无论贫富，经过同等努力，成绩提高的幅度是一样的。
玛丽塔之幸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家卡尔·亚历山大。亚历山大针对巴尔的摩市650名公立小学学生，从一年级开始进行数学与阅读技能的「加利福尼亚测试」，然后随年级增长追踪成绩变化。以下是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学生阅读成绩表，按家庭经济状况分——高、中、低收入家庭。
学生一年级入学时，依家庭经济状况不同，他们的知识与能力差别明显。富裕家庭的孩子比贫穷家庭的孩子得分平均高出32点—顺便说一句，巴尔的摩贫困家庭一年级学生的经济状况的确很差。再来看第5列，也就是学生在五年级时的成绩。经过4年的学习，穷人家的孩子与富人家的孩子成绩差距开始成倍扩大。
这种「成绩差异」现象并非偶然，而是被反复观察确定的。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可能会令某些人不快。第一种解释是，贫穷家庭的孩子没有富裕家庭的孩子学习能力强，因为他们不够聪明；第二种解释—也许比第一种乐观些—我们的学校教育使差学生变得更差：学校没有提供足够的教育。
巴尔的摩市的学校并没有在学年结束的6月让学生进行加利福尼亚测试，但他们在暑假过完，开学后的9月对学生进行测试。亚历山大认为校方举行的第二次考试可以帮助他进行附加分析。他可以比较学生开学时和期末时的成绩，以此精确掌握学生在学年内的成绩变化情况。假如他比较上一学年期末和下一学年开学的成绩，他就可以测算出学生暑假的学习情况。换句话说，他可以——起码是部分地——了解各类学生一个学年内产生了怎样的成绩差异，一个暑假里又产生了怎样的成绩差异。
下表展示的是当年9月开学到来年6月放假前，学生考试成绩增幅情况。其中总计列是小学5年的成绩增幅累计。
第2个表格显示的情况跟第1个表格截然不同。第1个表似乎在表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学校教育中落后了，但是第2个表说明事实并非如此。看一下总计栏，低收入家庭学生小学5年成绩累计增长量是189，比富裕家庭孩子的184还高出5个点，他们只是比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低。而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比其他两类孩子的得分都高。
第3个表格显示的是暑假期间学生阅读成绩的变化情况：
看出问题所在了么？我们看看第1列，即小学一年级学生暑假过后的情况。富裕家庭的孩子9月回到学校时，他们的阅读成绩提高了15点；而同期贫困家庭的孩子阅读成绩下降了近4个点。穷人家的孩子在学期中有可能比富裕家庭的孩子学得多，但在暑假期间，他们却大大落后了。
再看这个表格的总计列，即暑假期间的得分总计。穷人家的孩子阅读成绩只增加了0.26。也就是说，在阅读方面，只要没开学，穷人家的孩子就没有任何长进。而富人家的孩子暑假期间阅读成绩跃升了52.49点。
事实上，富裕家庭孩子与贫穷家庭孩子的差距主要是在非在校时间内形成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试验性公立学校KIPP学园项目在纽约卢·贾里格初级中学宣布启动。KIPP学园是个教育项目，它的出现旨在对上述教育问题进行改革，给很多贫穷家庭的孩子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学园采取大班授课的模式：五年级的两个班，每班有35名学生。KIPP的学生入学不需要考试，而是从布朗克斯区适龄四年级学生中随机抽选。学生中有一半是非洲裔美国人；其余的是西班牙裔。这里有3/4的学生来自单亲家庭，有90%的孩子符合学校的「免费午餐」计划——也就是说这些学生家庭的收入很低，需要联邦政府负担孩子的午餐费用。
而KIPP学园最有名的就是超长的学习时间。以下是一个12岁女孩玛丽塔在KIPP学园的一天。
