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中餐厅》和“明学”所支配的恐惧之中，让人恍惚想起几年前的六小龄童老师。
铺天盖地的自我表彰、一拍脑门的荒诞狂热、不分场合的武断专行、毫无根据的指手画脚，宛如一个亲爹。以上症状通常集中在某类典型的人群中：人过中年、稍有成就、雄心勃勃几欲指导全宇宙。也许是突然检查考勤的上司，也许是凌晨两点要求重做的甲方，也许是平时消失只在家长会后突击育儿的老公，但本质就是张牙舞爪的纸老虎罢了。
遇见这些人类样本，明眼人一般都看破不说破，任由其指点江山、潇洒昂扬，时间一长，恶疾难愈，年轻的时候尚可称中二，人到中年则沦为油腻，一把年纪就该被视作跋扈了。暴露密度大了，总有被打脸的时候。
要说他们是哪方面出了 bug ，究其原因大概在于不会共情。
公元前 200 年，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4 世纪时，学者将梵文词 SATTVA 翻译为“有情众生”，即一切有情识的生命；
20 世纪，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提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研究个体对他人意图的推测；
70 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提出“共情（Empathy）”的概念；
90 年代，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的生物学家发现“镜像神经元”，找到生物之间社交互动并做出情感反应的科学解释。
1996 年，心理学家马克·戴维斯编制了共情能力量表，以不同程度来衡量一个人是否会共情：
我会常常幻想或设想一些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对于比我不幸的人，我常常为他们担心。
我能深深体验到小说中人物的感情。
我通常能够客观地观看一部电影或戏剧，而很少被完全打动。
当我看到有人被利用的时候，我会有种想保护他们的感觉。
……
从宗教信仰到心理研究，我们用 2000 多年论证“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因为共情是大多数人共通的奇妙能力，眼见别人遭灾，也能代入自己，目睹他人痛苦，自身也能想象，感知了他人的意图、思想和情绪，人类才走向协同合作，建立起这样庞大悠久的文明共同体，共情就是我们和同类缔结关系的钥匙。
鲁迅写“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人间的许多悲哀都在于彼此无法共情，由此产生一种怆然泪下的孤独感，涨红脸的孔乙己和被苦难包围祥林嫂，都是从这个内核中诞生的悲剧。
从某种角度来说，《寄生虫》也是一部关于共情的悲剧，悲剧的来源就是“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臭”。
《寄生虫》剧照
而更魔幻的是，观众看完《寄生虫》引发了大规模共情，精英心疼快递员是和富人共情，社畜闻见自己身上的地铁味儿是和穷人共情，畅销作家因为马桶堵塞而发飙是和人类 TOP5 共情，网友嘲笑畅销书作家是和智力正常的人共情。显然《寄生虫》是个好故事，它能让人一波又一波地找到情感的联结，并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生态中的位置。
按照职业来划分的话，人文艺术领域的从业者共情力都比较突出。尤其是演员，必须天生感受力和敏锐度超出一般人，他们要和角色共情，别人才被他们共情。如果体验感稀缺、表现力低下，不能推己及人、由人到己，是无法说服观众的。
△ 从微博文字就可知，陈冲是感情多么丰富的演员。
文字也是唤起情感的利器，字与句的选取组合，会迅速勾动大脑中敏锐的神经。从文字的角度来说，当亲密关系破裂了，“我们不再是我们，我们依然是我们”只是一句息事宁人的 slogan ，“我是住在家里的幽灵，你爱的女人变成了僵尸”就是一个引起无数人共情的好故事。
所有非虚构写作的大家都共情力一流。故事怎么讲，关注点在哪，把读者领向何方、看什么风景、动哪种的情感，都极其细腻微妙。好的文学作品，情节精彩或手法高妙只占一小部分，而是作者必须非常敏锐、非常柔软、非常通人性才行。
有一回在西堤，我看见有一对情人掉到湖里，男的淹死了，浑身青紫地被抬到东门口的门诊部，用席子盖着，搁在墙根儿，跟他一块儿来的女的坐在台阶上哭。本来，逛颐和园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却死了一个，那一个怎么能不悲伤呢？我看那个女的哭，就也在一边陪着她哭。因为，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伤心的、很想不通的事情。看热闹的人很多，人们多把我当成了死者的家属，劝那个女的说：“你不要哭了，你也要为身边的孩子想想。”也有的人说：“唔，孩子还这么小，爹就淹死了，真惨！”我想，那个女的虽然没说什么，心里一定对旁边我这个陪哭的感到莫名其妙。
