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我是个内向多于外向的人。如果可以，我期待与人通过文字交流，而非语言或者见面。在文字世界里，我乐观、调皮、游刃有余。而一旦在电话里或者见面，我就会有些紧张——尤其面对在乎的人。所以许多情绪只能放在心里，很多人经常想起，却不知如何联系才不是叨扰。由此非常推崇一首小诗：
关切是问
而有时
关切是不问
倘若一无消息
如沉船后静静的海面
其实也是
静静地记得
2017年9月10日，教师节。看了一些有关教师节的文章后 ，我想有些电话、有些想念，不应再沉默。就怕，沉默后又隔天涯。
在此记录我拨出的三个电话。
余老师
余老师是我大学选修课老师，教授“现当代文学”。他那时将近六十岁，个子高挑匀称、戴着眼镜，声音明朗又平和。冬天的时候，总是西装、呢大衣、围巾，穿得一丝不苟；夏天呢，便是衬衣和西裤，清清爽爽。虽说教的是现当代文学，可记忆里，他的古诗词讲得更多些。几堂课后，我冒昧地将我的两本书恭敬地双手碰到他面前，他很是惊喜。后来在一次课上，他点评了我的作品，并问我，有没有加入作家协会，如果没有，他可以作为推荐人。正是因为他，20岁那年，我就加入了云南省作家协会。
电话接通。
老师：蔡怡琳，你一切都还好吗？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我真的很高兴。一直记得那次去厦门你陪我去的鼓浪屿，那真是个美丽的地方。你现在还在纪委工作吗？什么级别了？做宣传呀？很好，挺适合你的。家里都还好吗？
我一一回答，并邀请老师再游厦门。
昆明因为有余老师，一直是那温暖的存在。
曾老师
曾老师是我高二时的政治老师，印象里，他的哲学讲得特别好（高二那年主要是学哲学吧？）我自认是个逻辑混乱的小孩，觉得哲学高深莫测，有些害怕。可我不怕曾老师，因为我知道，他对我高看一眼。还在高一的时候我就是学校的影评社社长，经常不务正业地组织大家看电影、出海报。好几次坐在靠窗的座位还在画海报的时候，被站在走廊上的他看得清清楚楚，他从不批评我，而是一顿表扬，认定我很有灵气。所以当知道他成为我的老师的时候，我很开心。
哦对了，忘记介绍曾老师。他也是五十开外，是学校政治教研组的组长。因为长期穿白衬衣外加背带裤，和动画片里的“安西教练”很像，同学们都叫他“安西”。上课的时候他很严肃，最爱提问我。什么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我独自一人到昆明上大学时他给我打电话，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轻易对人付出真心、对一个人好可以，至少得考验一年吧？言辞切切，比我爸有过之而无不及。
电话接通。
说话最注重逻辑的老师开心得语无伦次：
蔡怡琳，我怎么会忘了你？我一直在关注你，从报纸上知道你又出了新书。我曾某人这辈子有你这样的学生，非常骄傲！你结婚了吗？怎么都没让老师知道，让老师喝上一杯喜酒呢？什么时候让老师看看你呢？那么多年没见了。爸爸妈妈都还好吗？告诉他们曾老师向他们问好！
电话这头的我，泪流满面，为自己多年的疏于联系感到羞愧难当。
陈老师
她是我许多文章的女主角，是我高中三年崇拜的对象，也许是因为她，我的语文才会比别人学得要更好一些。她那时不到40岁，美丽得像蒙娜丽莎。她对我付出了比对别人更多的耐心，包容我的多愁善感、陪我风花雪月。她曾经在我的周记本上写：老师很怕你长大后，这个世界会给予你伤害。
我当时不懂她的意思，真的不懂。
电话接通：
怡琳，是你吧？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我真的很高兴。你有没有长胖点啊？我变得好胖了，如果能把肉给你就好了。你现在在哪上班？压力大吗？在纪委啊，那可是很忙的，要注意身体。要孩子了吗？不要也好。不一定要按着大家都觉得应该怎么样的方向去走才是对的、好的，只要你开心。工作上要努力，但要守正，要俯仰无愧于心，知道吗？你现在上班地点是在XX呢？我有空去看看你吧？
我的心如同春风拂过，阳光点点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