早晨5点45分起床是一天的好开端，”她说，“起床后，刷牙，洗澡。如果起得晚点儿我会在学校吃早餐。因为我吃饭时间长，我经常被老师提醒。我在公交车站会与好友狄安娜和史蒂芬会合，我们通常能坐上第一班车。我下午5点放学。如果在路上没耽误时间，我5点半就会回到家。我跟妈妈简单打声招呼就开始做作业。如果作业不多的话，我做作业会用2小时到3小时，晚上9点左右做完。如果作业里还有篇论文，我可能要做到10点，10点半也试过。妈妈经常打断我做作业，叫我吃饭。我总想做完再吃，但她说要先吃饭。吃饭一般在8点左右，吃半个小时，然后我继续做作业。有时等我完成作业，妈妈还想跟我聊聊学校里的事。我通常只能跟她简单说说，因为我想赶在11点前睡觉。睡前我会把第二天的书包准备好，然后上床。我跟妈妈谈论着白天学校发生的事儿，说不了多久，她就迷迷糊糊快睡着了，这时候一般是11点15分。我也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所有这一切就重来。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房间。但是我们的房间很大，可以分成两个空间。我们在房间的两头有两张床，我跟妈妈总是无话不说。
玛丽塔的生活并不是一个普通12岁女孩应有的生活，也不是我们传统理念所希望的状态。但是对玛丽塔来说，原有的生活环境给予她的品性不足以匹配新环境——即周末和暑假与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一同补课，使自己的成绩大大提高。她的生活圈子没有给足她这些便利。那么，她该怎么办？她只能放弃每天晚上和周末的娱乐，放弃与朋友在一起—这些都是她原先生活圈子的基本要素——回到KIPP加课。
这对孩子来说要求太高了么？的确太高。但是请想一想，玛丽塔因为上了KIPP学园，她的前途有了多么大的改变。玛丽塔与KIPP达成了一项「交易」——玛丽塔必须每天早晨5点45分起床，周六上课，晚上做作业到11点。作为交换，KIPP承诺给予这些身陷贫困的孩子摆脱贫困的机会。KIPP的学生中会有84%的人数学成绩居于同年级平均水平之上，90%的学生毕业后会考取私立或教区高中，而不是布朗克斯区那些教学质量差的高中。高中毕业后，又有80%的KIPP学生最终考取大学。这些孩子很多都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故事来自牙买加
作者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从基于和文化两个方面，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如何从一个牙买加贫困家庭开始，一步步改善生活，甚至改变命运。
总的来说，这是非常有趣的一本书。作者用大量的数据佐证个性作用并非成功的决定因素，非凡的机遇和特殊的文化传承，才是某些人得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而这些先天优势往往被掩盖在个人成功的光环之下。
讨论原文作为结尾：
对于母亲的成功，将其归结为个人奋斗战胜了固有社会身份更容易被传统所理解。这正如乔·弗洛姆的成功——他可谓史上最伟大律师—因为以他的种族，在他所处的时代，他所做出的个人努力是非凡的。他没有出生在律政世家而是服装厂工人家庭，然而这样的身世依然为他提供了独特优势，他凭借这一优势最终战胜了「白鞋」律师公司所代表的社会不公。比尔·盖茨本可以安心接受天才的称号，没必要在回顾人生历程的时候表现出谦卑：「是的，我是幸运的。」他之所以如此回答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成功的确因为幸运：没有湖滨学校电脑俱乐部在1968年为他提供电脑，就没有他今天的成就。无论是冰球运动员，比尔·乔伊，罗伯特·奥本海默还是任何意义上的超常之辈，都无法目空一切地说：「我的成就完全依靠我自己。」他们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是机遇与积累的结晶。超级律师、数学天才和软件企业家的成功依靠的也是人类的一般经验，他们的成就绝非石破天惊也非神秘莫测。他们处在优势与文化传承的网络中央，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则是后天养成；有些是自己争取的，有些则仅仅是因为运气—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说到底，所谓「异类」从来就不是什么异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