我哭着想，我们家的人怎么就不怕我被淹死呢？假如席子底下躺着的不是那个男的而是我，我三哥该如何向父亲交代？于是，我就很希望我也能死一回，不为别的，就为让他们也为我好好哭一回，省得我在家里老像被人忘掉一样。
叶广芩，《颐和园的寂寞》
一般情况下，人天然有同情心，看到他人受苦，我们也感同身受。共情是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既关注自己的内心，也关注别人的内心；能理解他人的反应、处境、感受、需求，并用恰当的情绪来回应。
太宰治在《候鸟》里说，太敏感的人会体谅到他人的痛苦，自然无法轻易做到坦率。所谓的坦率，其实就是暴力。
剑桥大学精神病理学科恩教授的著作《恶的科学》，就是探讨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同情心。
为什么有人会持刀闯进幼儿园砍杀儿童？为什么有人会为盗取一枚戒指切下别人的手指？为什么纳粹科学家会在俘虏身上做活体实验？为什么有人会围观嘲笑别人跳楼？
所谓“恶”，就是共情被“腐蚀”了。当我们情绪激动、压力过大、疲惫不堪、恐惧害怕，或是被某种思想洗脑时……都可能忘记其他人也是人，也有自身的感受和需求。即使我们觉得晓明一向是“好人”，他也可能做出“坏事”。当人满心只想着“我的感受”“我的目标”……就容易把他人当成“物品”，当成自己的手段或者障碍。那些满嘴“我如何”“我如何”的人，八成是陷入了情绪焦虑。
任何人都可能被“共情腐蚀”，有些人会长久处在“零共情”的状态里，他们极端自我中心，坚信自己绝对正确，毫不顾忌自己的行为或语言会对他人产生什么影响。但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并不快乐，因为这是一种极端孤独的状态，无法和别人真正地交流，也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联系。
微博博主 @游识猷 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我们普遍觉得女性往往比男性更会有同情心。无论是在实验室的量表问卷，还是在现实中体察人心，结果似乎都指向女性共情力更高。
然而研究表明，在提供金钱激励时，男女之间的共情力差异就消失了。当男性知道“准确共情他人会有金钱回报”时，就会爆发出潜在的共情力。但女性的共情力则没能在金钱激励下进一步提升。
研究的推论是，男性共情力低下，不是缺乏能力，而是缺乏动机。对女性来说，分享别人的情绪，似乎本身已经足够。对男性来说，这种社会化的技能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女性”的，得有额外奖励才能付诸行动——我能做，但懒得做。为何不共情？因为不值得。
国内在近十年开展的心理学实证发现，共情训练能有效减少儿童的攻击行为，且共情水平的发展随年龄增长而下降。成长过程中，有些孩子会出现虐待动物、攻击或嘲笑他人的举动，但经过共情教育，可以由嘲弄转变为同情，释放出更多善意和宽容。学者由此提出，在基础教育中，务必要培养发展儿童的共情能力。
罗素说，“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共情力不需要任何指标或考核，但却是人生相当重要一课。
怎么提高共情能力？
有一个简单又现成的方法——多读书，读好书。
斯蒂芬·平克和罗宾·邓巴都提到，娱乐和文化能增加共情力，会无意中扩大人们的信任范围，利于形成更大范围的社会协作。受都市文化影响辐射的地方，人们的性格普遍更温和，更倾向于协作，社会开放性更高。
用 fMRI 扫描了阅读中的人脑，我们会发现大脑中关于“体验”的部分被激活了。常阅读故事和小说的人，确实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更强的共情力。目前在英国和美国流行“书疗（Bibliotherapy）”，观察对象在阅读小说片段之后，认知能力和共情能力都有所提高。
神奇的是，尽管小说只是白纸黑字，却能让人身临其境。阅读这个沉浸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脑部疗愈，特别是对于封闭内心的人来说，将自己投入虚拟情境里，体验人物的感受，又不用真正承担起社交压力，借此自然地敞开心扉。作品质量越高，文字越考究精细，越能提供更复杂、更高级的共鸣。
如果你陷入精神困境，可以去看看《小说药丸》——一部针对当代都市症候的文学疗愈处方，书中没有故事，而是按照各种情境和麻烦来分门别类的小说索引。从分手到便秘，都可以在相应词条下找到适当的书籍来疗伤。针对晓明的症状，不满可以读《罐头厂街》、自大可以读《金驴记》、疲惫可以读《都市疲劳》、焦虑可以读《奥斯卡与露辛达》、压力大可以读《种树的男人》、控制欲强可以读《八月茶馆》、过度进取可以读《远大前程》、中年危机可以读《遇见野兔的那一年》、共情力差可以读《约翰尼拿起了枪》……
不要闹了，听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