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西南天地间
——寻访杜甫草堂
□ 湖山
拜谒了武候祠，我们慕名寻访杜甫草堂。许多人知道草堂，是因为读了杜甫的诗，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在这个地方写成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唱出了一个漂泊者的痛苦呻吟，唱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尽管时间跨越了千年，仍然牵动着无数崇拜者的情思。
从侧门进入草堂，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园林，这里古树参天，翠竹青青，花草生机盎然。沿着小径寻迹而走，穿过低矮的柴门，走过一座石拱小桥，就到了草堂的故址。故址上搭了一间小草棚，草棚四面架空，象征着杜甫的茅屋，周围溪水环绕，竹木郁郁葱葱，环境显得十分清幽。附近的工部祠，因杜甫曾任工部员外郎而得名，祠堂古朴典雅，供奉着杜甫的彩色泥塑坐像，并配有他的生平简介。东侧是一座碑亭，亭内的大石碑上，镌刻着“少陵草堂”四个大字，字体刚劲浑厚，笔姿秀润，为清代果亲王允礼所题。
碑亭前面是诗史堂，正中有一尊杜甫的半身铜像，头戴幞巾，脸型瘦长，目光深邃忧郁，下巴垂着一绺山羊胡，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两边的陈列室，陈列着杜甫各个时期的诗歌。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言战乱之惨，说百姓之苦，抒漂泊之愁，悲家国之事，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被人称为 “诗史”。郭沬若先生的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高度概括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而他漂泊西南创作的600余首诗歌，真实记录了他晚年的生活轨迹，揭示了一个漂泊者的内心世界。
公元759年的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带小来到成都。在此之前，他经历了关中大旱，幼子饿死，怀着“满目悲生事”，辞官离开长安，带着一家七口西出秦州，南奔同谷，由于饥寒交迫由汉入蜀。一路的山水行程，蜀道之难，步履艰辛，险象环生，有时甚至是惊心动魄。经过了长途跋涉，杜甫终于在寒冬腊月的一个黄昏，浴着夕阳的余晖，走进了安泰祥和，市井繁华的成都。
刚到成都时，杜甫借宿在城西的草堂寺。公元760年开春，他在亲友的帮助下，于浣花溪畔修建草堂。当时的杜甫囊中羞涩，为了能在成都安个家，他忙着写诗到处拉赞助，索求资金建房，索要苗木栽种，就连锅碗瓢盆、日用家什，都是赞助得来的。他要了一百棵竹苗，还要了很多果木，因他他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多种竹子可以卖钱获得一些收入，多种果树可以在断粮时以果充饥。草堂盖好之后，老杜心情喜悦，颠沛流离的一家人，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他坐在门前的院子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自己的新居，写下了《堂成》诗一首：“背郭堂成荫白茅，绿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借比杨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杜甫在成都生活了四年，这四年他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完全仰仗着故人的周济。这些故人，都是川蜀的头面人物。彭州刺史高适，是他年轻时的诗友，两人曾和李白一起优游梁宋；成都尹裴冕，在朝廷当过御史大夫，可以说是他的老上司；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与杜家有世交之谊，也是两度镇守蜀地的一方诸候。这些故人重情重义，对于落魄的杜甫，没有疏远排斥，而是尽其所能的帮助。靠着故友的慷慨解囊，杜甫在成都度过了晚年最安定的时光，一首《江村》记录了他当时的生活：“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生活安顿之后，杜甫开始游览名胜古迹。他来到附近的古琴台，追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恋情。他寻访战国郡守李冰的镇水石犀，提出只有修筑堤防才能治理水患的主张。有时他划着小船，沿着浣花溪去郊游，直到新月照衣才回来。有时他独自骑马出郊，极目西山白雪，南浦清江。他曾多次瞻仰过武候祠，写下了著名的《蜀相》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通过评价诸葛亮一生的功绩，抒发了自己报国无门的痛苦。
