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殷海光文集》之书信部分
台湾之所以成为今日之台湾，世人皆见蒋经国先生之力——于晚年顶住压力开放党禁、报禁，奋力将台湾这列火车推上民主宪政之轨道；而不知背后坚持不懈传播民主宪政思想之殷海光（1919～1969）先生的贡献，诚如他自己所言，“惟有对民族、对国家、对当前危局抱有严重责任者，才不辞冒险犯难、据理直言，据事直陈”。而他的学生林毓生这样评价乃师：“当时普通公民唯一参与政治过程的管道是言论的领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殷先生以一个读书人扮演了近似反对党的角色。”（《殷海光先生的志业与台湾的民主发展》）不能设想，假如台湾没有殷海光先生，它会否这么快地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还得打个问号。
此文之标题，乃从殷先生遗嘱中借来：“我若死在台湾，希望在东部立个大石碑，刻着‘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体化灰，撒在太平洋里，墓碑要面对太平洋。”（《口述遗嘱》）而其文集封面上，是殷先生以左手支颐闭目苦思之照片，这简直就是罗丹的《思想者》之中国翻版啊。殷先生虽然两眼紧闭而思，但我怎么觉得，他深邃的目光直射着我，紧盯着一切心灵尚未僵死的中国人，引导、催促着你去思考，思考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他是真的爱我们这个民族，爱整个人类啊。
文集第二卷《知识分子的使命》的后半部分，是先生的书信。此前，我曾读过《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那仅是他们师生二人之通信。而这次，则涉及到了许多人，有学弟，有弟子，还有致徐复观、於梨华、罗素等的。从这些书信中，可窥见先生的生活状况、志向、好恶与性情。
“近一个多星期真是发书财了”
先生自从被迫于台湾大学辞职后，经济陷入困境，“我的经济情况可以叫做‘阵雨经济’：偶尔有点稿费或‘科学研究’补助金时，就可以买一点书”（《致何秀煌》1965年）。其日常生活状况是“我除了读书、写作以外，就是在院内小水泥径上来回踱步”（《致林毓生》1967年）。而院外则是“从七月开始，我住巷口就有一二便衣守候，夜间作纳凉状。我起先不知道，日子久了就察觉了。我外出时，也有时尾随。这种监护，到九月底才撤销。可是，逢着节日就出现。十月十日巷口有人。十月二十五日光复节有人坐在巷口榕树下看报，十月三十一日，这里万岁万寿又有人守候巷口……这一带熟识的知识分子戏呼我住的墙为‘柏林围墙’”（《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
先生迫切需要阅读当今世界自由哲学最前沿之著作，不得不求助海外的弟子。这些书都很贵，是先生力所不能及的，许多书是那些尚在求学阶段的弟子自掏腰包给老师买的。他于是出台了“三个一”的规定：“关于以后朋友赠书的事，我已和李楣商量，实行‘一人一年一书’制度。这就是说，大家要送书给我，我当然感谢。不过，有时所赠的书，并不切合我的需要。为顾及大家的财力和我的需要，由我提出书名，一位送我一册，在一年以内不再提出。”（《致林毓生》1962年）。“近一个多星期真是发书财了。一连来了六本书，三本来自你们，二本来自林毓生；一本来自一位美国教授”（《致罗业宏等》1962年）。这样的惊喜于发书财的教授，我们有么？而他自称“教瘦”，“再写下去，话愈写会愈长的。过重的信要加十元钱的。你们知道十元钱对于我这‘教瘦’means a good deal”。这样的大学“教瘦”，我们能找得出么？他迫切希望自己的弟子发大财，“希望你有一天发大财，解决我的生活问题，无限制供给我书籍。那就好了！”（《致卢鸿材》1968年）
评价国共两党
先生认为“知识分子的第一任务就是说真话”，“我脑子里总记着阿（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把不是什么说成是什么，或把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便是假的；而把是什么说成是什么，把不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便是真的。’”（《致屈莱果》1966年）他这样评价国共两党，“他们都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产物，二者的政治思考模式完全相同。四十年来，他们为了争夺‘宝座’斗个你死我活，毫不顾虑生灵涂炭，国家陷于水深火热中”（同前）。“中国经过六十年的长期变乱，国共权力斗争死人在五千万以上（仅江西一省在八百万以上），财产的破坏，人民所受痛苦，社会进步所受阻碍，更是难以计量。我看真是够了！今后无论何派，凡主张以武力解决政权问题的，都是国贼”（《致朱一鸣》1968年）。
