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整体”的经验论——《经验论的两个教条》
事实上，蒯因的思想并不能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来概括，但这篇文章的名气实在是大，所以把它放到了题目那里。名气大不代表好理解，起码秋小平看来，蒯因即便说明了分析-综合之间画不出一条界限，却极其模糊地承认了的确有分析、综合性这样的鬼东西。这是难以理解的，个人认为，既然有分析，那么取它的反面，便是综合的了，界限这就画出来了。
首先，我们不讲这两个“信条”，先讲一个有名的“彻底翻译”的悖论。一名语言学家跑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里去学习他们的土著语言，在此之前，这门土著语言是从来没有被外面的人知道过的，语言学家也对此一窍不通。语言学家在部落里生活并适应了土著语言的环境，他尽力地通过土著人的动作、周围的环境，去记录并琢磨每个音节的具体意思。再放宽一点条件，语言学家知道土著人如何表示赞同或反对。现在假设有一只兔子从语言学家和土著人面前跑过，土著人脱口而出“gavagai！”语言学家可能第一反应认为“gavagai”意思是“兔子”。并且往后每次出现兔子时，语言学家便对土著人说“gavagai”，土著人表示赞同。那么问题就来了，“gavagai”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兔子”呢？事实上，它完全可以是“兔子的脑袋”或者“跑来跑去的兔子”等，甚至可能是句子“看，那里有一只兔子！”语言学家的翻译有没有问题呢？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甚至在同一门语言中，你知道某个人所说的每一个字，可就是不一定知道它的真正意思。某人说“秋小平超帅的”，可能他的确在夸我帅，也可能是奉承一句，其实秋小平非常丑，好安慰我幼小的心灵罢了。蒯因据此悖论来论证“意义”这个实体是不存在的。
如果句子A和句子B、句子A和句子C都有相同的意义，如果有“意义”这一实体，那么显然句子B和句子C也有相同的意义。句子B可以看作“翻译”了句子A，而句子C也同样看作“翻译”了句子A。句子B、C都是句子A的翻译，可是它们不一定等价，甚至可能是逻辑相悖的，它们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意义”这一实体是不存在的。“看，那里有一只兔子！”和“兔子的脑袋”都可以看作是“gavagai”的翻译，可是它们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蒯因告诉我们，命名和意义是不同的，本体论承诺不需要语言框架来避免，名字是一回事，意义又是另一回事了。
《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这里的“经验论”其实指的就是逻辑经验主义，第一个教条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也就是分析-综合之间有根本的区别；第二个教条是“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也就是句子层面的“还原论”。
蒯因对第一个教条的批评是，这条分析-综合的分界线是画不出来的。一般认为分析性命题有两种，一种是逻辑公理，比如同一律和矛盾律，“所有的未婚男子都是未婚的”；另一种是通过同义替换可以转换为逻辑公理的句子，比如“所有的单身汉都是未婚的”，“单身汉”同义于“未婚男子”。
如果要知道一个句子是第一种逻辑公理的句子，那么就要知道它们的主语和谓语是同义的；如果要知道一个句子是第二种句子，也需要同义性来使这个句子可以转换为第一种句子。那么，要说明分析性，就要先说明同义性是什么了。
要说明同义性是什么并不简单。一种可能的说明方法是：如果按照通常的下定义，我说“同义性是A”，那么同义性就和A就是同义的。这种下定义试图用需要论证的东西来证明自身，这就造成了循环论证，同义性不能作为它自身的论据。我们可以说这种定义是一个约定，但它没有告诉我们同义性究竟是什么，我们对同义性的了解连一点额外的信息都没有增加。
另一种可能的说明方法是：“保全真值”的互相替换性，也即如果两个词在一切场合都可以互相替换，那它们就是同义的。这里可以用“彻底翻译”的悖论反驳，“有大脑、小脑的兔子”和“有脑袋的兔子”在任何情况都可以替换，可是它们是不同意义的。满足同义性可以互相替换，可是满足互相替换性不一定是同义的。
还有一种说明方法：也就是通过第二个教条“还原论”，同义是诉诸于经验事实，因为两个词语之间的直接经验部分都是相同的，所以两者是同义的。“还原论”是说，对于任何一个句子，都可以分为语言成分和事实成分，若一个句子的事实成分趋向于无论何种情况都得到验证，或者说没有事实成分，那么它就是分析的。
蒯因对第二个教条的批评是，“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仅仅作为一个整体去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也就是说蒯因并不反对还原论，他反对的是单一句子的还原论。我们需要蒯因的另一部分的理论，自然化的知识论，来说明这一点。
下面将说明蒯因的自然化知识论。对蒯因来说，语言行为其实是一种刺激-反应系统的行为，它和你碰含羞草的叶子，然后它自然地收拢的行为并无两样。即使你遇到刺激时并没有说出话来，但你也有一种语言表达的倾向，这种倾向和你的确说了出来并没什么两样。他定义，观察句就是你在接受刺激时表达出来的句子，即便你经过理性的整理，只要是刺激的反应，它便是一个观察句。
我们对于句子真值的判断并不是针对单一句子的，而是针对一整个句子体系的。当你要判断“兔子是白色的”时，你需要另外一些句子，比如“兔子是有毛的”、“兔子的毛是白的”、“白色是黑板那样的颜色”等。如果说你认为“兔子是白色的”是错的，并不意味着你认为“兔子的毛不是白的”，你也有可能认为“兔子是没有毛的”，既然没有毛，白色又从何谈起呢？所以句子只有在一整个句子理论体系下才有意义真假可言。好比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只有以整体看待才有意义可言。
一个经经验确认的观察句可能同时支持多个句子体系，也就是说，在这些句子体系中，该观察句都是可以成立的。观察句越多，可成立的句子体系的数量便会不断被新的观察句所筛减。“彻底翻译”可以为这个观点提供支持，“兔子的脑袋”和“看，那里有一只兔子！”两种理论体系都是“gavagai”的正确的翻译。另一个例子是，以低速生活中的事例来看，牛顿的物理理论体系和爱因斯坦的物理理论体系都是正确的。然而当进入到宏观物理的研究，这个新的观察更支持爱因斯坦的理论，牛顿的理论便被“筛减”走了。
因此，句子只有作为一整个整体才有意义，句子体系可以由经验提供支持，但单一句子是不存在“还原论”的。从而，对于单一句子来说，因为不能对分析性作进一步说明，所以分析-综合之分是无法画出的。而除了数学、逻辑的理论之外，对于任一个句子体系来说，必定有观察句和非观察句的存在，分析-综合之分就失去了意义。只有基于句子体系的整体，才能谈论分析-综合二分。蒯因使可检验性标准再度修正，使其从一个句子的判断退缩到了一个句子体系的判断。
蒯因进一步批评卡尔纳普的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的区分是没有必要的。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都各自属于一个句子体系，如果说不能检验，那只是因为经验的确没有提供支持而已。也就是说，世上并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是因为我们观察能力所限，而只能解决部分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无限发展，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有两个秋小平很难理解的地方。一个是，虽然给不出分析性究竟是什么，我们却可以列举出含有分析性的句子，比如“秋刀鱼是鱼”、“3+5=8”。另一个是，我们论证了没有“意义”这个实体，却说同义性是可以成立。可能蒯因原意的确如此，他就没有推翻经验论，而只给了一个“修正版”的、“没有教条”的经验论；也可能是秋小平理解错了。如果是后者，那就尴尬啦（快跑快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