定居草堂初期，杜甫的心灵得到了休憩，他抱着一种“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思想，鞠耕田园，种菜养花，写出了许多安恬散淡的田园诗。这一时期创作的《田舍》、《水槛》、《客至》、《绝句漫兴九首》等，读来颇有陶渊明的诗风，他写的《为农》反映了诗人当时的心境：“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远惭勾漏令，不得问丹砂。”
八九户人家的小江村，是杜甫心中的桃花源。他与邻里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北邻的退休县令，是他的风雅诗友；南邻的朱姓隐士，是他的郊游旅伴；黄四娘家的花卉小院，是他春天赏花的好去处。剩余的几家农户，也与他关系密切，时常送给他一些园蔬。一天杜甫穿着草鞋出门散步，被一户老农拉到家里饮酒，老农的儿子解除兵役回家务农，心情非常愉快也特别热情，结果这顿洒喝了一整天。尽管《旧唐书文苑本传》，讥笑他“与田夫野老狎荡，无拘检。”而曾经待候过皇帝的杜甫，能够冲出阶级的营垒，放下士大夫的身段，与农民交朋友，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鞠耕为农的经历，使他与农民打成一片，逐渐有了农民的思想情感。当一场及时春雨悄悄降临时，他看到万物滋润的景象，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创作了一首《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杜甫在成都的安定生活，是以故人的接济为前提的，一旦接济失时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在《狂夫》一诗中说：“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这种靠人施舍的日子，让杜甫生活的很不体面，可以说毫无尊严可言。子女因贫失学，老妻因贫发愁，儿子忍饥挨饿时，不顾父子伦常，指着他破口大骂。他经常以串门为由，故意去外面蹭饭，因而引起别人的反感。
公元761年秋天，一场大风把屋上的茅草卷走了，一时“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一家人在凄风苦雨中度过了一个漫漫长夜。痛苦的生活体验，使杜甫激情与期望同时迸发，写下了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振憾人心，催人泪下。一个穷困潦倒的漂泊者，在自己深陷苦难时，依然心怀天下苍生，这种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千百年来一直感动着读者的心灵。
了解了杜甫生活状况，我们的同学不禁提出一个问题。杜甫为什么不出去工作？他的这些故人，一个个位高权重，给他找一份差事，让他自食其力，养家糊口，岂不比拿奉禄来接济他更好。我们应该先看看杜甫能干什么，他除了会写诗之外，没有任何的谋生能力。当然凭他的文笔，在衙门里干个文职，想必还是能够胜任的，但这样朋友就成了上下级关系，这是当时官场最为忌讳的，日子久了恐怕连朋友都没得做。再说他们对于杜甫太了解了，这是一个不好共事的人，与其邀他来一起工作，还不如时不时给他一点周济。
762年七月，严武应召入朝，严武对杜甫有接济之恩，他将严武一直送出二百外。刚刚送走严武，成都军阀徐知道就造反，杜甫不能回成都，只得到梓州投靠相善的汉中王。在梓州他因思家心切，每每长夜失眠，于是让弟弟回成都把家眷接来。公元763年正月，历时7年的安史之乱结束，消息传到梓州，杜甫欣喜若狂，挥笔写下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读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就在杜甫打算收拾行装，返回老家时，战火又重新燃起。吐蕃攻占了河西、陇右等地，十月长安陷落，代宗出逃陕州，高适防守的雪岭三州也失陷。百姓惨遭屠戳，杜甫万分痛心，他在《征夫》一诗中，描写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
久住一地，引人生厌，过了重阳节，杜甫又迁移到阆州。他在阆州替王刺史向代宗进言，建议朝廷派选派贤明的官员坐阵蜀中。公元764年正月，朝廷以严武为剑南节度使，这个任命改变了杜甫的返乡计划。
成都兵乱已平，杜甫重新回到草堂，一种温馨之感油然而生。进得家门，他赶紧晾晒书籍，查看树木，四棵小松树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五棵桃树也枝叶茂盛遮住了小径，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组《绝句》小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诗歌通过描绘早春的自然美景，透露出一种清新舒展的氛围，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重镇成都的严武，正值用人之际，他希望杜甫投身仕途，结束草堂的野老生活，并保举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兼节度使署参谋。为了一家的生计，为了报孝多难的国家，杜甫来到严武的幕府。七月严武率兵西进，击败吐蕃七万人马，一举收复失地。这段生活虽然比较安定，但杜甫难以适应幕府的工作，加上受到青年同僚的排挤，多次请求辞职回到草堂。