“我绝不自谦，也绝不捧人”
他遵循着“我绝不自谦，也绝不捧人，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原则。他把自己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对比：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说极有价值，也可以说极无价值。就纯粹的学术来说，我自问相当低能，丝毫没有贡献可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致卢鸿材》1968年）
有人问我关于港台哲学界的情形，我总是没有好话。“唐君毅的为人倒真诚，可惜思想像浆糊”。“方东美读书多，但只是一鉴赏家，他没有什么思想力”。诸如此类的话，常出我口。在这样一个好尚奉承的年代，我这样的人怎会被大家欢迎？我谈得来的人愈来愈少了……我觉得我也许属于过去，或者属于未来，但不属于目前。目前的种种，跟我愈来愈疏远了。这个样子的社会，不需要我这个脱节的人，我也实在无法参预这样没有灵魂的社会。然而，我并不对人类绝望。我愿意为着人类的未来作思想上的努力，努力地奉献自己的心灵（同前）。
“早年的胡适确有些光辉，晚年的胡适简直沉沦为一个世俗的人了”（《致陈平景》1966年）“唐氏所言，几乎完全是从我所说‘我族中心主义’作出发的基础，实在原始得很”。“唐钱诸人的著作，自从我发现基本观念错误，推理程序不通，无现代知识，且是一味的往自己脸上贴金以后，我即未再理彩”（同前）。“F. Hsu多少还开始做些实地考察什么的。比钱穆那些我族中心主义的幼稚宣传家接近科学多了。至于钱穆以下的那些纸上空吹文化的玄学客，更不足道了”（《致林毓生》1963年）。
他送给韦政通“思想工作者”称号，“请你太座别小看这一称号。从台湾看到香港，在我心目中，够这一称号的，不到五人。方东美根本不算，他并没有真正的思想力”（《致韦政通》1968年）。
近几十年来的人物，他只认可严复与梁启超，“默念中国近几十年来，在知名人物里，除了严又陵及梁启超二位先生比较有些成熟的见识以外，都是青苹果”（《致林毓生》1968年）。
他无比尊敬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老师金岳霖先生：
那时种种宣传正闹得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答复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致卢鸿材》1968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过我的老师，我接触到西洋文明最利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致林毓生》1968年）。
而他最为推崇的三位大思想家为波兰尼、波普尔与哈耶克——
迈克尔·波兰尼先生的《自由的逻辑》早已读过。不久之前，一位书店老板赠我一本他著的《个人的知识》。我才读不多页，便被他的精深所吸引。我几乎失声叫：“我失学了啊！无论是思想和学问都差得太多了！”波普尔、哈耶克、波兰尼三位先生，在我心目中，像三颗星，照临在我头上。这三位先生才是这混乱时代人类自由的保卫者和指南针。（《致林毓生》1968年）
请问，这三位先生的书，你读过吗？
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1966年在台湾被国民党所查禁，理由是“该书内容反对传统文化精神，破坏伦常观念，足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违反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六款之规定”。此书大陆出版后也多有删节。中共还曾宣布他为重要的文化战犯。他几乎不见容于国共双方。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啊。先生慨叹“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致林毓生》1966年）。
读了殷先生的文字，凡自认是知识分子者，都应该扪心自问一番：我是苍白失血、目无神光，还是身强体健、目光有神？
二O一七年九月二十日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