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有尚智的传统，“唯上（尚）知（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人们都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智慧。人类历史的星空，不可计数的智者散射着智慧的光芒。孔子说自己“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即应属于智的范畴。他对于宇宙根本规律有一种自觉和坚定的追求，感叹“朝闻道，夕死可也”。因此，孔子无疑是个智者，用现代的名词就是一个大思想家。首先把“智”视为道德规范、道德品质或道德情操来使用的，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他把“智”与“仁”、“勇”两个道德规范并举，定位为君子之道，即所谓“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之后，孟子将“仁义礼智”四德并提，构建为人道的全部蕴涵。到了汉代，董仲舒确立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智”位列其中。
“智”到底是什么呢？可以说智是分层次的。普通人在常人社会中唯利是图，为个人利益投机钻营，蝇营狗苟，而且为时有所得蝇头小利而沾沾自喜，这就是常人所说的聪明智慧。这种智慧象萤火虫发出的萤光，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仁人志士基于对生命意义和社会责任的认识，担当道义，当仁不让，见义勇为，为历史传诵、社会称道，这种智慧则相当于逆风高举的火炬，让人振奋。觉者智士对于人生、自然、社会甚至宇宙规律的把握和自觉遵从，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觉悟。“大智若愚”，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而无不为”，在利益和欲望上“不敢为天下先”，尊道重德，同化宇宙根本规律，就是这种智慧觉悟。这种智慧可比太阳，光芒四射。因此最高的智者，当是对宇宙、社会、自然、人生规律觉悟了的觉者。最高的智慧是对宇宙根本规律——道的觉悟。老子、释迦牟尼就是这样的觉者，并具有这样的智慧。
中国儒家把智纳入道德伦理范畴，成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则属于火炬光芒似的人生智慧。如果说仁是一种目标，义是一种原则，礼是一种手段，那么智更多的是一种达到目标、遵循原则、运用手段的灵活性。如果说仁是温熙的，义是刚硬的，礼是和顺的，那么智则是圆通的。孔子讲：“智者乐水”。为什么？因为水无常势、常态，随圆就方，不滞不固，灵动无碍，很好的体现了智的特点。因此，仁义为先，智识从后。人的智慧应从属于仁义的前提之下，是为了解决如何更好地施行仁义。智只可全力助善，而不可胁从作恶。美德即智慧。真正的智慧，应该首先能够区分什么是真正的是非、好坏、善恶，给人指示正确的人生目标和方向。这就是孟子所说：“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只有正确运用、运用于正确目标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大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不屑于“奇技淫巧”。老子讲：“绝圣弃智”。佛教中讲“所知障”。郑板桥讲：难得糊涂。过于现实的小聪明，对于知命修命的大智慧反而是有妨害的。因此，智是不可过求、滥用的。应该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乐天知命故不忧”。错误的运用智慧，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愚蠢。培养这种真正大智慧的学校和学问才堪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其目标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人应做知天命，顺天道，大仁大义、大智大勇、智勇双全、堂堂正正的大人君子，而不应徒具狡兔仓鼠之小智，做营营苟苟之鄙事的小人庸夫，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