性格决定命运，什么性格就是什么命运。杜甫一直很想做官，但他又始终与官场格格不入。为了做官，他曾参加科举考试落弟。为了做官，他在长安北漂九年，不断向皇帝进献诗赋，终于在44岁那年，才获得了一个八品县尉。他有着高适的正直和良知，不愿欺压盘剥百姓，拒不接受县尉的官职。他也不会做官，他在当左拾遗时，傻乎乎的要学魏征“直谏”，冒死为房琯说情辩护，却不知伴君如伴虎，更不知唐肃宗并非唐太宗，差点引来杀身之祸。他也有着李白的狂放，在严武的幕府中，他邋里邋遢，不讲官场礼法，甚至酒后坐在严武的床上，公然直呼其父的名字，搞得严武很没面子，以至于对他动了杀心。他性格固执，不知圆通，不会处理上下级关系，很难与同僚合作共事，根本在官场混不下去。
公元765年，高适和严武先后病逝，杜甫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只好告别苦心经营的草堂，买船东下沿江漂泊。在忠州停留数日后，因衣食无着感叹身世孤微，写下了一首《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船到云安，杜甫肺病加剧，只好停下养病。这时塑方节度使仆固怀安，勾结回纥、吐蕃叛乱，蜀中战乱四起。身处困境的杜甫，依然不改忧国忧民之心，他满腔悲愤地写下了《三绝句》：“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肯更留妻子。”765年九月，杜甫漂泊到夔州，靠着夔州都督柏茂琳的资助，替官府管理公田耕种，一家人衣食无忧，生活又趋于安定。在夔州的这两年，他写出400余首诗歌，取得了创作上的大丰收，主旋律仍然是忧国忧民。他的《负薪行》，用同情的笔墨，描写了妇女的痛苦生活，以及承担繁重体力劳动的艰辛。
公元767年深秋，杜甫拖着病弱的身体，来到长江岸边，写下了一首名垂千古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人纵目感怀，把家事、国事、百姓事的艰难苦恨，融注于萧索的江峡秋景中，营造出一种深邃而悲壮的意境，这是诗人晚年的代表作，体现了沉郁顿挫的风格特征，表现了高超的语言功力，被后世誉为“古今七律第一”。
由于返乡心切，768年正月，杜甫在白帝城登船，穿越三峡抵达江陵。在江陵留滞日久，他深感人情淡薄，又继续乘船南下，过洞庭湖入湘水上溯，经岳阳到达潭州。此时的杜甫，已经是风烛残年，生活无依无靠，但他仍然心系人民的苦难。他的《岁晏行》和《遣遇》，哀叹人民在苛税下的悲惨遭遇，体现他以民为本的一贯思想。公元770年冬天，59岁的杜甫来到耒阳，在挨了五天的饿之后，病死在湘江的一条破船上。临终前他只有一个遗愿，就是希望落叶归根，回到家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要求，杜甫的家人也无力满足，直到他死后43年，灵柩才得以归葬故乡。
好在还有诗歌。杜甫一生四处漂泊，却保存下来1400多首诗歌，这些在苦难中创作的诗歌，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财富。杜甫迁葬老家之后，他的孙子杜嗣业找到了元稹，求他给爷爷写一个墓志铭。元稹当时官居宰相，既是杜甫的同乡，也是唐代的著名诗人，他读了杜甫的诗稿，如同发现了金矿，心潮澎湃难平，挥笔写下一篇气势跌宕的墓志铭。他在文中写道：“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认为天下的诗人，没有一个比得上杜甫，甚至觉得李白的诗比杜甫差远了。
宰相元稹的一篇墓志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将生前默默无闻的杜甫，瞬间照亮的光彩夺目，一时杜甫的诗歌广泛传播，名动天下，甚至引发了李诗杜诗谁是第一的争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给出的评价则比较客观公允：“李杜文章在，光芒万焰长”，他认为两个人的诗歌成就都很高。韩愈的评价可谓“一锤定音”，奠定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公元902年，也就是杜甫死后132年，晚唐前蜀宰相、诗人韦庄，在成都浣花溪畔，找到了当年的草堂故址，发现草堂早已倾废，于是重建茅屋作为标记。以后历朝历代屡败屡建，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草堂。可以这样说，没有元稹，就没有杜甫；没有韦庄，就没有草堂。漂泊西南八年多的杜甫，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非常庆幸。
